主持人：今天时值辛亥革命100周年之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团委“寄予未来”系列讲座荣幸邀请到袁刚教授为大家讲“国会与辛亥革命”。请大家欢迎！
袁刚：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讲座，内容比较多，我们也就不讲一些题外话了。
就这个题目来讲，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是具有历史坐标意义的大事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是民主建政的一项重要成果，孙中山先生当选为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确立了民国的“法统”，于是千年王朝就此走向了“共和”，长期以来，这些都被人们高度评价。但是，这里却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政府也好，总统、约法也好，都是由临时“国会”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或草拟批准的，一切都是通过国会民主程序进行。孙中山也是国会选出来的，也就是说，临时国会是先于临时大总统产生的。辛亥革命时期全国政权建设的中心是国会，其权力地位从独立各省酝酿建立全国性政权的开始，就得到了确认，国会是新政权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以国会为中心组建新政权，就是通过代议制形式，以选举和协商的途径，来统合响应武昌起义的独立各省，甚至还包括没有宣布独立的省份，像辽宁、直隶等省，来共同建立新的国家。这种方式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固然不一样，和孙中山同盟会预先设想的成立军政府，从而以军政府统揽一切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却与立宪派在前清预备立宪后期发动的要求“速开国会”的大规模请愿运动，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其本身就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反正的前清旧官僚等，各派势力联合建政的一个尝试。同时，也借鉴了美国独立战争“大陆会议”的形式。可以说，它是中国民主宪政真正的起步，或者说是第一次落到了实处，这是不可忽略的意义重大的大事。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作为政治学者，想就辛亥、民国元年，也就是1911年至1912年的建政史事，再作一番考察，为我国最初的议会政治正本清源，也想就其政治意义，重新做一个评价，如果有不当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下面我们分八个问题来讲：
1，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共和国方案和革命方略。
2，立宪派筹划组立全国会议团以统合各方民主建政。
3，各派以临时“国会”为中心打造民国新政府。
4，组立临时“国会”与立宪派请愿“速开国会”一脉相承。
5，以临时“国会”为中心实现政权和平转移。
6，各派政治力量以“国会”为舞台进行博弈。
7，国会立法制宪和袁世凯阻断制宪进程。
8，确立国会博弈机制才是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
因内容比较多，有一些史料请大家看字幕，结束以后大家可以把这些史料拷过去。全文约四万字明年将在澳门《文化月刊》春季号（中文总82期）发表，到时大家可以去查阅。以上八个问题中，前七个问题都要铺陈史料，也就是通过摆事实，来说明辛亥民元两年间的建政是以国会为中心，我要把这个事实讲透，所以请大家好好看ppt。第八个问题是重点，我要做一些比较分析。
第一个问题是：孙中山国民党人的共和国方案和革命方略。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革命宗旨，就是要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建立共和制的现代民主国家。早在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的入会誓词，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所谓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国为楷模的联邦制共和国。
美国的合众政府对于清末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育奈士迭国》就记美国为“联合众志，自成一国”。1903年，激进青年邹容写的《革命军》中，更明确提出“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公举大总统，建立“中华共和国”。同年，孙中山在檀香山也提出：“效仿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都强调要选举。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的时候，就采取了美国的三权分立制，选举孙中山为总理。由此可见，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的革命取向，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无可置疑的。
值得一提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时候，上海各界人士在保皇党人唐才常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国国会”，以西方议会的形式搞了一个投票选举。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记了这个事件，叫“张园国会”，公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当然，这样的聚会谈不上是真正的国会，人数也就几百人，虽有章太炎、文廷式、毕永年、马相伯等名流参加，但其选举不具有代表性。然此事却说明，当时上海的精英，对于民主选举非常向往，对西方国会那一套一点也不陌生。
然而民主共和毕竟难以一蹴而就，这在欧洲各国也是经常有反复。同盟会所在的日本，当时也是君主立宪，更何况2000多年传统帝制的中国。如何创立共和？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就是打，武装夺取，打天下先成立革命军政府。1905年8月，程潜拜见孙中山先生，请示革命方略，孙中山指示：“革命军占领地区，必须立即成立政府，以为号召，即便占领小至一州一县，亦应如此”。凡打下一个地方，便立即成立军政府。
1906年秋，孙中山、黄兴及章太炎等人在日本编制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策划在全国各地举行起义；拟定了《军政府宣言》等文件，规定了军政府一系列革命政策。在理论上，孙中山将革命纲领概括为“民主、民权、民生”三个主义，后来提出了“五权宪法”。革命大目标是建立民主政权，但这有一个过程。
也是1906年，孙中山首次将同盟会的纲领实施分为三步程序：第一是“军法之治”，成立军政府，为期三年；第二步是“约法之治”，由军政府依约法“总揽国事”，六年为期；第三步是“宪法之治”，得解除军政府权力，依宪法选举政府。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三序方略”。
按照这个思路，革命成功后是先成立军政府，实行军法之治。也就是说，革命党将包打天下，革命之初将包揽政权，实行革命党专政。同盟会孙中山革命党根本没有考虑先立宪法，也没有考虑同立宪党人和其他派系分享政权，共商国是，共同协商来建立新国家。而是要等若干年后，革命秩序稳定之后，才开放政权，颁布宪法，民选政府。
同盟会为此先后发动了十多次武装起义，其主要手法是联络黑社会性质的会党。1906年12月，在湘赣边界搞了萍醴浏起义，这个起义规模是最大的，有会党三万人参加，但第一次规模最大，以后规模都比这个小。当然，这次损失也很大，刘道一牺牲了，还被抓了几个同党。以后，起义转入西南边陲，规模都很小，影响也小，打了就跑。屡屡失败使黄兴在1911年提出了革命党要建立铁的纪律这样的主张。要“以军律行事，即军政府成立时，亦当如是”。且军政府成立的时候也应这样。孙中山也指示只有严密纪律，“团体乃能坚固，不致如散沙”。由此可知，军政府是革命专制的政府，有铁的纪律。起先不搞民主，也不选举！
1911年4月27日，孙、黄举全党精英，在广州发动了黄花岗起义，规模不是很大，结果仍然是惨败，牺牲了72个烈士，后统计是80多个，顶多百人，但多是同盟会的精英。这次失败使孙、黄情绪非常低落。频繁的起义还有暗杀，虽然极大的震动了清廷，但有一个问题，即响应的人不多，社会波澜不惊，革命党人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可歌可泣，但社会不理解、不接纳。鲁迅笔下吃革命党人血馒头的群众，大有人在，革命党想一锤子把腐朽的清王朝击垮，看来无此力量。
1911年武昌起义的胜利，完全出乎孙、黄意外，事过数年之后，孙中山仍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起义的时候同盟会的大牌领袖都不在现场，筹组军政府时，参加起义的士兵和下级军官，都以资格比较浅，责任重大，而不敢自专，不敢当。最后竟是强迫曾亲自枪毙了两个起义士兵的“反革命分子”----清军协同黎元洪当了都督。黎元洪很有能力，也很有威望。起先他不干，象一尊“泥菩萨”，但其干起来之后却有板有眼，很快就成为了首义元勋。
武昌起义和以往的十多次起义相比，最大不同就在于迅即得到了各方响应，而以前的起义没有人响应，这次不但新军士兵响应，而且立宪派也态度鲜明地响应。湖北咨议局的议长汤化龙，不仅在起义的第二天即主动来参加军政府的组建，还以议长的身份通电全国各省的咨议局，号召他们响应。接下来的一个月中，就有14个省响应，宣布和清朝脱离关系。其中江苏巡抚程德全在咨议局议长张謇的策动下宣布独立，被拥立为江苏省军政府的都督。在14个独立省份中，大概有7、8个是由咨议局主导的。温和的立宪党人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这就使得起义更加平和，减少了暴力和死亡。但这和同盟会的方略却不大一样。
