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传播学可以划分为四个类型，即专业传播学、批判传播研究、政策传播研究和公共传播研究。但长期以来，公共传播研究并未受到广泛重视。在社会转型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激烈。要想改善公民的社会生活，传播学家要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关键词】 社会学 公共传播学 公民社会 传播学
在社会学处于鼎盛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施拉姆创立了传播学。那时美国有三个社会学研究中心：（1）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该系在帕森斯的主持下成为当时美国社会学
研究的重镇；（2）哥伦比亚大学。那时这里有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社会学大家。默顿为试图改造宏大社会学叙事，提出中层理论的方法，而拉扎斯菲尔德则长于设计科学的定量方法。（3）芝加哥大学。虽然那时的芝大的社会学中心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但仍在社会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
作为传播学成立的标志性事件，1949年施拉姆出版了第一本传播学教材——《大众传播学》。他在这本书中收录R.帕克、H.D.拉斯韦尔、W.李普曼、P.F.拉扎斯菲尔德等三十多位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以及许多其他学科的专家研究传播现象的成果。从八个层面——大众传播学的发展、大众传播的结构与作用、大众传播的控制与支持、传播过程、大众传播的内容、大众传播的受众、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大众传播的责任——展示了一个新兴的学科的野心，建立起了影响数代人的传播学基本体系。
一、传播学研究出了什么问题？
套用社会学家埃里克森的一句话，我们大概也可以说传播学最关心的主题就是传播学本身。因为作为一个理论形态，传播学虽然一片繁荣，但远没有获得学术的尊严。投身其中的传播学研究者似乎很少形成理论共识，整个学术场域呈现碎片化之态。安德森曾经对七本传播教科书中的相关传播理论数量进行统计，发现总共出现249个不同理论，其中有195个理论是只出现在一本教科书中，而出现在两本教科书中的只有22%，至于同时出现在三本以上的则不到7%。[2]
作为社会学的派生学科，传播学顺沿了社会学的基本思维，同样存在着实证/反思、宏观/微观、定量/定性的二元划分。[3]从美国主流传播学效果研究的实证传统到学科场域内相对弱小的反思性传播学研究，从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应用社会研究中心奠定的量化研究到性别传播学、文化研究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对质性研究方法的回归，传播学就一直在这一组二元对立的空间游走。争论时起，但从一开始到今天，也未见终结。
20世纪90年代伊始，著名的新闻传播学家罗杰斯（Rogers，E.M）、查菲（Chaffee，S.H）和休梅克（Shoemaker，P.J.）等就指出，传播领域的发展存在着几个隐忧：其一，是传播科技的不断发展，大学往往因应新兴科技而增设系所，可能使得发展整合性传播理论更形困难；其二，大学经费日渐拮据，威胁这个领域的存续；其三，深受实务传统影响的传播学界，理论发展犹嫌不足。[4]几位学者的担心，似乎在今天变成了现实。新媒体尤其是网络的飞速发展，让新闻传播学多少有些无所适从，一些院校创办新媒体专业，一些则推出了媒体融合专业。而在美国，因为经费的压力，首先考虑调整的学科同样是新闻传播学，如2010年年底著名的美国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更名为“梅迪尔新闻、媒介与整合营销传播学院”。西北大学著名传播学教授罗伯特·海瑞曼（RobertHariman）解释说：这是新闻专业主义向媒介融合时代的商业利益臣服的标志。[5]
中国大陆学界这几年相对密集的反思讨论，再一次引发了传播学场域的焦虑与不安。诚如潘忠党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仅仅是传播学一部分的“效果研究”已经呈现了碎片化之态势，由是，学者们不得不生惶然：究竟什么样的理论可以将这些众多的“诸侯小国”整合为一个内部统一的领域？如果一个研究领域尚且如此，更遑论传播研究这个学科？[6]查菲教授更是明确指出，这种统一学科的原理在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尚不存在[7]，因此，与其说大众传播研究是门学科，还不如说它是个“聚集的场所”（agatheringplace，Rogers&Chaffee，1983）。罗森格仁（Rosengren）更是痛陈，今天传播学的特征不再是“骚动”而是“分裂”！他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传播学研究范式缺乏“累积性成长”，实体理论（substantivetheory）、定型模式（formalmodel）与经验数据（empiricaldata）之间没有进行必要的互动。实体理论直接被用于解释经验性的事实和数据，而没有与定型模式相关联，甚至试图避开定型模式，这三者之间的重要联系因而被削弱甚至荡然无存。纵令有坚实的理论与令人印象深刻的实证数据，缺乏定型模式，往往无法进行科学的“否证”与“比对”的过程，因而也就无法建立一套评价的标准。而另一方面，缺乏印证，将妨碍强而有力地建立通则（generalization）；互动的罕见，将使得不同学门积极的对话与合作不存在，如此将使得整个知识环境没有累积的成长。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传播学中最有前途的研究传统也会局限在描绘性、叙述性等基本层面，停滞不前。[8]
