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几乎成为千夫所指的“人祸”。多日来，充斥网络的，除了为死者祈祷以外，更多的是对铁路主管部门的声讨。更有甚者，将这种不满和反思，绵延到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物价、房价、安全、交通等等，凡是能被体验到的社会环境和事物，统统被网民拿来与发达国家做了比较，或者将2011年与1911年做了比较，得出的答案未免让人沮丧。

在五花八门的“声讨”和“调侃”中，我们猛地发现，在偶发性事件中，中国网络公民社会的成长总是“跳跃性”的，汶川地震如此、现在亦如此。不能不说，伴随社会大事件的发生，中国网络公民社会已然步入自己的新纪元。在传统媒体仍然中规中矩、想作为又难作为的背景中，网络公民社会发出的，似乎才是民间真正的声音。

理想国在哪里建构?

两千多年前，柏拉图曾以《理想国》为题，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其实，在任何国度、任何时代，都不乏为理想国设计图纸的实践。中国也不例外，最著名的莫过于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如果说这种表达仅仅是对理想共同体的最低期盼，如果说在王朝道统下一成不变的治国思想，仅仅被浓缩成王朝更替的背影，那么，真正给中国人带来理想国蓝图的，是借由五四运动而席卷中国知识界的短暂启蒙。

在那个看似纷乱，实则大儒云集、思想自由的时段里，几乎世界上各种理想国的版本，在中国的知识版图都能寻见它们的影子。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或者说胜者为王的逻辑仍然管用，最终是“随着一声炮响”而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赢得了在中国勾画和构造“理想国”的权利与权力。这一点，无论是教科书，还是真实历史，都表露得直白无疑。

但是，在缺乏本土经验的中国，“理想国”的构建最初只能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寻找图纸。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直接为中国提供了格式化的样板。国家权力极大扩张，社会空间被极大压缩。改革前，每搞一次政治运动，社会生存的土壤就要丧失一点。理想国直接成了国家机器的掌中之物，可以被随意描述为“大河有水小河满”、“斗争高于一切”等等不理智的幻境。

改革之后，除了国家权力自觉从基层社会上收以外，以产权为核心的市场社会逐渐壮大，在某些时候，甚至取得了自我塑造的空间和权利。但是，对于“公民社会”这种“舶来品”，总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松紧”而被定性。198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公民社会”就被一度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而大加讨伐，在公民社会战战兢兢、步履蹒跚，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默认”或“不否认”的地位之后，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又使“公民社会”再次背起骂名。

不论承认或不承认，中国公民社会都已有雏形、并且只要市场化改革不停止，还要继续壮大的。带着有色眼镜来否定这种社会结构的，要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要么就是缺乏自信，宁可以否定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要么，就请拿出一个自己的词汇来概括这个结构。

在美国，人们对政治或政府的不满，可以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予以否定。在中国单一制的体制内，迁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好在，有网络这扇窗口，当人们在现实碰壁，无处发泄时，只好将自己的“理想国”和对现实的批判，“用网投票”，转移到虚拟网络中来，这一点，正好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网络公民社会何以扩大。换言之，经由网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真实的国度该如何回应?

古今中外，对“理想国”的改造要么是通过革命，要么是通过改良。英国资产阶级在拉拢社会中下层完成了革命后，并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于是劳工大众亦可以采取暴力取得自己的权利，只是后来聪明的资产阶级开放了政治体制，将这种抗议给容纳了、合法化了，回应了底层社会的要求。这样的例子在欧美也随处可见，人们游行、示威、抗议，更多时候表达的不是对整体体制的不满，而仅仅是追索“理想共同体”曾经给予其的承诺和赋予其的权利，并不威胁政权存活。

这里就引发出一个问题，真实国度该如何应对公民社会的利益追求?历史中的经验和教训，不是早已被理论家廓清：国家仅仅是维护公民权利的一种工具。这种话在大多情境下是对的。如果不能维护公民权利，更或者与民争利，以全民的名义侵蚀个体利益，那么，这个共同体就不怎么理想了。因为，大凡每个国家立国，都有一种理想被清晰地表达在《宪法》这个小册子里。如果不能兑现，那么那些掌权的“代理人”不就是违背初衷的“窃国者”吗?

实践失败蓝图就要得到修正，或者代理人要出来负责。终究到底，“理想国”给予现实国的是一种前进的压力。这种压力，几乎都指向于公民扩权的逻辑上。便数发达国家，为了实现理想国，基本上都是借由赋予“民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福利)”这条脉络，回应公民诉求，才收获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公民扩权”在这条脉络里异常清晰。

网络社会始终是社会结构的真实部分，网络表达也最终要借由现实国家来回应。是时候，下定决心，正视和回应网络公民社会的权利诉求了!

作者是中国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