那么，黎元洪被推举为首义的都督，却也产生一个问题，也就是在政权建设问题上，革命党无法说了算，使得革命党的建政一开始就相当被动。宋教仁和黄兴后来赶到武昌，曾策划成立“两湖都督府”，压在黎元洪之上。但是，黄兴在汉口、汉阳督师打了败仗，也就没有颜面争位了。首义的武昌军政府一时俨然成为了全国革命新政权的中心，却并非革命党人掌握。
江浙联军打下南京是一个转机，但是南京也不是党人独占，而且革命党内部也山头林立。同盟会要包办革命、包办政权，已经不可能。据追随陈其美左右的章天觉所写的《回忆辛亥》，当陈其美在上海得到武昌起义的确切消息，正在考虑怎样策应时，突然听到武汉军政府派光复会的李燮和为总司令，到上海来督促举事的消息，就约沈缦云、蒋介石和章天觉等商量对策，说：“光复会势力，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所以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倘能从光复上海入手，次第光复江、浙、南京、皖、赣以达北京，共和告成，同盟会化为永占政治优势执政党，始可无恨”。这个话如诉如泣啊，为了争头功，江浙同盟会骨干陈其美、蒋介石等身先士卒，出生入死，奋力拼搏，陈争得沪军都督，即上海军政府的都督，但光复会的李燮和不服，在吴淞口自称吴淞都督，浙江都督之位归于威望极高的立宪派汤寿潜。
攻下南京的时候，有多位革命军的将领都自封都督，内部即将发生火拼，一时江苏省境内都督多如牛毛。于是张謇力主程德全将督署由苏州迁到南京，让包括沪督陈其美在内的各个都督，统归于他麾下，应该说是出于公心。我们看到，一个省尚且山头林立，全国的派系斗争更时隐时现，而在力量对比上同盟会并不占优势。这个时候，想让黎元洪靠边站已绝不可能，同盟会要搞革命专政，建立统一军政府，实现其原定的革命方略，根本就没有希望。
那么，如何统一革命军内部，使各省的山头有所归属，筹建统一的新政府呢？立宪派适时提出了召开独立各省代表会议的做法。
各省宣布独立之时，前清咨议局很多都改称为省议会，如张謇即改任江苏省议会的议长，各省的议会都没有废，而是和军政府并存，这是一个重要的现象。议会立宪党人都是民选的，是当地的精英，有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他们都积极辅佐或者参与军政府，主动地担起重要责任，对各省军政府帮助很大，得到了很多革命党的尊重。所以，当时立宪派和革命党双方打成一片，共商大计，在独立各省的政权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同盟会内部还是有不少人想包打天下。11月21日，孙中山由国外到达香港，已经担任广东都督的同盟会员胡汉民与廖仲恺从广州跑到香港去迎接。胡汉民劝说孙中山不要北上，留在广东主持大计，用半年的时间检练5-6万精兵，诉诸武力，鼓行北伐，直捣黄龙，以实力廓清南北。但孙中山没有听从，反而说服胡汉民一同北上，月底赶到上海，当即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上主要讲的是革命派。
第二个问题我们讲立宪派，即：立宪派筹划组立全国会议团以统合各方民主建政。
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之职，是由具有临时国会性质的“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选出来的。之所以当选，也并非我们教科书所说的，有如华盛顿那样功勋卓著，众望所归。因为起义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在，何来功勋？由于此前建政过程中黄兴和黎元洪两个人僵持不下，孙中山来得巧，打破了僵局。不过，这个大总统前面有一个定语，是“临时”的。还有一点是这个位置早已许人，“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已经许诺给袁世凯了。也就是说，孙中山这个总统地位十分虚弱，含金量不可和担任过两届当了八年实实在在的美国开国正式总统华盛顿相比。孙一开始就是一个“过渡”的总统，没有什么权。辛亥革命实际进程也不是按照同盟会原来的革命方略进行，全非孙中山所能掌控。选他的临时国会（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就于革命方略之外，革命党之前没有考虑开国会这个问题，是立宪派首先提议，由独立各省、各派势力通过协商成立的。而且在孙中山到来之前，临时国会已经开始运作，成为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权威公认的中心。
辛亥革命以后，各地响应，清朝土崩瓦解，形势发展非常快。各方精英都在商讨谋划如何筹组取代清朝的统一新政权。
首义都督黎元洪似乎最有当政资格，武汉先是按照革命党的原意图成立了鄂军军政府。11月7日，黎元洪即以鄂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向各地的军政府发电征求意见。其思路是请各省承认首义武昌军政府的中央地位，并且派人来参加政府工作。黎还公布了由宋教仁、汤化龙等人起草的《鄂州约法》，为建政提供法律参考。这个《鄂州约法》摒弃了孙中山的革命方略，其设想是立即设立“三权分立”的联邦制政府。而且很快就有人响应，15日，云南都督蔡鄂即回电，表示同意，但他“主张建设完全统一国家，设立民主立宪政府”，不同意搞联邦制。
我们根据现有史料的查考，在建立统一政权问题上，上海方面的酝酿似乎还早于武昌，而且思路不同。章开沅教授是辛亥革命的研究的专家，他早在1963年就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查阅了辛亥那年寓居上海的赵凤昌遗留的各种函电文告，从中的抄录原始资料，后人又补订成《赵凤昌、张謇等人信札、电文》，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章教授在1986年写了一篇文章----《辛亥革命前后的张謇》，指出：张骞、赵凤昌等立宪精荚，设想仿照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十三州会议总机关”，在上海设立各省代表临时机关。
武昌起义爆发时，寓居在上海的赵凤昌老人，召集游离于清政权之外的各界人士，来到他的家南阳路惜阴堂讨论时局。赵凤昌的政治阅历非常丰富，人脉很旺，与各方面人物往来很多，除了立宪派，他还联络革命党人，比如陈其美等，甚至包括清朝重臣岑春煊、熊希龄等，与北方袁世凯也有联系。经过与张謇等反复谋划，11月12日（也就是武昌起义一个月后），即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沪都督陈其美的名义，公开发函，发起在上海设立“全国临时代表会议机关”，实际上就是临时国会。函文具体的内容请看ppt：
“武汉起义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政治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国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次、第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议会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是亦历史上必经之阶级。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方法，以期保疆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选派代表莅沪集议。”（《赵凤昌、张謇等人信札、电文》第49）。
这个建议与同盟会建立军政府，首义武昌在鄂军政府基础上扩大的模式都不相同，其亮点就是仿照北美十三州殖民地派代表到费城开会，以国会为中心来统合一切，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也就是设立临时国会，以临时国会来筹组政府，而不是搞军政府。我们前面讲到“张园国会”，十年前沪上精英召开“国会”的情景，可以说还历历在目，对于如何召集国会，上海立宪精英是心中有数。于是，很快确定了集议的方法，要抓紧时间讨论一切。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拟成立的临时国会代表，各省咨议局和独立各省都督府一样，都可以举代表一人，对前清咨议局的代表资格毫不质疑。实际上，这时全国各省的咨议局都已经站到了革命一边，他们本来就是民选的，可以说其代表性更强。更有甚者，没有宣布独立的北方数省的咨议局，也可以派代表，这就使得临时国会更具代表性，能够代表尚未独立的北方各省。沪上精英还提出了会议大纲三条，其中第三条，对于清皇室的处置方法都已经考虑了。我们从电稿中可以看到，同革命党主张“打”不同，立宪党人注重“和”，他们规划国会，所议就是如何联络全国，保全中国，避免列强瓜分。特别是第三条“对于清皇室之处置”，就是要和平转移政权。
沪上精英认为，只有袁世凯才有能力收拾当前局面，所以就让曾在袁世凯幕府干过的常州人张一麐去游说，希望袁世凯掌握清政权后，以优待条件来促清室早日退位，南方则公举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参与其事的黄炎培后来说：“武昌起义，一切策动，上海实为中心，其于袁，外有张季直先生，内有张仲仁先，自始即通声气”。张季直就是张謇，张仲仁就是张一麐。在当时革命烽火遍神州的情形之下，幕后的策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后来的历史进程表明，事态完全是按照聚集在上海的立宪派精英设定的路线进行的，同盟会的《三序方约》不起作用。
赵凤昌等人也善于团结各方人士。起先陈其美不同意咨议局可以派代表，后来被说服。之后由武昌赶来的宋教仁、汤化龙也加入谋划，于是他们很快拟定了文件，《拟宣布临时国会成立计划》和《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以各省代表联合发起的名义公开发表，所列18个发起人里面既有革命派、立宪派，也有旧官僚。各派联合建政，而不是革命党包打天下。