波特等（Potter，CooperandDupagne）借用哈贝马斯对知识的分类传统，在1993年将传播学知识划分为社会科学范式（thesocialscienceparadigm）、诠释范式（theinterpretiveparadigm）和批判范式（thecriticalparadigm）等三种类。[9]不过，另有学者认现存的传播理论可以划分为，诠释理论、批判理论、结构与功能理论、认知与行为理论、互动与习性理论等五种类型。[10]
有学者对美国主要传播研究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进行的内容分析发现，美国传播研究从早期（1965年-1971年）的诠释范式主导，1974年以降移转到社会科学范式，到1889年为止，这一趋势并未改变，甚至在1989年仍有七成的大众传播研究属于社会科学范式，可见主流传播研究几乎就是社会科学范式。[11]
具有芝加哥社会学学派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比较重视文化与社会因素，不过，这一传统并没有受到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的重视，这位学科的集大成者将传播学研究的主流，引向了行为科学研究这一主流的实证传统，重视如何从因果关系推断的法则理论、社会规范与个人诠释乃至系统理论的全面观照。而传播学的后继者们可能是基于路线依赖，很少对施拉姆的框架进行根本性的反思。因此长期以来，传播理论不但被设定为一组相互关联的命题，其中某些命题可以被验证，更因为传播理论的创造者恒常期望透过一组相互关联的命题，来解释（explain）、预测（predict）以及控制（control）传播现象。[12]
费孝通先生于2003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社会学具有“科学”和“人文”的双重性格，社会学的科学理性精神是一种人文思想。[13]但今天的传播学，追随着社会学研究的“科学”脚步，但放弃了对“人文思想”的求索。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已经“沦为被动的政策解读者（之所以用‘解读’，是因为我们甚至很少有创造性的‘阐释’），而主动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批评立场；而今天，他们又华丽地转身——投进金钱的怀抱——为商业营利者出谋划策，学术成为政治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奴役。”[14]
施拉姆选定的四大奠基人，都是以自然科学为参照来进行研究的。这一偏向，以及美国社会科学领域在那一时期对自然科学的膜拜，一直成为学科主流的惯习和规则。其后果是，不能被定量分析的事实甚至被当作是不值得研究的，[15]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使用越来越复杂的方法来研究微不足道的主题。但近年来，就整个社会思潮而言，科学至上主义受到了普遍质疑。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引发的问题比它们解决的还要多，而且这些问题几乎全在社会领域而非物理学中。[16]理性之梦最终变成了理性的梦魇。[17]科学主义所受到的冲击直接影响了社会科学的代表学科——社会学的命运。[18]而暴风雨的连带性力量，已足以让脆弱的传播学科风雨飘摇了。
二、如何突破？——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的启示
美国的社会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遭遇了极大的挫折：华盛顿大学和罗彻斯特大学先后撤销了社会学系，哈佛大学的社会学也在帕森斯地位一落千丈之后风雨飘摇。[19]这股风，甚至影响到了欧洲大陆，2009年7月英国瑞丁大学（THEUniversityofReading）宣布正式取消社会学系。社会学的粉丝在一天天缩减，而相关的研究方法也受到广泛的质疑，拯救社会学的反思运动也应运而生了。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米尔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学专注于建立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研究，忽视了对公共问题的关心。他分析了社会科学家自我期许的三种政治角色：哲学王、统治者的幕僚、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中，哲学王的角色强调社会科学者置身社会之外，面向自身学术价值，仅成为掌握知识的人；统治者的幕僚则专注于统治者认为有价值的议题，成为维持统治者政治稳定的工具；只有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既不忽略统治者的兴趣，又致力于教化公众，追求民主政治这一核心价值。他明确指出，“社会科学家作为文科教育者，他的政治职责就是不断地将个人困扰转换为公共议题，并将公共论题转换为它们对各种类型个体的人文上的意义。”[20]阿兰·图海纳（AlainTouraine）也认为社会学家不该是社会生活的外在旁观者，而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只有通过能动的干预手段介入社会生活，社会学家才能形成关于行动者的真切知识。也就是说，社会学应该被带入到与公众的对话中，从而达成与公众的双向交流。[21]1991年，赛德曼批判社会理论日益远离过去曾经滋养它的社会冲突和公共讨论，超然物外只与理论家相关，并愈发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1999年布莱克面对20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的市场化风潮，市场正在侵蚀公共空间，大学校园的运作越来越像一个公司。他指出，社会家应该承担批判者的角色，扩大与公众的交流，介入更多的公共问题讨论。[22]
