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由社会结构滞后而导致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发展现实，理应引起充分重视。

人类既有的发展历史和大量的研究表明，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最为成熟和稳定。其实，这种提法是建立在“扩大中产阶层”这个理论基础上的。一个社会到底有没有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理论界和实务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西方一些社会学家——例如当代新韦伯主义的代表人物高索普（Goldthorpe）就不赞同这一说法。2010年笔者在牛津大学访学时，高索普教授就这样回复笔者：我在研究中并不使用中产阶层这一词，我发现它过于模糊并无帮助（toovague to be helpful）。尽管如此，理论界已然形成一个共识：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是最理想、最稳定的社会。

现实恰恰也能说明这一点。根据笔者的研究，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层的比重，一般都占到了本国劳动力的45%以上。在日本，“一亿国民尽中流”的说法流行了很久。根据各国的统计或研究，目前，英、美、日等三国中产阶层规模分别达到了社会劳动力的55%、45%、52%，如果加上收入可观的工人阶级上层，这个数字还将更高。事实上，这些国家中产阶层的壮大，恰为社会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中产阶层的规模确实有缩小的迹象，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对“保护和扩大中产阶层”的呼号。

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社会一旦迟迟发育不出规模可观的中产阶层，或者说庞大的社会底层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长期积压在社会底部，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被撕裂”、走向“断裂”直至崩溃的危险。

同学界无法对中产阶层进行准确定义一样，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数量，一直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但是，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与发达国家45%的中产阶层比例还差距甚远。由此看来，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确实偏小。中国社会结构远远没有达到“两头小、中间大”的理想结构。

那么，应该如何调整社会结构？

一是，将调整社会结构纳入高层改革的“战略棋盘”。目前，“扩大中等收入者的规模”、“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等任务，已经成为党和政府重视的话题。但是，无论是就政策目标还是政策执行来讲，都具有可提升的空间。例如，这些提法本身，更多的是服务于一种“民生导向”，为了追求稳定，而缺乏一种“以社会结构调整为龙头”、综合推动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在执行过程中，具体的调整措施显然也缺乏系统性。因而，如果能够适时将“社会结构调整”提升为同“经济结构调整”一样的战略高度，中国社会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力度与成果，还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大与扩大。

二是，社会结构调整要遵循整体性原则，不能顾此失彼。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英国发生的“街头骚乱”，还是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是社会结构出现矛盾的结果，这也清晰发出了西方国家面临发展转型的信号。可以看到，选举过程中“降低（富人）税收促发展”、“扩大福利保稳定”的选举语言，正成为西方政治家们难以平衡的天平。无论损及哪个群体的利益，都将种下不满的隐患。对于任何一个政治家和执政党而言，处理社会发展问题，“短视”、“碎片化”的政策，都是其政治生活“梦魇”的开始。因而，必须系统地将整体社会成员的关切，纳为指引社会发展的政策出发点。对于中国而言，不能将政策设计与某个特定阶层的利益直接相关起来，政策必须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例如，对于先富起来的阶层，在赋予其较多社会机会的同时，还要强调其社会责任；对于社会底层，在适度提高其福利水平的同时，还要强调其“自我发展”的能力。总体而言，任何一项政策，不能“顾此失彼”。

三是，社会结构调整要“限权”与“赋权”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方式确实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不可否认，在当前的制度安排下，权力因素仍然具有干预市场的合法地位，还能够直接参与部分资源配置工作，这就为阶层再生产提供了可乘之机，在一些环节存在行政权力干预社会流动的反面例子。同样，这就更加加剧了社会力量的“虚弱现实”，当社会底层向上流动遭遇梗阻、其他群体却能轻易获得优势机会的时候，人们的冲突意识就会得到强化。面对这样的现实，要克服行政权力对市场资源的直接干预，坚决将权力从阶层再生产的环节中撤出来，将精力投身于调整阶层关系的工作中来。这样，政府方面“限权”，民众在社会权利、政治权利、民事权利等方面得到保障，就会避免阶层差距扩大、部分阶层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