到11月15日，已经有好多个省市代表来到上海，乃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拟宣布临时国会成立计划》。请看ppt：
“一、电达驻京各公使，照会驻沪各领事，宣布临时国会成立，请其电达各国政府，要求承认。
一、登中西各报，宣告临时国会成立。
一、刊刻图化。
一、内部一切应如何布置。
一、提议各件应先行预备（除通告三条外，如国旗、正朔、财政之类）。
一、袁项城、张绍曾各处，应如何接洽。”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计划的内容非常的广泛。临时国会暂定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并即电告武汉方面，希望他们派代表到上海来参加会议。
具有临时国会性质的“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认为意义有三点：
第一，以代议制来创办新政府，体现了民主。
第二，革命党、立宪派以及反正的清官僚等，都可派代表来参加，共商国是，甚至连没有独立的各省咨议局也可以派代表参加，体现了包容性、统一性。表明是要建立统一的全国性政权。
第三，以妥协和协商来融化山头，是高招。当时光江苏省内的山头就有很多，以协商谈判来整合不同利益，以求全国统一，也体现了更高的政治智慧。比起狭隘的军政府，此举更稳妥，具有更长远的政治见识，应该说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创举。
上海“组立全国会议团”的通知发出以后，立即就受到了各方的响应，连北方山东、河南这些没有独立省份的咨议局，也派代表来参加。东北三省在武昌起义后成立了“保安会”，以前认为保安会是虚晃一枪，跟清朝有联系。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东北三省保安会和清朝是疏离的，这与庚子年“东南互保”差不多。东三省也向上海派出了代表，奉天咨议局的议长吴景濂，还有吉林咨议局副议长赵学臣，就坐船从大连到了上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个吴景濂，是吴三桂的后裔，辽宁兴城人，京师大学堂毕业，也就是我们北大的。吴景濂这样的人在政治上能够突起，也说明了清末改革确如粱启超所说那样，是开明专制。否则，乱臣吴三桂之后，能有抬头机会吗？吴景濂在国会请愿运动中非常活跃，还当了辽宁省的议长，这个人以后在中国议会政治史上可谓风云人物，民国时他当过四任国会议长。直隶咨议局谷钟秀（也是我们北大的）、张铭勋等，这些人议政能力都很强，是立宪精英。
但是，首义湖北方面却对上海这些活动提出了异议，他们要请各省代表到武汉去筹组政府。这样，双方往来协商，鉴于武汉首义，上海的各省代表在10月20日通过决议，承认鄂军政府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但又提出“政府设鄂、议会设沪”方案，也遭鄂方拒绝。结果是上海方面一再退让，同意到武昌开会，在上海只留十几个人作为“通讯机关”。立宪党人首先倡导组立临时国会，但是他们妥协退让，并没有主导国会的组立，而是让给黎元洪。这是我们讲的立宪派的政治作为。
第三我们讲：各派以临时“国会”为中心打造民国新政府。
1911年11月20日，鄂军都督黎元洪接受了英国《大陆报》特派记者丁格尔的采访，“用简单的英语”表示：“要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合众国，每个省建立自治政府，同时有一个全国性的议会。”这说明鄂军方面已经接受了上海立宪党人的方案，以临时国会为中心来筹建一个美国式的联邦制共和国。黎元洪当都督是偶然，他并没有什么政治盘算，都是听别人的。起先他听革命党的，成立军政府，后来他又听立宪党人的，组织临时国会。
但是11月27日汉阳沦陷，前线总司令黄兴黯然离开武昌。11月29日，各省代表先后抵达武昌，此时的武昌已经处在北洋军的炮口之下，开会也没有安全的场所。第二天只好转入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了各省代表第一次正式会议。议会代表大概23人，推年纪最大的谭人凤当议长。同一天袁世凯主动派人过江和黎元洪议和，记住，这个议和是袁世凯首先提出来的，是他主动的。黎元洪就让代表来讨论，代表们分析形势，因为已经打了败仗，也就同意签订临时停战协定，并且作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决议。第一个决议就是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第二个决议是承认伍廷芳（留英博士，中国第一个律师）为南方和谈总代表。第三个是临时政府成立前由鄂军政府代行职权，即承认它是临时的中央政府。临时国会经过短时间的磨合，终于在艰危时刻开始运转。
为了尽快成立临时政府，12月2日会议又决定要制定政府组织大纲，委托马君武、雷奋、王正廷起草，这三个人中既有革命党又有立宪派，其中雷奋是立宪派，江苏省咨议局议员，还是资政院议员，年前还在北京开资政院年常会。同盟会员王正廷是海归耶鲁大学博士，马君武则为留日生，均为法学专才。3日，大纲就经代表签名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由临时国会来起草颁布，是各省联合建政的重要成果。由代议机关立法来组织一个政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意义非常重大。以前，哪里会让国会先起草一个法，再按照这个法来成立政府呢？国会立法、依法建国，这和以前王朝时代打天下坐天下，一朝天子一朝臣，已经是两重天。总的精神，就是民主、法治。
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在汉口开会的代表得悉，当时就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以后几经磨合，终于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
我们这里还要提一下孙中山，组立临时国会时他正在从海外回国的路上，他在伦敦得知国内有一个国会并推举大总统的消息，于11月16日打电报给民国军政府：“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途经巴黎他又打了一个电报，同意国内临时国会的举措。这说明孙中山也放弃了包揽政权的方略，完全认同上海立宪党人联合革命党和各方势力组织“议会”，效仿美国建立联邦共和国的努力，并同意黎元洪或者袁世凯当大总统。
沪上名士马相伯（复旦大学创始人）也发表政见：“先集热心国士开国会（无薪资），共举临时总统（所不以华盛顿为法者，天下共殛之。”所议也是以开国会为中心，期盼和议，以优惠条件促清室和平交权。
12月25日，孙中山到达上海，受到社会各界欢迎。第二天他就到惜阴堂拜见赵凤昌。当时，沪上精英几乎一致认为应该赶快组织临时政府，来统筹全局。一切布置好后，各省代表在12月29日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每省记一票，到会的17省代表中有16票选孙中山，黄兴的一票是湖南投的。在选举大总统以后，即致电各省都督府，要各省选派参议员三人到南京来组织临时参议院。也就是说，对临时国会要进行必要的改组，提出“参议员须择精通法政及富于经验者”，试图将国会参议院办得更好，更具代表性，以便更好地监督政府。31日，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1912年元旦举行了隆重的总统就职典礼，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就成为了中华五千年来第一位由“国会”选举出来的最高领导人。虽然只是临时的，却也很风光。
第四个问题：组立临时“国会”与立宪派请愿“速开国会”一脉相承。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在南方各方面没有异议，但是北方袁世凯却大为恼火。那么，袁世凯为什么恼火呢？以前的解释一般说袁世凯是为了总统之位，南方既然已经许诺，怎么突然翻脸选孙中山呢？其实，孙中山这个大总统是临时的，而且就职的当时就通电，“暂就临时之任，借以维持秩序，而图进行”。张謇也同时打电报给袁世凯，说大局一定马上退位。以袁世凯之枭雄，不至于因区区一个诚惶诚恐随时准备下台的临时大总统而发火。那他为什么发火？是另有原因。他指责的是南方违约。
违什么约呢？即南北和谈约定开“国民会议，解决政体”，用袁世凯的话来说，就是“国体尚未公决，未敢预闻临时政府事”。也就是应该开国会来表决政体，这样一个约定。在孙中山归国之前南北和议谈判已经举行了好几轮，就停战和召开国民会议来决定国体，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
南京重开各省代表会议（之前是在汉口）时（12月15日），从汉口赶来的浙江代表陈毅说，袁世凯的议和代表唐绍仪在武汉时表示：“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决议后，袁内阁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29日，南北和议代表唐绍仪和伍廷芳在上海惜阴堂又达成成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的协议。这是南北和谈的重要默契。
但是，正在这时孙中山回来了，孙的回国使因黎元洪和黄兴两人僵持不下，而迁延未决成立临时政府的南方出现了转机，各省代表会议突然单方面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成立早就在筹办的临时中央政府，来应付危局。政府开办费20万元是张謇以个人名义担保，向日本人借的，这说明沪上精英立宪派也都是支持孙中山成立临时政府的。吴景濂说：南方选孙组织政府，其旨是逼清廷“退让”，是针对清顽，而不是针对袁世凯，实际是助袁世凯在北方促清帝退位，但是袁世凯不能理解。