米尔斯还发现人们已不再关心理性和自由，社会笼罩着“焦虑与淡漠”的氛围。因为在这种“大众社会”（masssociety）中，古典意义的“公众”消失了，只有一个个被消费主义规驯了的“快乐机器人”。在《给新左派的一封信》中，米尔斯将希望寄托在年轻的知识分子身上。他认为，后者最有可能成为直接的社会变迁主体。[23]与米尔斯相比，布洛维则持更加乐观的态度。他相信公众并未消失，只是需要社会学家们努力去发现和培养公众。布洛维虽然也强调“学生是我们的第一批公众”，但是他却并不仅仅将公众局限在知识界内部。正因为如此，布洛维锐意将推广公共社会学变成一场超越学术的社会运动。[24]
美国学者帕特里夏·威尔纳基于统计发现，美国顶尖的社会学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上，从1936年到1982年，在该杂志发表的2559篇文章仅有不到5.1%的文章篇涉及这一时期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和公共议题，比如冷战、麦卡锡主义等。[25]所以，2004年麦可·布洛维（M.Burawoy）[26]以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身份，在社会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捍卫公共社会学”（ForPublicSociology）的演讲，强调社会学需要联系“公众”并与之“对话”，保卫市民社会（civilsociety），使其免于市场与国家的侵蚀。他的演讲引发了美国社会学界的震动，此后，在他的大力推动下，美国公共社会学遂成为热点研究领域。
布洛维把社会学分为四类，即专业社会学学（professionalsociology）、政策社会学（policysociology）、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和公共社会学（PublicSociology）。他认为，四种社会学的提法回答了任何社会学家都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两个元问题，即“社会学是为了谁”和“社会学是为了什么”？为说明这一问题，他还制作了一个表格：
麦可·布洛维解释说，表中的第一列专业社会学和批评社会学，他们的听众都是学术界内的；第二列政策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的听众是学术界以外的。
他说，按照“知识是为了什么？”这个标准，可把社会学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专业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以研究给出的“谜题”为目标，属于工具性知识。也就是说，目的是已经给出的，然后我们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对于政策社会学来说，就是客户提出问题，社会学家提出解决方案。客户可能是非政府组织、政治家、工会或事先界定了目标和资源以获取社会学家为之进行服务的任何实体。总的来说，工具性知识的意思就是，由其他人来提出问题，我们去找解决的方法。
第二类的知识是反思性的知识。这种知识类型是指目的和目标不是既定的，而是通过讨论、辩论得出的。对于批判社会学来说，就是要讨论价值观，讨论我们为什么要进行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27]麦可·布洛维强调批判社会学非常重要，因为它常常对专业社会学进行批评；专业社会学是一种科学，成果反映在论文的发表。批判社会学家认为专业社会学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建立在一定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批判社会学则通过挖掘职业社会学的价值基础，把它们提出来接受检查、讨论和辩论，批判社会学不仅为职业社会学重新定向，而且支持、激励了公共社会学。[28]对于公共社会学来说，就是要在社会学家和公众之间的进行对话。
麦可·布洛维强调，四种社会学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其中专业社会学是一切社会学的基础，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他首先需要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公共社会学依靠专业社会学提供知识、支持其面对公众所需的自主性，仰仗批判社会学的价值灌输，使其能平稳前行。显然，布洛维提倡公共社会学并不是要贬抑专业社会学的地位。
笔者认为，麦可·布洛维划分四种社会学取向，确实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想法，这样的划分，可以让社会学家更加清楚地思考自己学术定位问题。
布洛维认为，在美国，专业社会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足够强大，现在则到了让社会学走出学院，重新回到公众之中的时候了。因此，他特别强调公共社会学在当代的意义。那么到底什么是公共社会学呢？布洛维在上海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把公共社会学分为传统公共社会学和有机公共社会学两个部分。[29]他解释说，传统公共社会学就是社会学家把自己的观点刊登在一些媒体上，比如报刊，引起公众的讨论。就像现在美国的社会学家比较关注社会不平等、种族歧视、恐怖主义、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在这些方面，社会学家可以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传达给大众。不过，布洛维发现，传统公共社会学家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因为他们往往对社会持一种批评的态度，所以他们在面对由财团所控制的媒体时，就不能完全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财团往往有自身的利益考量。换言之，在这样社会情境中，社会学家在和公众的交流中，肯定会遭遇媒体阻碍的问题。