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历史而言，网络和政府同样重要
文汇报：我们知道“网络”这个概念很早就在您脑中盘旋了。撰写《基辛格传》期间，您就曾在美国政治媒体Politico发表文章称：“如果我第一册用理想主义者这个副标题让读者感到惊讶，那么第二册的副标题是不是应该用人际网络构建者（Networker）。”并提醒人们应该留意基辛格建立与维护人际网络的卓越才能——包括与政府成员及社会各界的人际关系的维护。而在新书《广场与高塔》中，网络成为贯串整部作品的灵魂。网络为何如此重要？技术革新对于网络有何影响？
尼尔·弗格森：我认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把太多时间花在了书写政府组织等垂直的“等级结构”上，却没有给分散的、处于平行结构之中的网络给予应有的笔墨。认真梳理一下历史，我们会发现网络和政府同样重要。可是，由于没有充分的档案文字留下，写“社交网络”并没有那么轻松，要找寻历史上重要的社交网络案例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历史上的大变动往往是由一些没留下多少记录的非正式组织造就的。我认为，在人类最早期的历史中，社交网络就扮演着重要角色。《广场与高塔》一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我们需要把非正式的社交网络还原进历史场景之中。
技术革新时刻改变着网络的运行方式。伴随着印刷媒体、计算机、智能电话等新的信息技术的出现，社交网络运行的速度显著提升。把今天，2019年与1619年相较，信息流动的速度提升了几千倍。而如果抛掉传播工具的演进，信息传递的速度仅仅提升了数十倍，因为我们人类的大脑仍需要思考、决策的时间。
文汇报：不过，硬币也有另外一面。技术革新在大幅度提升信息流动速度的同时，对于人们的生活是否存在消极影响？
尼尔·弗格森：人类不断创造互联网等新的技术，并在此基础上打造网络平台。网络平台通过把用户的注意力卖给广告主赚钱。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在扭曲的状态下运行。像脸书与谷歌，为了保持用户的活跃度，就必须让他们看到一些让人感到兴奋的东西，而这些能够让人感到兴奋的东西常常充斥着假新闻和极端的观点，而非那些波澜不惊的真实新闻所能够比拟的。
英国下议院议员伊薇特·库珀就曾指出脸书没有主动删除一个标题为“禁止伊斯兰教”的页面。这是2017年的事。正如她所说：“我们需要你们做更多的事情，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来保护民众。”同一周，德国司法部长海科·马斯公布了一项草案，对未能删除“仇恨言论”或“虚假新闻”的社交网站处以高达5000万欧元的罚款。人们已经发现技术革新需要矫正的部分，只是现在做的还远远不够。
技术革新在推动行业进步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公共领域。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从未有如此多的人在一个即时反应的网络中，被连接在了一起。通过这个网络，“迷失”可以比自然病毒传播得更快。
必须强调的是，“让全世界都参与到这个网络中来，然后创造出一个网民的乌托邦、网络空间人人平等”的想法从来都只是一个幻想、一个错觉。现实是，某种程度上，全球网络成为了各种狂热和恐慌的传播机器。2008年金融危机、“9·11”事件、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等等，无不发生在网络处于上升势头之时，或者“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聚集在网络聊天室的时候。
文汇报：您是如何取得关于网络的历史档案资料的？
尼尔·弗格森：网络的历史档案资料难于搜集，但并非不存在。如我在《广场与高塔》一书中写到的“光明会”，一个近两个半世纪前成立于德国，试图改变世界的秘密网络。它因为丹·布朗（Dan Brown）的小说《天使与魔鬼》而为人们所知。很多人认为“光明会”是虚构的，但事实上，它真实存在。因为在巴伐利亚确实可以找到18世纪晚期关于这个组织的记录。
一些社交网络确实只留下很少的记录，尤其以那些犯罪网络最难研究。如黑手党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因为关于它的唯一档案资料只有犯罪审判记录当中的证人证言。仅有这些还是难以还原这些网络的运作方式。
关于信息革命，我们需要理解的三个要点
第一，这几乎完全是一项基于美国的成就，尽管来自世界各地涌入硅谷的计算机科学家和降低硬件成本的亚洲制造商也做出了贡献。其次，美国最重要的科技公司现在仍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优势地位。第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优势会转化为巨额资金。面对这场来自美国的网络革命，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有两个选择：妥协并加以监管，或者抵抗并发起竞争。欧洲人选择了前者。想要找到欧洲本土的搜索引擎、在线零售商或者社交网络的努力基本上都是徒劳。
相反，中国人选择了第二种方式：竞争。这对于美国来说有些出乎意料。如今，中国的互联网被BAT主导。然而，这些企业绝非美国同行的翻版，每一家公司都显示出自身的创新性——它们的综合市值超过4730亿美元，年收入超过200亿美元，规模几乎和美国同行一样大。中国86%的互联网用户在使用微信，微信二维码迅速成为覆盖亚洲商圈的支付方式。
毋庸置疑，硅谷被排除在庞大的中国市场之外，并对此咬牙切齿。即便扎克伯格选择用普通话接受采访，依旧没能扳回这一局。
去哪里找关于网络的隐秘资料
我读研究生时就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我还记得当时我去汉堡国家档案馆，被带到了一个令人非常迷茫的房间：里面到处都是用皮革装订的厚重书籍，他们用几乎让人看不清的旧德国文字手写而成，这些书组成了档案馆的目录。他们又指引我找到了汉萨同盟古典官僚机构中各种“代表团”写的无数报告、记录簿和信件。我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去翻看了那些与我感兴趣的时期相对应的书籍，但令我震惊的是，没有任何一页的内容能吸引我。这样的痛苦持续了几个星期，之后我终于得到了解脱：我在英国领事馆的一次茶话会上有幸认识了银行家马克斯·沃伯格的儿子埃里克，他将我带进一个小小的橡木镶板房间，里面存放着沃伯格的私人文件。我当时的研究主题是：20世纪20年代早期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短短几个小时我就意识到，沃伯格与他的人际网络成员的通信能给我提供更多这方面的资料，甚至比英国国家档案馆中所有的文件加起来还要多。
——尼尔·弗格森《广场与高塔》