为此，在孙中山就职的当天（1912年1月1日），袁世凯宣布撤销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的职务，对谈判已订各条，例不承认。当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拜见袁世凯，袁指责革命党蛮不讲理，不断违反停战协议，并表示他不会接受塞满革命党的南京“国会”。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国民会议，应该是全国每个地区和民族选一个代表，在北京开会，袁提出要重新组织国民会议。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南方和北方虽有非常严重的分歧，但是北方袁世凯也已经把“国会”看作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清朝也在筹划召集临时国会，以国民会议表决到底是实行共和，还是实行君主立宪。这时“国会”的地位非常重要，要由国会公决来确定国体，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南方和北方都视国会为最高权力机关。
1911年12月30日，南京各省代表会议通告北方代表唐绍仪，告知17省代表已经在南京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已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不用再开国民会议了。南方确定以各省都督代表会为临时国会，但是北方不承认其代表性、合法性，要在北京重组更具代表性的临时国会，“以定指归”。
袁世凯和清廷为什么这个时候也看重“国会”？为什么这个时候各派建政都是以国会为中心呢？北方虽不承认南京临时国会是合法的，要重新搞，但也是要搞新的国会。以国会为中心建政，南北都一样。为什么？这我们就要从清末预备立宪张謇等立宪派发动三次大规模“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说起。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诏宣布预备立宪，各地绅民即吁请尽快召开国会，制定宪法。迫于压力，清廷于1908年9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1909年各省咨议局成立，中央资政院也开院，但这不是正式的国会，均无立法权，仅为咨询机关。当选为江苏咨议局议长的张謇，在9月发表了《请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发起国会请愿运动。各省咨议局随即联合组建了“国会请愿同志会”，有组织地到北京和平请愿，要求速开国会。资政院的议员也组织了“宪友会”，各省咨议局相应组织了“宪友会”支部，这样就形成了有组织的立宪派。年底，有16省咨议局代表齐聚上海，举行国会请愿代表团谈话会，组织代表团。1910年1月，由直隶咨议局议员孙洪伊领衔，到北京请愿。6月，又发动第二次请愿。8月10日，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各省串联互通声气，到9月又组织了第三次请愿运动。这些议员都是民选，来自基层，扎根社会，他们进行的是合法斗争，并联络各省的开明官员，上及总督、巡抚，争取到了20多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有上百万人参与，连资政院议员，各省督抚也卷了进来，官僚们也纷纷加入敦请“速开国会”的行列，形成波澜壮阔的强大政治洪流。其影响力之大，较之革命党孙中山他们发动的十几次打了就跑的武装起义，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和平请愿较之武装斗争，政治影响力更大，应该说实效更大。
立宪派为什么要打“速开国会”的招牌呢？为什么要以开国会为中心，提出他们的政治诉求呢？这是因为连遭西方列强打击而日益衰败的清朝，既然痛定思痛，要下决心学习西方改革政体，宣布预备立宪，也就是移植西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宪法至上，君主为虚，则几千年传统的君主权力，必须自我放弃。权力转移到哪里呢？不是转移到某个人，或者某个党，而是转移到由选举组成的国民会议之手，也就是代议制国会。把权力转给国会，由国会选举首相，来组织责任内阁，搞君主立宪政体。
我们都知道，国会政体起始于13世纪的英国，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以选举票决以定国事的政治机制，成为世界范围现代民主的核心制度。鸦片战争以来，洋务知识分子对英国国会巴里满（Parliament）做了广泛介绍，严复也翻译了穆勒的著作。就在国内请愿高潮的1910年，留学英国学习政治学的章士钊，也发表了大量的政论，介绍西方议会民主政党政治，他希望清朝的预备立宪能够“速攻扑现政府之组织，以善良之代议政体代之”，也就是采取英式君主立宪议会政党内阁制度，希望清朝的资政院能够办成英式国会。梁启超也就国会问题写了很多文章，认为清朝没有国会，也就没有现代意义的政府，政府应该向国会负责，而不是对皇帝负责。立宪派请愿“速开国会”，其实就是要求清廷开放政权，以国会为中心，转移权力，建立宪政政府。
面对立宪派的大规模国会请愿，清朝也是做了让步的。清政府缩短了预备立宪期，定于1913年开国会，在此之前先成立内阁。但是在1911年4月成立的却是皇族内阁，说明清朝根本不愿意放弃权力，反而集权皇族。立宪派忍无可忍，只好和朝廷抗争，与朝廷恩尽义绝了。部分人搞了第四次请愿，但立宪派的上层精英已不屑于请愿，要另谋出路。这年夏天，张謇去看望受到迫害隐居河南的北洋势力首领袁世凯，“道故论时”，袁表态：“到时候我听老兄你的”。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和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则直接参与并且领导了川汉铁路保路运动。川督赵尔丰逮捕蒲殿俊等，引发血案，结果直接引爆了辛亥革命。保路运动是立宪派领导的，这时立宪派几乎全体站到了清朝的对立面。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起初就是立宪派领导的，他们领导的保路运动造就的革命形势，使得清廷空前孤立。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就表态支持，并主动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的组织体系，通电全国，号召响应，其影响力是极为巨大的，绝大多数咨议局都积极响应。独立各省建立军政府，也往往都是跑到咨议局，以咨议局为中心，各界代表齐集议会来推举都督，说明代表民意的地方议会具有很高的威信，军民都愿意听议会的。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这个时候想启用遭贬黜的袁世凯救驾，袁在20日开出的条件，第一条就是“召开国会”，另外还有开放党禁、宽容起事党人，总揽全国兵权，宽与军费等总共6条，这6条其实就是呼应张謇等立宪党人，要以国会为平台转移权力，并且和南方议和。22日，资政院召开第二次常年会，议员们也提请清朝取消皇族内阁，另组责任内阁，开放党禁，赦免党人，提前召开国会等。和袁世凯唱的是同一个调子。
正当清政府还在犹豫之时。10月24日，新军第20镇统制张绍曾等军官在滦州联名电奏“十二条政纲”，要求“立开国会”，于本年内召集，改定宪法，由国会起草决议，以君主名义宣布，但君主不得否决之，宪法改正提案权专署国会“等。也是以”立开国会“为第一诉求，而且在近畿以军队相威逼，即所谓”滦州兵谏“，让顽固的清皇室吓得魂飞魄散。
各省纷纷独立，京畿也不稳，这个时候清朝是大势已去。10月30日，摄政王载沣就下令资政院起草宪法。11月3日，宪法十九条出炉，立宪派诉求的英国式宪政政体基本上得到了满足。如有这样的条款，”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宪法以资政院起草议决“；”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等。但这为时已晚，已没有多少人还尊奉满清皇帝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清朝这个时候把原御用的资政院视为”国会“，11月19日由资政院投票推选袁世凯为内阁总理，而不是下诏任命，这是一个重大改变。12月6日，载沣被解除监国摄政王之位，不再理政。清朝军政大权基本上转入袁世凯。
但袁世凯当政已不可能忠心维护清旧有统治，他出来是收拾烂摊子，开创新局。对南方，袁使出一打一拉两手，打是为了迫使对手和谈。10月28日，黄兴到达武昌，宋教仁等主张先组织中央政府，黄认为可先立一战功，然后再说。
30日，袁世凯也南下湖北孝感督师，先主动派员持函到武昌，表示愿罢战言和，遭拒。31日，南北硬碰硬激战汉口，此战对袁世凯来说是败不起，将直接决定其政治命运。对同盟会也关涉极大，胜则可乘势在武汉按预定方略，建立以黄兴为大元帅的中央军政府。两军既势不两立，故黄兴亲率敢死队展开巷战，冒死冲锋，但挡不住当时北洋军所拥有的最新式武器---德造马克辛重机枪的疯狂扫射。11月1日北洋军攻占汉口，黄不甘心，得湖南援军后，于11月16日向汉口反攻，但北洋军的马克辛重机枪封锁了路口，人海战术集团冲锋再英勇也不顶用，黄亲手枪毙两个指挥官，也止不住民军溃逃，反被北洋军乘势攻下汉阳。败军之将何敢言勇，黄兴的威信大打折扣，使革命党建立统一中央军政府的计划彻底泡汤。
27日汉阳失守，冯国璋拟乘胜渡江攻武昌，袁世凯”亲以长途电话勒止之“。袁见好就收，亲自致函黎元洪，表达善意。黎元洪和黄兴也致函袁世凯，希望他做中国的华盛顿。南北签订停战协议，并开始了和谈。这样，袁世凯就控制了局势。
袁世凯和南方和议并非秘密，也不是阴谋，因为他一出山就是这么说的，他提出和议也奏准了朝廷。也就是说，汉口汉阳动武是出自不得已，袁是以打求和。这一仗民军死伤三千，是辛亥革命死人最多的战役。江浙联军攻占南京时，清将张勋请求支援，袁置之不理。这个时候的袁世凯，是听老兄张謇他们的，而不是听清朝权贵的。而和议就是要”设法和平了结“，不打仗，少死人，最后南北以妥协开创新局。这正是上海立宪精英为袁世凯设计的方略，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赵凤昌、张謇他们设计的方略。
袁派出的和谈代表唐绍仪，是留美幼童出身，天性赞成共和，在南下的火车上他就主动把辫子剪了。到上海后，他先去拜见赵凤昌老人，常到惜阴堂和张謇、汤寿潜他们秘商，达成了以国民会议公决政体，实现共和的初步协议。