布洛维还认为，传统公共社会学虽然给公共问题带去了社会学的视角，用米尔斯（C.WrightMills1959）不朽的话说，它们把私人困境转变成公共问题。但他们面对的公众是广大的、单薄的、被动的、主流的。他们的存在是无定形的。[30]米尔斯大概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公共社会学家，他主要是通过自己的著作与公众对话，激发公共辩论。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米尔斯写作了一系列时事小册子，《听着，美国佬！》为发生在美国家门口的古巴革命辩护，《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则直指美国的军事工业共同体最终将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后果。[31]他的这些著作被售出了成千上万册，他的观点常常被提起。[32]
与此不同的是，有机公共社会学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于媒体的依赖。因为这些社会学家们会直接与工会、社团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直接联系和交流。因此他们的公众是厚重的，而不是单薄的；是本地化的，而不是广义的；是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是反对派的，而不是主流的。如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韦耶维欧卡（MichelWieviorka）为弄清楚理解运动与暴力使用的关系，自上世纪80年代投入恐怖主义研究，于1988年出版了《社会与恐怖主义》一书，该书对恐怖主义组织成员进行访查，呈现了恐怖主义活动的光谱，分析了恐怖份子的信仰以及他们企图通过恐怖行动达成的目标，为原本抽象的恐怖主义研究带來具体、鲜活材料而又不失理论高度。同样，在中国，在富士康事件中，一批年轻的社会学者进入工厂，与工人直接交流，一方面收集相关的研究素材，一方面将自己的社会学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之中，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成绩。
三、现在是时候提出公共传播学了
美国传播学者罗伯特·克里格（RobertCraig）对传播学科发展方向的基本判断是，由于人类的传播实践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因此传播学科不可能被一种理论流派或体系所统辖。由此，他提出，传播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把握两个方向。1）研究者应该寻找不同的传播理论与观点流派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通过比较差异或相似性，进一步阐明其理论流派之间的碰撞与交汇之处，在进行比较差异与相似处的基础上，达成学术上的共识。2）要取得共识，需要对学者们头脑中的“理论”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他认为，从学科建设角度看，理论不是对某个研究过程进行的阐述，而是一些围绕学术发展方向的陈述与争论。[33]
罗伯特·克里格无非重述了施拉姆在其最后一部手稿中对传播学的未来曾做出这样的预言：传播学在不久的将来，会通过一个合并和重新确认的阶段。那时，现有的新闻学、言语传播学、电影学、大众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大学机构将合并成被简单地称为“传播学”的更大机构。这种名称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过去与传播相关的机构的区分——它是以传播渠道为基础，以立于每一种传播渠道背后的媒体产业为基础——将不再受到重视，以便有利于围绕传播学的核心范式建立一种理性的统一体。
但在笔者看来，这一问题虽然相当重要，但仍然没有走出学科仅仅在关心自身的迷障。让我们直接面对布洛维提出的两个问题来分析一下问题的核心所在。
一是传播学为了谁？虽然，有学者将建国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的被SSCI和A&HC收录的9951篇文献按学科分类统计和分析，发现法学、统计学、新闻传播学等文献量非常少，国际学术影响非常微弱。[34]但透视中国传播学知识的生产场，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学科建设的“国际化”的进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负面效应。现在的中国高校，尤其是强调追求世界一流的985高校，研究的目标似乎在是国际刊物（就传播学生产场而言，就是由美国主导的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并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而所谓的“国际”往往指的是北美和欧洲。“这股形式化的职业主义迫使学者用外国的范式来研究本国的问题，使他们负责的对象变成了外国学者，而不是本国和本土的读者”[35]。
另外，传播学研究似乎有一种麦当劳化的倾向：以主流学术界认可的学术规范生产合格的、标准化文化产品。作品在典型的文本格式，包括文献分析、理论假设、案例分析、验证假设、研究结论和参考文献等内容，而此类文化产品的品质检测也无非一些约定俗成的行业标准。就像全世界相同的麦当劳汉堡的口味，传播领域的TOP期刊的标准化文章也在引导着全世界的传播学者的学术兴趣。正如瑞泽尔所言，麦当劳化的产生背景是官僚制、科学管理和流水作业线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涌现，其主要特征是方法的标准化和产品的同质化。[36]在传播学领域，美国的学术趣味，一直左右着中国传播学场的趣味。