不要“把一战、二战呈现为海、陆、空三军，一场场战争、战役的串联”
文汇报：在一次访谈中，您曾提到，“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和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ustings）的军事历史著作是刺激感官的‘战争色情作品’（warpornography）”。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
尼尔·弗格森：我很尊敬安东尼·比弗，作为朋友，我们会对战争历史研究进行争论。我认为，如果所写仅仅是战争、战役本身，而不涉及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那么这部历史作品就有成为“战争色情史”的风险。因为，这就相当于历史学家只把最刺激的战争场面、战争故事呈现给读者。这样就会扭曲事实，误导读者，甚至会让一些读者把战争理解为“刺激”的事情，而非“糟糕”的事情。
最让人恼火的是，有些人写二战，却没有列出任何关于主题的参考资料，其中就包括我本人的作品。我写一个历史题目，除了战争、战役本身，还会把它们还原进当时的整个社会面貌之中，告诉读者一场战争的发生是整个社会动员的结果，而不是让战争脱离其发生环境和土壤。我认为，没有人可以简单地把一战、二战或者任何一场现代战争呈现为海、陆、空三军，一场场战争、战役的串联，因为整个人类社会都受到20世纪战争的影响，而不是只有那些让人“兴奋”的战争场面，还有“大屠杀”。这种关于历史发出的声音对我而言都是刺耳的。
我愿意写那些渐渐走出了西方人记忆的历史，比如日本侵华战争，因为大多数西方的战争历史学家更青睐发生在欧洲战场、或者美日之间的战争。
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批评那些老旧的历史描述方式。
文汇报：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曾表示，“弗格森的原创思想很多，他喜欢提出具有挑衅性并且往往不公正的问题”。对于这种评价，您是否认同？
尼尔·弗格森：我认为，我的历史书写一直是非常准确的。如果要批评一个人不准确，就要给出“不准确”的例子，而非简单地一个判断句了事。
长久以来，我和理查德·埃文斯之间都没能就“历史学家是否可以提出‘反事实’的问题、假设命题的问题”达成共识。我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可以、并且必须问出“如果希特勒在1939年前就被刺身亡，历史会是怎样的模样”的问题。只有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才能够真正地了解历史。相反，埃文斯则认为，历史学家就是应该记录那些发生了的事情，而非涉及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我认为这是错误且愚蠢的。
事实上，我们之间的学术争论也和政治扯上了关系。我和埃文斯之间有很多问题没有达成共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认为，一个人在不明确任何“不准确的例子”的情况下，妄言另一个人是“不准确的”，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准确的。
我会继续努力，去影响政策的制定者
文汇报：2016年，您曾和哈佛大学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联名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美国联邦政府资助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三年时间过去了，您对此的看法依旧吗？
尼尔·弗格森：基辛格曾说，对历史的诠释是一个国家记忆的映照。显而易见的是，既然美国总统已经有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为什么不能够增设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呢？事实上，多年来美国政府在重大政策的制定上接连犯下错误，症结便在于总统对于“以史为鉴”的忽视，这些年来伊拉克土地上所发生的就是最好的证据。2003年，当乔治·布什总统选择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时，他似乎都没有完全理解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区别，也不了解萨达姆政权是由少数的逊尼派领导，打压占多数的什叶派群体。他没有听到警告，而这一行动可预见的后果将是一个什叶派主宰的巴格达支持中东的什叶派大本营——伊朗。
我和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但并没有指望事情会完全按照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发展。但至少，我可以继续努力去影响政策的制定者。至于我本人，我可以通过演讲和写作，告诉人们在面对当下一些棘手问题时，有哪些历史经验可以学习、借鉴。
我并非一定要看到“历史顾问委员会”建立起来，但我相信，如果“历史顾问委员会”真的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文汇报：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曾发问，“究竟是国家需要历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需要国家”？似乎学者对于历史学家参与国家治理的程度有不同理解。您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责任”？
尼尔·弗格森：如果一个历史学家认为，践行自己的责任就是给象牙塔里的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学生授课，那么，在我看来，他对于“责任”的理解过于狭隘。我们这些研究“昨天”的人的责任不只在于告诉哈佛、牛津，或者清华的学生“从前发生些什么”，而是要面向更大范围的公众，面对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把历史的经验解释给今天那些制定政策的人。比如说，怎样的中美关系更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利益？更有利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我相信历史学家可以给出一些建议。
总之，历史学家可以以“坐在讲桌前教课”为己任，但势必要有人站出来发声，否则，“以史为鉴”恐怕只能是句空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