根据英国外交秘档记录，袁世凯曾经告诉英驻华公使朱尔典，他的政策是：“妥协辅之以武力”，以主和议，说今资政院已不足以代表民意，可在“上海或天津召开各省代表大会，将其本人计划交由大会通过”。唐绍仪也向朱尔典谈到开国民大会来表决政体，朱尔典认为唐氏所期望的最终解决办法是成立民国，而由袁世凯担任总统。“北京资政院阁员与回国留学生多数赞成建立民国”。这也印证了前述浙江籍议员陈毅所谓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的说法。立宪派请愿“速开国会”，现在，上下各方瞩目的，就是等国会召开，来决定一切！也就是说要走一个形式，和平转移政权。
但是，重新选举国民会议须待时日，南京方面等不及，要先成立民国临时政府，造成既成事实，以加快共和进程。1911年12月30日，南京方面致电袁世凯，“现各省到会代表已一律承认共和国体，无庸至北京取决。资政院已失代表人民之本意，院议各省概不承认”。其实，袁世凯也不信赖资政院，1912年1月1日，资政院召集了最后一次会议，自后停会。但袁世凯仍坚持要开全国性“国民会议”，并向南方发出了武力威胁。
第五我们讲：以临时“国会”为中心实现政权和平转移。
南方共和派虽不承认资政院的合法性，却也没有理由反对召开全国性“国民会议”。面对袁世凯的脑怒和武力威胁，孙中山低三下四接连给袁世凯发电解释，态度谦卑。电称：“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强调：“一俟国民会议举行之后，政体解决，大局略定，敬当逊位，以待贤明”。
上海立宪派精英也开通各种私人渠道沟通南北，作政治斡旋。《赵凤昌藏札》中有张謇致袁世凯电，请看ppt：
“国民会议解决政体，既双方承认，所须磋商者，止开会手续及地点而。若因是再肇战祸，大局何堪设想！”为迎合袁世凯，张謇并拟订了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数条，“大意如下：一、开会地点在汉口；二、议员由各省咨议局或省议会公举；三、各省议员人数暨票数，旧查人口之多寡为比例；四、蒙古即派在京王公，西藏或派北京雍和宫喇嘛，或五台山之呼图克图，或章嘉佛；开会期至迟不得逾一月；六、多数决定政体后，两方即须照行，蒙藏亦不得翻悔；七、政体决定共和，即另举总统。以上各条，皆极公允。望请酌核速复。千万秘密！”张謇并电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请老弟袁世凯放心，去放手逼清室退位，“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勘定大局”。
另有赵凤昌《拟召开国民会议办法稿》，时间约在1912年1月8日左右，也是迎合袁世凯开国会转移政权的意见。看ppt：
“一、开国民会议，投票取决共和、君位问题，取决多数。取决之后，两方均须承认。二、国民会议由各省电举代表组织，每省三人，每人一票，若到会代表不及三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权。三、开会省数有三分之二，即可开会决议。四、开会场所在上海城。五、开会时间定于十一月初十日以前，愈早愈妙”。
都是围绕着开国会问题，进行交涉。经反复斡旋，终于打消了袁世凯的疑虑。
既然南北都同意开国会来转移政权，而重选国会终究有待时日，最后，在立宪精英说服下，袁世凯同意了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国会地位，转而加紧向清室施压，实现了“愈早愈妙”加快和平转移清政权的方略，从而避免了流血战争。
1月中旬，南北双方代表在惜阴堂往来商议，袁世凯也直接与之电报往来，张謇等草拟了清帝退位诏书，交由南北各方斟酌，这已是公开的秘密。25日临时参议院开会同意并追认了对清室优待条款，2月6日表决通过。大家注意，清帝退位诏书是先由临时国会表决通过后，再由清室宣布的，这一点不要忽略！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正式发布清室退位诏书，开头即提“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但袁世凯添了一句：“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以其统治权并非私授于清帝，而是资政院选举，居以自重。为此孙中山愤怒致电袁：“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唯一合法的程序是经由南京临时国会。双方电报往来打笔墨官司。
2月13日，孙大总统提出辞呈，并举袁自代，15日参议院表决一致通过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16日，袁世凯致电参议院，表示接受临时总统职务，下午，袁剪去长辫，表示以新形象来当民国总统。20日，临时参议院公举黎元洪任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至此以南京临时国会为中心舞台，惜阴堂为幕后磋商场所，南北通过谈判、妥协与法制程序，终于完成了清朝政权向民国的和平转移。有学者将此称之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我看是恰如其分的。我们看到，辛亥革命政权转移等一切重大政治议题，都经过了国会，没有打大仗，减少了流血，这是值得高度评价的。
第六我们谈：各派政治力量以“国会”为舞台进行博弈
老奸巨滑掌握着强势北洋军的旧官僚袁世凯，为什么能够一再放弃己见，放弃在北京或天津另组国民会议，最终承认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的临时“国会”地位，接受由其选举的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之位呢？除了我们前面讲的时间等不及，立宪派精英斡旋等因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南京临时参议院本身所具有的代表性和独立性，其并非某党某人所能操纵，真正地体现了现代国会立法机构的特质，当是重要原因。它并不是革命党或某个人所能包办，是一个独立的国会。在孙、袁相争中，参议院基本能保持公正立场。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在选出大总统组建临时政府的同时，也着手将各省都督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国会议员张耀曾后来总结：“议院对行政有很大的力量”。国会不得了，对总统有很大的制约。张耀曾是东京大学的法科生，当时在日本读书的他接到蔡锷的电报：“接南京代表会电，临时政府成立，照章各省应派参议员三名，组织参议院。其职权在参与立法，监督政府，关系甚巨，应选精通法律、文言并妙之人”。张耀曾是同盟会员，但由云南都督蔡锷补派，作为参议员他很独立，并不太听孙中山的。
临时参议院以原来江苏省咨议局为会址开会。有革命党人对奉天吴景濂、直隶谷钟秀的代表资格提出了质疑，说：“未独立省份之代表，代理参议员者，无表决权”。但这之前吴景濂、谷钟秀已代表奉天、直隶签字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还投票选举孙中山当大总统，如果质疑，则前所表决者，又何能有效？其实，吴景濂、谷钟秀才是真正的民选的代表，只不过是清朝时民选的咨议局议员，由北方未独立的省咨议局派出。他们的参与是大大增加了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代表性。既有人提出质疑，吴、谷等即提出辞职，反而使独立各省代表慌了，不好办了，最后是全无异议，一律有发言权和表决权。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南京临时参议院是代表南北、代表全国的。
民国元年1912年1月28日上午8时，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参议院成立使得总统的权力受到制约和制衡，这就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大会记录当时有17省31人出席，后来又有所增补。到4月8日休会北迁，前后与会的议员大概有68人，是临时议员。
这期间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同盟会议员的比例不断增加，几乎占到全部议员的一大半（有的说是2/3，有的说是3/4），有一党包办国会之嫌，引起了不少非议。章太炎就说：“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并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但同盟会员也并非铁板一块，既然是国会议员，就要遵循法律程序，他们对监督孙大总统毫不含糊。特别是首义湖北省同盟会的议员时功玖、刘成禺等，异议最多。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和参议院之间，政府和议会之间，始终存在着监督和被监督的冲突，临时国会中始终没有出现章太炎所担心的一党之私。这个时候的议会政治，的确是开了一个好头。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早在各省代表在上海开会之初，就商定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的国旗。据议员吴景濂回忆，五色旗实际上是由立宪派与黄兴等共同协商，经过议会表决确定的。但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孙大总统却坚决主张要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总统依法行使否决权，交由参议院复议。参议院复议认为青天白日旗仅一个党派所制定，并不能代表全国，决议仍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后五色旗也得到了袁世凯的承认，北洋军阀16年一直是以五色旗为国旗。
临时参议院对南京临时政府进行了有力的监督。如为了筹饷北伐，孙、黄秘密出卖中国主权，向日本政商界借款，就遭到了参议院的坚决否决。成立临时政府的时候，为了垄断行政，孙中山也搞了一点小动作，表面上提议张謇当实业部总长，汤寿潜当交通部总长，程德全当内务部总长等，但这些人都不在南京，而在上海。孙中山采取“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策略，任命同盟会多人当各部的次长，实际掌握权力，这就使政府的实权掌握在同盟会手里。总统掌行政，这还没话可说。但是孙中山对参议院却无法控制，为了维护国会的独立性，留美海归的江西籍议员汤漪提出《行政官不得兼为参议员案》，使得出任政府各部次长的同盟会议员马君武、居正、景耀月以及任法制局局长的宋教仁等人的议员资格自动取消。既然三权分立，当了政府的行政次长，就不能再当国会议员，行政官不得兼议员，道理大家都明白，同盟会也不得不遵从。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议会对政府、对孙中山是有有力的监督。