由此可见，传播学家们并不是针对自己国内的受众对象，提供有意义的知识产品，而不过是在一条看不见的文化生产流水线上提供他们并不确切知道的对象和用途的配件而已。哈贝马斯在《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一文中曾感叹说，专家文化和一般公众之间的距离拉大了。因为“文化领域通过专门处理和反思所获得的东西，确实没有自动地为日常实践直接拥有。”近听一下，业界长期对传播学专家脱离实践日重一日的批判声，我们可以发现场域的积疾有多严重，而更遑论一般公众对传播学知识的理解与接收了。
二是传播学为了什么？欧洲有相对独特的公共传播体制，传播一向是研究者、媒介实务工作者和整体市民的公共问题，传播学研究与教育一直有重视批判研究与政策研究的传统，近年来人文哲学的学术传统如：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象征互动论、社会语言学、当代文化研究等，也在传播的土壤中茁壮。[37]但在美国主导的传播学知识生产领域，欧洲的声音是有限的。除了文化研究和批判学派的一些思想曾被介绍到中国来以外，中国的传播学家们并没有真正领悟到传播学是为了什么。
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强调科学的超然态度，不带有前提或预设，不涉及终极关怀。不过涂尔干晚年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则指出，工业社会的发展，摧毁了原有的宗教信仰，造成了失范现象。他断言，宗教缺失下的话语空白应该由社会学填补，而社会学家则相应地承担原本萨满、先知和牧师的角色。显然，涂尔干所指的萨满、先知和牧师的角色，并不是纯粹的社会事物的解释者和客观的分析者，他们往往是社会的参与者。这意味着，学术的价值不在于学术价值之中立，而在于是否能够直面现实生活，解答社会问题，揭示社会隐藏的矛盾，需要有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诚如吕塞兰所言：“当我遇到某些现代思想家所谓客观的神话时，不禁感到生气。对他们而言，只有一个世界，对人人都一样的世界。其他的一切世界都应该被认为是过去时代留下的错觉（illusions）。为什么不干脆称之为幻觉（hallucinations）呢？我付出代价之后，才知道他们的观点大错而特错了。”[38]正是基于相似的理念，米尔斯批判当年美国社会学被实用主义左右，“不关心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们：坏男孩、放荡女人、移民工人和尚未美国化了的移民。相反，它们幻想，实际也在与社会上层相联系，尤其是与开明的商业经理和掌握大笔预算的大人物相联系。”[39]“学者自身的叛逆性渐趋削弱，而在行政上却更加实用。”[40]所以布洛维更是明确指出，“专业化一直试图以科学的外衣为掩护，压抑道德的冲动，就像它迫使我们进入到各种轻视道德义务的职业。然而，尽管道德冲动可能被压制，被边缘化，也可能被束之高阁，被冷落一旁，但是它从未消失”。[41]
借助布洛维的分析框架，我们也可以将传播学划分为四个类型，即专业传播学、批判传播、政策传播学和公共传播学。专业传播学实质上一种理论传播学，是大多数传播学家的职业追求，旨在为职业共同体提供传播理论知识；而批判传播学，在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已经有良好的发展，旨在对传播政策、传播制度和媒介所有权等问题开展批判性地分析，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Ｊ.阿特休尔、Ｈ.席勒、阿多诺、Ｐ.布尔迪厄、Ｔ.吉特林（Gitlin）等都是这一研究传统的代表性人物；而政策传播学研究基本上属于应用研究，旨在对传播政策和项目委托者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经验研究，为公共、私人机构和各种商业组织进行传播分析诊断。而公共传播学，则是基于公共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参与各种社群实践活动，为人类的权利的平等、社会公正和民主参与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支持和策略支持。
四、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共传播学
历来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矛盾都易激化，因为现存的统治集团因恐惧而选择保守策略，但公众因为急于求变又容易失去理性。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大量的社会矛盾被压缩到一个相关密集的时间内爆发出来，而全球化席卷寰宇的力量，又将中国拉入全球性的社会矛盾场之中。这种快速的社会变迁，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案例。比如说，经济改革带给民众更多的自由的诉求，虽然，政府也向社会释放了更大的自主性的空间，但威权式的国家治理方式和社会之间任何存在紧张的关系，冲突和对抗的程度和形式多样化。权利意识越来越明晰的社会底层民众开始学会运法律武器和体制内的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偶尔在激烈冲突时会直接挑战权力的核心。[42]波兰尼（KarlPolanyi）曾指出，人类的生存依赖三个基本要素——土地、劳动力和金钱——这三者如果屈服于不受规制的商品化，就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对土地（也可以扩展到空气和水）的商品化威胁了人类的生存物质；对劳动力的商品化威胁了它的生产力；对金钱的商品化威胁了经济实体。波兰尼认为，面临这三个要素的商品化时，社会要么做出反应，要么被摧毁。显然这三个基本要素在转型期的中国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播学家当介入中国社会的变革，这已是一个不再需要讨论的问题了。