第七，国会立法制宪和袁世凯阻断制宪进程
南京临时“国会”参议院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只有几个月，但对于维护民主、监督政府，作了很可贵的努力。作为立法机关，参议院依照严密的“三读”程序，前后审议了20多项法规，其中最重要的立法就是《临时约法》，被认为确立了民国法统，是辛亥革命一个重要的成果。
宪法是法中之法，是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及人民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法。它当然受到各方高度重视。1912年3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中国民国《临时约法》。关于《临时约法》的制定，过去有人认为是孙中山主持，或由宋教仁起草，对此已有学者作了辨析。立法权既归于国会，由总统主持制宪就不合法。事实上，《临时约法》完全是由临时参议院独立制订，孙中山只是依程序以总统名义颁布而已。
孙中山本人对《临时约法》并无好感，他后来说：“兄弟在南京的时候，想要参议院立一个五权宪法，谁知他们各位议员都不晓得什么叫五权宪法。后来订立了一个约法，兄弟也不理他”。《临时约法》以三权分立立国，中山“五权宪法”思想对《约法》毫无影响，也违背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所以孙中山对约法持批评态度。同时，各方对约法争议很多，特别是改总统制为内阁制，认为是专门针对袁世凯。
但始终参与其事的国会议员吴景濂却出面道出真相，请看ppt：
“约法之精神，取美国制抑取法国制，经讨论磋商，为时甚久。于约法上，纯采法国制度，三权分立。……约法上三权制度，与南京政府现行制度不同，世人不察，多谓约法所订权限系为束缚袁临时总统而设，故与南京孙临时政府所行制度不同。袁氏倡之，国人不察而和之，发为怪诞议论甚多，以此抨击约法。不知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时，约法正在起草，取何种制度尚未决定，而组织临时政府甚急，又不能待约法成立后再行选举。议约法时，关于取美国制抑取法国制，当时争论甚多，有速记录可证，并非为袁氏要作临时大总统，故定此种约法，以为牵制。予始终厕身与议，故知之较详。日后攻击约法者，皆袁政府所唆使。国内争论多年，至于因护法而用兵五年，痛矣哉”。
吴景濂所言在于澄清时论所谓约法是“因人立法”，并非袁世凯后来抱怨的对孙总统就予大权，对老袁就以内阁制架空，采美国制抑或是法国制，国会内部讨论良久，争论甚多，并非孙中山所定，所记当为事实。
《临时约法》之于民国政体，有明显变化，著名政治学家钱端升认为：“临时约法系采用内阁制精神，参议院权力，亦因之颇形广大”。那么，这是不是针对袁世凯的呢？按吴景濂的说法似乎不是，但同是国会议员并也曾参与约法审议的张耀曾后来回忆：“余民国以来，大政方针实多参与，如定都北京，订约法约束袁世凯……皆为主张最力之人”。明确点明“订约法”就是“约束袁世凯”。另外，还有更多记载说以约法约束袁世凯，这又怎么理解呢？
我认为，约法用以制约大总统袁世凯，是十分明显的，但这不能归于某党某人刻意为之，而是归于制度本身，与下台总统孙中山无关。因为民主政体中的宪法和国会，就是要对总统权力政府权力进行约束，就是要将政府关进笼子，驯服总统做到权为民所用，使之不得滥用权力，不管是袁世凯或孙中山，都要约束。张耀曾说得很明白，孙中山定都南京他不同意，他是“定都北京主张最力之人”，这是制约孙中山。对孙、袁两个临时大总统，国会并未厚此薄彼，因为孙中山无钱无势是个弱势总统，制约起来相对容易一些。袁世凯拥有北洋军武力，是个强势的总统，自然要加强约束，迫其就范。于是《临时约法》第19条规定参议院对于总统和国务员有弹劾权等，增加了国会监督政府的权力。后来袁世凯与国会的冲突，较之孙中山与临时参议院的冲突，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为此袁世凯唉叹并大骂“国会专制”。袁死后“府院之争”更越演越烈，国会处境更加尴尬，这些情况都很清楚，此不多赘。
1912年4月2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北京。4月29日，参议院在北京象坊桥前资政院旧址举行隆重开院礼。这时，和平民主建国，千头万绪，要使新政权由“临时”变为“正式”，首先即是要将国会经由民选由临时而成为正式，再以国会为中心，制定正式宪法并选举正式大总统。5月7日，临时参议院议决正式国会采两院制，并议定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8月10日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颁布。
从1912年9月开始直到次年3月的半年时间，在全国各省区进行了大规模严肃认真的议会选举，时登记选民号称有4千多万，其民主性就是与当时先进的欧美相比，也少有差距，较之清末谘议局议员选举，则参选投票的人更多，全国各族人民表现了很高的政治参与热情。
为配合组建国会党团，同时出现大规模组党建党活动。青年政治家宋教仁叱咤风云，“毁党造党”，“毁”同盟会，与吴景濂的统一共和党等组合，“造”国民党，尊孙中山为名誉领袖，宋为实际操盘手，结果在国会两院选举大获全胜。国民党通过民主选举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党魁宋教仁四处演说，企图以国会第一大党组织国民党内阁，其势咄咄逼人。
以后的情况为大家所熟知，宋教仁被刺杀，辛亥革命以国会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制宪过程就此被斩断，中国民主共和宪政的进程嘎然中止。袁世凯解散了国会，最后搞了“洪宪帝制”。议会民主这一套，在中国仅实行了两年，就被军事武力废止。
最后第八是总结议论，题：确立国会博弈机制才是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
以上所述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中国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其建政开初，是以“国会”为中心，来统合各种不同势力，以议会为平台，来共同协商建立新民国。并不是传统的打天下坐天下，有枪便是草头王，其一开始就相当讲究民主选举。
从1911年11月即武昌起义后不久，在上海倡立各省会议机关，筹组临时“国会”，到1914年1月第一届国会被袁世凯强令解散，前后两年多时间里，国会一直是议政建政中心，一切大政都必须经议会审议才能实施，临时大总统也是由国会选出，这是无可置疑铁的事实。说明辛亥革命建立民国，是各派共同努力的结果，而非某党某人所能“缔造”。
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辛亥民初建政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不同的路径。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革命党早在1906年就制定了革命方略，按“三序方略”，其最终虽将建立议会宪政，但一开初却是要实行革命专政，普设军政府，由革命党统揽权力，用武力扫灭旧势力，建立新国家。然而，辛亥革命时由于实力不足，准备不够，孙、黄等虽多方努力，但无人响应，党人内部亦不一致，建立统一的革命军政府的方案始终未能实现，这条路当时没有走通。
“开国会”首先是由聚集上海的立宪派精英提出，这一路经与1910年他们发动的大规模国会请愿，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其动议当时不但得到革命党陈其美、黄兴、宋教仁等响应，而且与清大员袁世凯等亦有默契，最后连清廷也同意以国会来议决政体，由此化解了战端。南北争议最后仅限于南北之国会到底那个更具合法性，而经立宪精英斡旋，最终同意南京参议院的临时国会地位，达成南北和议和政权的和平转移，避免了流血，其善莫大焉，其功可彪炳史册。
立宪精英张謇、赵凤昌等提出在上海设临时国会，筹建民国政府，是模仿美国独立战争时的费城十三州会议。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及同盟会，最初革命纲领也是要模仿美国建立“合众政府”。美国的建国，大陆会议即临时国会起了决定性作用。美国独立时一位州长说，制宪会议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新的事件。在此之前，多数政府都由暴君组成，并强加在人民之上。从来还没有国家……通过他们的代表会聚一堂，镇定自若地为自己设计一个政府体制”。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1776年7月4日通过《独立宣言》后，北美十三州的联邦派与民主派、大州与小州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利益冲突，各州均起草了各自的州宪法，就建国问题争吵不休。经过了十年博弈，其间也出现谢司起义，直到1787年签署宪法，才达成妥协，成立三权分立总统制政府。华盛顿“以谦卑”成为美国“国父”，当选为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并非完人，但他不争权不恋权，两任届满他就去当他的大农场主奴隶主。其他开国元勋亚当斯、杰弗逊、麦迪逊等政见也并非一致，代表不同利益争吵冲突很是厉害，但他们通过选举，轮流当上总统，并都对美国的建国和民主作出了很大贡献。美国的宪法也“并不是什么抽象理论的产物”，而是十三州争吵中“互相尊重忍让、友好敦睦精神的产物”。它不尽完美，且开初相当简陋，但通过国会不断修正，一直沿用至今。