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法国社会学家M.勒内大概是最早提出建立《公共传播学》的学者，1993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较系统地研究了公共传播学问题。国内学者江小平在介绍M.勒内观点的一篇文章中，给公共传播学下了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公共传播的首要目的是说服受众，使之采取有益于自身健康和生活、有益于社会和人类的行为；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和努力提高社会道德水准；指导更多的人承担并完成推动社会发展的使命。”[43]虽然他提供的公共传播学与本文使用的概念内涵有一定在差异，但相通的是，传播学者都需要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并且指导公众的社会活动。只是今天我们是站在公民社会的背景下来思考公共生活参与性问题的。我们强调公共传播学家不仅要通过自己论文著作来反映社会事实，更重要的是得亲身投入社会实践、参与和卷入社区和社会公共事务，包括与各种NGO组织、劳工团体合作、乡村和社区这类社会基层组织，以社会运动的形式推动社会变迁。国内传播学者学者卜卫、丁未、曹晋、郭建斌等少数学者不仅在书斋里做学问，也不仅仅靠通过问卷调查来收集数据，他们往往参与各种不同的社团活动，去发现理论，去解决问题，这正是社会所需要的学术追求。其实，这种卷入，有时又会反哺理论研究，比如卜卫曾经介绍说：
问卷调查经常出现的一个题目是“你想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比如在中国农村大多数家庭只有一台电视，节目选择非常有限，比如只能选一个省台，有的地区在山区，可能连中央一台都收不到。这样的节目选择，在有的地区，节目选择可能受到男主人的控制。你在访问一个女主人的时候，说你喜欢看什么节目？说看武打片，因为丈夫看她就跟着看，但那可能不是她最喜欢的，这样你记录下来可能就变成一个问题。定量研究的主要工具是标准化问卷，但是它使用的前提，比如说被访问者应该是独立的人，能够独立地使用媒介，能够很好地理解调查的问题，这也意味着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在文化和语言上没有什么显著差异……但是在大多数农村地区不是。[44]
公共传播学者的基本使命，大概可以用葛兰西谈“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intellectual）时说的一段话来说明：“成为新知识分子的方式不再取决于侃侃而谈，那只是情感和激情外在和暂时的动力，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议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同时超越抽象的数理精神）；我们的观念从作为工作的技术提高到作为科学的技术，又上升到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没有这种历史观，我们就只能停留在‘专家’的水平上，而不会成为‘领导者’（专家和政治家）”。[45]
借用布洛维的观点，我们可以说公共传播学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其一，能够将传播学的知识带进公共辩论中，其二，可以为学术世界注入公共讨论，因而是一个双向的“沟通行动”。
布洛维认为，当专业社会学变得与现实无关，批判社会学变得教条，政策社会学变得卑屈，公共社会学变得民粹——即，任何一类社会学失去了和其他类型的联系和对其他类型的尊重，所有的类型都会遭遇困难，我们的学科就会失去活力。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第二次大转变”后的当今世界，“市场专制主义与政府暴政在共产主义衰落后大行其道，并在9.11事件之后联合在了一起”[46]。与之抗争的关键取决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取决于各种旨在保护人权、环境正义、劳动条件的社会运动的广泛基础。这是社会学和传播学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1999年布莱克指出社会学不能仅仅依靠大学而存在，而需要回归公众。[47]2002年甘斯同样呼吁更多的社会学家应该成为公共社会学家，对公众发出社会学的声音。[48]这大概是智者所见略同吧。
近些年来，美国不少社会学家开始参与公共事务之中，他们走进反对剥削拉美和非洲的非法移民的血汗工厂的运动之中，进入占领华尔街的队伍之中，他们与移民团体合作，通过开办英语课程等措施帮助移民工人及其子女融入当地社区，从而提高工人的组织能力和集体行动能力，最终让工人可以为自己说话。同时，他们还通过在媒体上的呼吁和曝光引起美国社会对移民和血汗工厂问题的关注，从而使移民工人问题变成一个公共议题。[49]
可惜，中国传播学家真正进入社会实践者少，他们虽然有人会利用有限的传媒平台发表一些时事的评论，或者普及一些学术常识——如微博中的舆论领袖、二级传播模式、知情权等等。但类似于乌坎事件、富士康工人跳楼、宜黄事件以及新疆和西藏此起彼伏、大大小小的社会冲突事件中，传播学家很少进入现场，通过自己的知识来化解社会矛盾。同样，在社会的底层中（如失业工人群体、农村留守人群），在边缘性的群体中（如同性恋群体、爱兹病村、城市农民工、吸毒人群、性工作群体等等），在环境运动中（如反核能、反垃圾焚烧、反建大水坝、反砍伐森林、绿色和平组织等等）的公民行动中，我们也不太能见到传播学家的身影。布洛维曾警告说：“在公民社会消亡的地方，社会学也消失了。在公民社会复活的地方，社会学也就得以复活。”[50]这句话，何尝不能用到传播学身上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提倡公共传播学研究，多少有点回归芝加哥传统的意味，因为当年帕克、托马斯甚至杜威的学术生涯，就有深度介入公共生活的趣味。如杜威、福特和帕克当年甚至策划过出版一份名为《思想新闻》的报纸，虽因没有市场而放弃，但其意图就是通过报纸来改造哲学。随着实证主义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正统时，芝加哥的传统才慢慢消隐。期间虽然凯里（Ｊ.Carey）、卡茨等人还不时提醒人们不能忘记这样的学术传统，但在施拉姆确立的正统的传播学研究学术场域内，这样的声音终究是式微的。
布洛维在接受贝里斯采访时曾说：“尝试了解支配的底层生活是改变的第一步。这是一个有益身心的洗礼。或许所有的学者都应该有类似的经验”。[51]对于中国的传播学者来说，我认为这样的衷告来得正是时候，就让我们走出书斋，走进充满苦难与欢乐、绝望与新生并存的鲜活而复杂的社会生活，传播我们的学术知识，培养社会公民，改造我们的社会吧。毕竟如帕克所言：“传播显然是社会过程中根本的东西，因为物理学使传播手段的延伸和改进对社会的存在显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理性组织起来的社会形态即所谓的文明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2]
当然，话得说回来，我提倡公共传播学，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其他的传播学研究面向。毕竟公共传播学的基本知识来源于专业传播学的成果，而批判传播研究和政策传播研究，对我们发现社会问题，发展学术思想或者提供社会服务同样是有价值的。最后请允许我转引加州大学的乔纳森·特纳（JonathanTurner）的一段精辟的论述作结：“如果社会学理论不具科学性，那它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它就成了新闻报道、意识形态灌输、对所见不平的批判以及含糊不清的高谈阔论的杂交。对于认识论科学的这种选项并不会……将社会学带到一个非常健康的方向上。”[53]
注释
[1] Peter Berge , What Happened to Sociology ?First Things , Vol. 126 ,2002 ,p. 26.
[2] Anderson, J. A. “Chapter 9: Communication Theory Analysis”, Communication Theory: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s [M]. New York: Guilford, 1996.
[3] 闻翔：社会学的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评介麦克·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
[4] Rogers, E. M. & Chaffee, S. H. (1993).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y: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128；Shoemaker, P. J. (1993). Communication in crisis: Theory, curricula, and pow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146-153.
[5] 常江：从梅迪尔新闻学院改名看美国传统新闻教育的变化，《中国记者》 2011年第5期。
[6] 潘忠党：《媒介效果实证研究的话语——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解与误解之反思》，[美]简宁斯·布莱恩特、道尔夫·兹尔曼、主编：《媒体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石义彬、彭彪译，华夏出版社2009出版，序言第1-24页。
[7] Rogers,E.M, Chaffee S.H (1993):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y: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4):125-131。
[8] Rosengren, K. E. (1993). From field to frog pond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3), 6-17.
[9] Potter, W. J., Cooper, R., & Dupagne, M. (1993). The three paradigms of mass media research in mainstream communication, Journals Communication Theory,3(3):17-335.
[10] Littlejohn, W. Stephen (1992). 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4th. ed).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1] Potter, W. J., Cooper, R., & Dupagne, M. (1993). The three paradigms of mass media research in mainstream communication, Journals Communication Theory,3(3):328
[12] Infante, D. A., Rancer, A. S. & Womack, D. F. (1993). Build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2nd ed.).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转引自须文蔚、陈世敏：传播学发展现况，[台北]《新闻学研究》总第53期，第9-37 页。
[13]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3年第3期。
[14] 吴飞：传播学研究自主性反思，《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14期全文转载。
[15] Peter Berge(2002), What Happened to Sociology ? First Things , Vol. 126 ,p. 27-29.