美国建国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代表会议（代议制国会）的协商与票决、竞争与妥协机制，使不同利益集团公开博弈得到整合，用宪法将松散的十三州殖民地，整合发展为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麦迪逊就将共和定义为大范围的代议制民主政治。试想，如果没有大陆会议制宪，及后来的参众两院国会的博弈整合机制，美国当发生多少次内战，分裂成多少个国家！所以，武昌起义后不久，荟集上海的立宪精英张謇、赵凤昌等看准了国会机制，适时提出模仿美国费城十三州会议，在上海设临时国会。他们给各省代表会的信有《国土寥廓种族不一与共和政体之问题》一札，请看ppt：
“国土寥廓，最宜于共和分治。……美之国土广宽，不亚于中国，而共和之治最先，成绩最美，其明证也。……今若南主共和，而北主张君主，意见不一，领土以分，……继以外患，瓜分之祸，即在目前。此真全国汉、满、蒙、回、藏五族死生存亡之机，所望于会议诸君，熟察而深维之也”。
又有《拟定政见五条》札，请看ppt：
“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
立宪派提出的“五族共和”，应该说比孙中山“驱除鞑虏”高明，更具见识。而以代议制国会促和促统一，消融民族冲突，五族共和，以人道主义来谋求全体国民之幸福，就是要以普世价值、民主制度，来弭合差异，保全中国。
在这里我们看到，百年前的先贤们对议会民主的价值就如此的洞悉，而今天仍有反民主人士，说国会争吵会招致国家分裂，此足证其虚！是危言耸听。
那么，为什么美国能通过国会立宪建立民主联邦，中华民国学美国，仅搞了两年，就归于军事专制了呢？
有人说中国人素质差，这也不足为训。难道1876年的美国民众素质，能比百多年后的中国人强多少？我们看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精英，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有不少宪政专家，如宋教仁、汤化龙、雷奋、王正廷等，吴景廉、谷钟秀也是我们北大毕业的，两派在国会中的议员，也是高学历高水准，素质不但不比百年前的美国大陆会议代表差，较之百年后的我国人大政协“两会”代表，议政能力也高出一筹。政体“顶层设计”及操控政权，从来都是少数精英的事，民主建政取决于精英及由他们唤起的民众，而绝非广大不过问政治的芸芸众生。这在美国也是一样，我们只要看看《联邦党人文集》就清楚。当时美国绝大多数军民都热望华盛顿当国王，但华盛顿自己坚决不干，还苦口婆心地劝导愚民群众拥戴共和，这与袁世凯强奸民意当皇帝，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以民众素质差而判定中国人没有民主立宪的资格，也是相当荒谬的。
现代民主政治就是议会政治，民主制度的核心就是代议制国会。英国至今尚无一部成文宪法，但国会机制从十三世纪就开始出现，与国王达成契约，使国会逐渐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虚君共和。国会（巴里满）既是争斗的舞台，又是立法决策的场所，既能体现民意，又能将民意整合为国家意志，使英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所以，鸦片战争后洋务知识分子早就着力介绍巴里满，清末立宪派要求“速开国会”，就是希望实现英式君主立宪。只是因学英国不成，才又转而学美国，但都是以国会为中心，来统筹一切，实现民主宪政。辛亥革命推翻专制清朝，使国会机制在中国政治舞台有了最初的实践。
作为民国建政开基的临时国会，各省都督府代表会及其后的临时参议院，在一年半时间里为统合独立各省乃至神州各地，创建新民国，做了大量极具历史意义的工作。正是这个临时国会，选举了两任临时大总统、副总统，草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成立临时政府，议准清廷退位诏书，议定《临时约法》，及其它各种法律55部，有学者指出：“所有重要的开国法制，可以说都是临时参议院完成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辛亥革命正是以临时国会为中心，开创了民国，开创了民主。民国元年底至二年初，又在全国进行了半年之久的议会选举，包括地方议会，由此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届民选国会，正式国会有参、众两院，并初步形成两党制，制宪立法工作都很有步骤地进行，并对袁世凯政府进行了严厉监督。可惜，这种民主机制仅维持一年不到，就被袁世凯废止，袁以北洋武力为支撑，建立了另一种形式的军政府，开启了北洋军阀16年的统治。
有人说要为袁世凯翻案，袁不值得翻案，但要作客观评价。袁是清封疆大吏，官至中堂宰辅，在旧官僚中是较愿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因汉人身份遭受清廷猜疑排挤。武昌起义后清不得不起用他时，袁出山提出的第一项主张就是“开国会”，正是老袁配合立宪党人设计的和议路线图，以国会机制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转移，自己也由南京的临时国会举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但旧官僚出身的袁世凯虽趋新，却并无半点民主意识，满腹权术生性狡诈投机，当不了时人所期望的中国的华盛顿，成为中国议会民主的第一杀手！
由于没有国会制约，老军头袁世凯得以公开独裁，倒行逆施。1914年5月1日，袁废除《临时约法》，公布未经国会程序的御制《中华民国约法》，人称“袁记约法”，另设“参政院”为咨询机关，不要国会监督，最后闹出个“洪宪帝制”。在全国声讨中，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可耻地死去，黎元洪依《临时约法》得继任总统，并于8月1日重开国会。但自后国会再也没有恢复其独立性，一直被权势人物操弄于掌心。
职业革命家孙中山也操弄国会，当北洋军阀段琪瑞再次抛弃约法、国会时，孙则捡起来发起“护法战争”，说：“约法之命脉，则在国会”。把吴景濂、孙洪伊等一批国会议员拉到广州成立“非常国会”，选自己当“非常大总统”，却又要举行北伐。但1922年吴佩孚打败段琪瑞在北京恢复《临时约法》时，吴景濂又回到了北京当国会议长，使孙中山非常被动尴尬。自后，孙中山干脆不要国会，不要宪法，提出“以俄为师”，“党在国上”，即党在国会之上。按照苏联摸式改组国民党，“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以党纲取代宪法。最后蒋介石以北伐武力，建立了军政训政党国专制体制，宪政国会则被无限期延后。
国会机制的重要精神，就是容纳不同政见，容纳反对党，对异己动口不动手，由选票决胜负。由于国会靠边站，枪杆子说话才算数，民国自后一直陷入战乱。北洋军阀内部摆不平也兵戎相见，发生直皖、直奉战争。国民党内部争位也多次用武力拼杀，中原大战有百万规模。国共两党谈不拢，互诬对方为“匪”，最后也是以枪杆子决胜负，内战规模，世界第一，所谓解放战争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死的可都是中国人啊！为什么中国人就不可以平心静气坐下来，以国会为舞台进行博弈票决呢？
有国会就无法专制独裁，有国会谁也无法卖国，当然，必须是真正有独立性的民选国会，而不是当花瓶被操弄的国会。真正的民意代表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而不是钦定圈定戏弄人强加于民，自称代表人民而不敢选举，不敢搞代议制国会，都只能是假民主。辛亥革命开创了民国，开创了民主，但实际上只有了两三年的议会民主，其以后则不是公开的专制，就是假的民主。
然而，由于受“党化史学”的影响，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其政权建设最初是以“国会”为中心，各党各派共商国是共谋建国，这一明摆着的事实，却有意无意地被遮掩或歪曲。国民党把民国完全说成是自己缔造的，孙中山被不着边际地神化为“国父”，完全不承认立宪派及其他力量在除旧布新中的作用。章太炎先生1928年时就叹息：回往武昌倡义十七年来，“未尝有信史”。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把暴力革命看作为历史的火车头，不流血的改良则被认为是投降，议会道路是错误的，所以更是着力诋毁国会，诋毁立宪运动，把一切功劳都要记在革命党身上。
参与过辛亥建政的章士钊老人，1962年仍在唉叹：“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历史专家章开沅先生早在1963年就在北京图书馆，全面研究过馆藏赵凤昌书电档案，对张謇、赵凤昌等立宪精英之于辛亥革命的贡献，已是了然于胸，但在当时极左政治环境下，仍不得不违心批判立宪派。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章先生才敢说真话揭示历史真相。到如今，海内外学者对辛亥革命真相，立宪派的贡献，临时国会的作为等，多有论述。但由于“党化史学”余毒在海峡两岸依然存在，以及政治上的革命思维和学术上的“革命史范式”等各种复杂因素影响，临时国会在辛亥革命建政中到底处于何种地位，其于政权建设各方面的关系，在当时到底如何？仍然是语焉不详，孙中山的个人作用仍被夸大，领导不了也没有领导，却硬说是他领导，张冠李戴，未见公论。
辛亥革命后的百年历史是不断革命史，充满暴力血腥，民初以国会为中心建政仅仅两三年，以后是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二次北伐、三次北伐，乃至国民革命、共产革命，革命最终是占了上风，也垄断了话语权。孙中山在辛亥民元没能建立革命军政府，且受制于国会，但后来他百折不饶，局部建立了军政府，自称大元帅，原同盟会中相对温和的黄兴一派也与孙分道扬镳。黄死后赵恒惕在湖南，陈炯明在广东，熊克武等在四川，发起了联省自治运动，试图从地方做起，仍学习美国十三州，先各制省宪，再联省成合众国。但孙中山晚年对欧美那一套自由宪政已束之高阁，省议会省宪最终也被“北伐”冲垮。
国民党“以俄为师”，建立了党政军合一的政府，在全国范围推行了军政、训政和“党化教育”。于是，辛亥革命临时国会那一套竟致受到咒骂，蒋介石就痛恨国会逼孙中山“让位”袁世凯，胡汉民批评宋教仁中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派的毒，将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为议会国民党，导致革命失败，戴季陶更说宋教仁是民国第一罪人。民初两种建政路径，最终是军政府那一套取得了胜利（袁、蒋、毛都是以军事起家），得到了肯定，革命被神圣化，武力得到追捧。国民党之后是共产党，都轻视国会，党成了建政中心，并形成了路径依赖。按照革命史观，民初国会不仅被遗忘，甚至被歪曲遭到批判。
激进革命的逻辑是破旧立新，对顽固反对革命的旧政权要用武力推翻，对反动分子要暴力镇压，所以建立革命专政的军政府是革命党的当务之急，镇压反对派更不在话下。然而，反革命由谁来定？与革命者有不同政见，就是反革命吗？交出了政权的旧统治者，也要被镇压吗？不同背景的不同人群、不同政见，就不可以坐下来共商国是吗？按革命逻辑来推理，这些就都很成问题。
辛亥革命时国内至少有四派大的政治势力：革命党、立宪派、北洋势力和满清旧政权，各派博弈达成了以“开国会”来决定一切的共识。如果国会的权威能被各派尊重，并象美国独立后那样一直开下去，内乱就可以制止，民国会有辉煌的前途。因为有国会就可容纳反对派，也就没有反革命，没有政治犯。利益多元任何政治异见，都可以通过国会来票决，用不着动武打仗，更没有必要血腥镇压反革命，由此就最大限度地达成了国家的团结和统一。
美国独立后的利益冲突党派斗争，也很复杂激烈，1860年代终于爆发了内战，北方共和党总统林肯宣布废除黑奴，最后打败了南方农场奴隶主势力。按照我国长期尊奉的革命逻辑，奴隶主比地主、资本家还“阶级高”，也就更反动，竟敢宣布独立，更是分裂国家，还首先动武，其罪莫大焉。战败了那还不应该清算追杀，得镇压反革命呀！但是，美国人没有这样做，南军司令罗伯特·李将军向北军统帅格兰特将军投降后，部队解散都回家种地了事，只是不能再奴役黑人了，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根本就没有反革命分子，李将军因会打仗甚至仍然受到全美国人民尊敬。主要是代表南方利益的民主党，也没有被勒令解散，而是迅速进行政策调整，参加国会选举，还选胜了！共和党也没有乘胜垄断权力，而是保留反对党，在民主宪政国会机制下，互相监督，轮流坐桩，美国人民又重新团结起来，再也没有打过内战。
厌烦了北洋军阀内战的张学良，就说打了又好了真没劲，直奉之间曾两次大战，一胜一负，但后来为对付冯玉祥，吴佩孚与张作霖这两个死对头又握手言欢。孙中山护法斗争的对象是皖系段琪瑞，但段在直皖内斗中失败下台，直系掌握了北京政权，孙中山就和段、（奉）张秘密结成“三角反直同盟”，昔日的死敌又成了盟友。国共两党也斗了半个多世纪，生死对决血流成河，但现在又和好了。由此看来，自辛亥革命百年来的一切内战，其实都没有任何意义，也并非教科书所吹嘘的正义战胜邪恶，人民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也绝非人民的胜利。胜者王侯败者寇，只有少数权贵政客（职业革命家）为内战弹冠相庆，占便宜的只是外国人苏联和日本。
文化大革命是又一次内乱，叫“十年浩劫”，当时有一句话值得回味，叫“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如何文斗呢？毛泽东忽悠说两大派革命组织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最后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毛还有一段话说得很客观，“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派性。辛亥革命时的派别，较文革闹派性要复杂得多，即使是革命党内部，也有同盟会与光复会之争，同盟会内部也有武昌首义新派别、新山头，并都坚决反对孙中山。有派性就会有争斗，争斗除文斗与武斗两种外，还有一种上不了台面的手法叫暗杀，即用鄙劣手段肉体消灭反对者，同盟会在民国建政之初，即下毒手暗杀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后来又暗杀了进步党党魁汤化龙，完全是出于一党之私，在公开场合不敢承认。毛泽东在文革时消灭政治对手刘少奇等人的手法，也都很阴毒恶劣，均谈不上是“文斗”。共产党内部的所谓“路线斗争”，虽没有打仗动武，也都谈不上是文明讲理的“文斗”，而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斗者剥夺了话语权，没有说理的地方，这同肉体消灭对方封口不让说话是一样的。
这一点也特别值得反思，都是中国人，且是同党，都高呼革命，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相互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其争斗又何致于动武流血？又何致于肉体消灭？应该文斗嘛！那么，怎样文斗作君子之争呢？毛说的“三结合”是糊弄人，文斗最好最妥善的形式，就是议会斗争。议会斗争的实质，就是以文斗取代武斗，用文明的斗争方式取代野蛮的斗争方式，用有规则的斗争取代了无规则的暗杀等残暴决斗，是以现代政治文明取代中世纪式的暴力巧取豪夺宫廷阴谋。国会既是争斗的舞台，就不是一团和气和稀泥的场所，诸君别看现在电视中老报道台湾、泰国议会争斗乱糟糟的场面，但再乱却也遵守了基本规则，避免了全面内战。
现代民主政治，就是议会政治，议会就是吵架的地方，是不同政派博弈的场所，山呼万岁一致举手，那不是真正的议会政治，也不能真正解决什么问题。议会也有法规程序，在宪法框架内各种政治主张都可以得到自由的表达，所以说民主制度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代议制国会。今年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最值得留恋的不是首义枪响后成立的鄂军军政府，不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而是建政中心的临时国会。我们应该知道，民国开初先贤们就移植了欧美现代议会政治形式，为新中国的民主开了一个好头！只可惜国会机制很快就被军事力量所扼杀，中国树立不起文斗的规责和场所，那就只能是武斗，全面内战穷折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不是选票出政权，这很可悲！是落后、破败、残酷，死了多少骨肉同胞啊！即使是胜者也不值得骄傲，而尤其值得反思。
中国长期以来由于左倾流毒，对议会政治作负面评价。其实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反对议会政治，恩格斯晚年还十分重视德国社会民主党团的议会政治斗争。是列宁最早把第二国际的议会斗争说成是修正主义，加以批判。现在有学者反过来把列宁说成是左倾修正主义，认为至今仍存在的温和的欧洲社会党国际，才是马恩正统嫡传，列宁才是歪门左道，且历史也证明他错了，苏联也垮台了。
但就是列宁也是要国会的，他说：“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是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所以苏联也有国会，叫苏维埃，后有两院制的人民院、民族院，只是不存在反对党，搞“议行合一”，取消了制衡监督功能，成为“一言堂”。孙中山把这种苏联政体称为“党在国上”，应该说概括得十分精准。国共两党都“以俄为师”，台湾后来改了，大陆仍是“党在国上”，党领导一切，虽有“两会”，却只是摆样子，没有政治博弈，听不到反对的声音。
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经济体制改革获得巨大成功，同时利益多元格局也已呈现，有左、中、右不同派别，人们经常提到改革派、保守派、新左派、新右派、毛派、邓派等等，各派利益诉求和利益冲突，不但呈现，且越演越烈，形势已倒逼着执政党不得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容纳整合不同利益？执政党“与时俱进”提出“三个代表”，乃苏联改革家赫鲁晓夫“全民党”的翻版，并有所发展，主观意愿是好的，要代表全民，资本家也可入党。但问题在于，你代表得了吗？把所有人统统都代表了，大家仍然如刘少奇所说的做党的“驯服工具”跟党走，在当今还行得通吗？我看顶多也只能是把矛盾冲突暂时掩盖在红旗红歌之下，撑不了多久！现在每年都要“天价维稳”，恰恰说明社会潜藏着巨大的危机。
在解决了温饱后，人们越是要求自由表达，政治上对民主的诉求不可抗拒，用谎言和镇压维持都不可长久。那么，如何摆平不同利益，如何做到“要文斗，不要武斗”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速开国会”。清末改革时立宪派提出“速开国会”，是击中要害，辛亥革命成立临时国会，并在一年后经民选成立正式国会，是恰到好处，为中国民主宪政开了好头。代议制国会博弈机制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最优秀成果，不姓“社”也不姓“资”，体现的是普世价值，并非对中国就没有用。要文斗不要武斗，君子动口不动手，最文明的争斗就是议会争斗，宪法定下游戏规则，有规矩的争斗只有在代议制国会中才能真正做到。国会机制只会加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民国第一届国会就有唐努·乌梁海、内外蒙古的代表，成吉思汗第27代孙、前清资政院钦定议员那彦图，作为民国首届国会的外蒙古议员，当时十分风光带劲，以后也相当爱国，外蒙古也一度取消了独立，又怎么能说议会民主会制造分裂呢？
我国现行宪法写明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既是最高，就不能有任何其它组织和个人可凌驾其上。若能把已被历史证明落后的苏联模式的“党在国上”那一套革除掉，真正落实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际上就开启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回到并延续百年前辛亥革命前辈开创的民主宪政道路。用国会竞选、协商、妥协、整合、票决的方式来求同存异，共商国是，达成共识；或和而不同，分享政权，共建国家，如此则会只有文斗，没有武斗，而永无内乱，中国就能长治久安。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如果能确实认识到被忽略了百年的国会机制的作用，看到百年前临时国会为建国建政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对我国现行“人大”体制作出实质性改革，应该说是对百年前辛亥革命最好的纪念。谢谢大家！
（2011年10月10日在北京大学廖凯原楼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