[16] [美]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张强、陈永强译，三联书店2001年，第14～15 页。
[17] [美]杰夫瑞·亚历山大：《世纪末社会理论》，张旅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2-3页。
[18] 吴小英：社会学危机的涵义，《社会学研究》1999 年第1 期。
[19] 陈文江、何祎金：公共的张力：从拯救社会学到公共社会学，《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3期。
[20] [美]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8页。
[21] 转引自王晓斌：试谈我国社会学的公共转向，《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2期。
[22] 陈文江、何祎金：公共的张力：从拯救社会学到公共社会学，《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23] Mills,Wright(1960): “Letter to the New left . ”New Left Review 5.
[24] 闻翔：社会学的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评介麦克·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
[25] Patricia Wilner, “The main Drift of Sociology Between 1936 and 1982,” in History of Sociology, (Spring 1985) 2:1-20. 转引自[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175页。
[26] 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2003～2004年度美国社会学协会会长。近年来，他大力提倡“公共社会学”，强调社会学的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在社会学界产生了非常之大的反响。国内他的译著有[美]麦克·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
[27] [美]麦可·布洛维：公共社会学，《社会》2007年第1期。
[28] [美]麦可·布洛维：奥巴马时代的公共社会学，Justine Zheng Ren译，《21世纪国际评论》2010年第3期。原文见Innovation -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22, No. 2, June 2009。
[29] [美]麦可·布洛维：公共社会学，《社会》2007年第1期。
[30] [美]麦可·布洛维：奥巴马时代的公共社会学，Justine Zheng Ren译，《21世纪国际评论》2010年第3期。
[31] 赵刚：社会学要如何才能和激进民主挂钩? ——重访米尔士的“社会学想象”,《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0年第39 期。
[32] [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33] [美]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第14页。
[34] 参见刘莉：《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探究SSCI论文视角》，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
[35] [美]麦可·布洛维：奥巴马时代的公共社会学，Justine Zheng Ren译，《21世纪国际评论》2010年第3期。
[36] 参见苏国勋：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共生，《国外社会科学》2003 年第 3期。
[37] 须文蔚、陈世敏：传播学发展现况，台北：《新闻学研究》总第53期，第9-37 页。
[38] Jacques Lussryran, And There Was Light, Boston, 1963,p.112.转引自[加]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麦克卢汉所撰序言之第3-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9] [美]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1页。
[40] [美]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2页。
[41] Michael Burawoy. The Critical Turn to Public Sociology. Critical Sociology, 2005, ( 3): 313- 326.
[42]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2000).转引自李颖：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公民社会的讨论，《21世纪国际评论》2011年第3期。
[43] M . 勒内的文章《公共传播学》刊载于法国期刊《文献评论与研究》1993年第4977期上，参见江小平：公共传播学，《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7期。
[44] 卜卫2006年7月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第七届世界互联网项目年会”上的发言。本书引用的网络来源：http://tech.sina.com.cn/i/2006-07-12/10581033198.shtml
[45]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46] Michael Burawoy. The Critical Turn to Public Sociology. Critical Sociology, 2005, ( 3): 313- 326.该文已经由单提平摘译，分上下两篇并刊发于《国外理论动态》2006 年第9 期和第10期。
[47] Timothy Black(1999), Going Public : How Sociology Might Matter Again , Sociological Inquiry ,Vol. 69,pp. 257-275.
[48] Herbert Gans(2002) , More of Us Should Become Public Sociologist , Footnotes , Vol. 30 ,p. 10.
[49] 参见闻翔：社会学的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评介麦克·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
[50] Michael Burawoy. The Critical Turn to Public Sociology. Critical Sociology, 2005, ( 3): 313- 326.
[51] Jeff Byles. Tales of the Kefir Furnace man. Village Voice, 2001, ( 4) : 1-4.转引自胡勇慧、赵万里：从“学术工人”到“传道者”——麦克·布洛维的学术转向与价值关怀，《学术交流》2011年第2期。
[52] 帕克：《物理学与社会》，转引[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麦克卢汉所写的序言之第7页。
[53] Turner， Jonathan H. 2001.“Sociological Theory Today.” Pp.1-17 in Handbook of Sociological Theory， edited by Jonathan H. Turner. New York: Springer.转引自李钧鹏：也谈公共社会学，《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