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最近接连发文，希望当权者能够倾听“沉没的声音”。文章称这个表达的“黄金时代”仍有许多声音未被倾听；并且站在权利的高度特别强调，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尽管我对“黄金时代”的说法有些存疑，但从媒介史的角度来说，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运用，我们这个时代所获得的进步的确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当社会为此呼吁欢呼雀跃的时候，我也毫不怀疑，作为中国最高一级党报的《人民日报》，其所释放的信息具有进步意义。
然而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实在没什么好激动的。因为这些年，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朋友都在重申这个简单的道理，每个人的声音都十分重要，都应该被倾听，因为这些声音所表达的，不仅仅是社会理性，也是权利诉求，是我们所有幸福的源泉。而当我们回望历史，辛亥革命忽忽百年，至今我们仍然在努力说服某些当权者需要倾听“沉没的声音”，仍在努力争取“舆论权”，这样的进步，又实在难以让人恭维。
对于什么是需要被打捞起来的无效表达、“沉没的声音”，《人民日报》作了简单概括：一方面，有些声音被淹没在强大的声场之中，难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有些声音是“说也白说”。
前者是现代传播意义上的困境，伴随着媒介的日益发达，每个人都在说，每个人什么也听不见，尤其在自媒体之后，人人都急于表达，而不是倾听。当然，这一点本也无可厚非，在平等主体之间，在一个倡导自由的社会里，人们不仅有说与不说的自由，而且也有听与不听的自由。至于后者，“说了白说”则有另一层追问，言下之意，有些意见表达，绝不能“说了白说”。
而且历史与现实也无数次证明，当一个社会的理性声音、权利表达被隔离，被贬斥，这个社会将会因此走许多弯路，甚至造成大量无谓的牺牲，而这一切，都是大家所不愿看到的。
举例说吧，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高调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著名农学家董时进曾经提出激烈的批评，此声音世所罕见。他说，“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言），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确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都不是在苏联，而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我也知道，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庭农场，只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苏联的集体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两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历史的背境均判若天渊。”
与此同时，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这种以国家为唯一雇主的人民公社制度，从本质上说也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董时进从而预言，这种集体制度一旦实施，将来一定会惹出许多乱子，并在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
我是多么希望董时进是错的，然而历史无情的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如你所知，其后中国发生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而且在其后的八十年代中期彻底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
而董时进的声音，在当年无疑是一种“沉没的声音”，因为在那个时代，革命的激情压倒一切，客观上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在只有一种权力、一个目的的条件下，任何其他任声音都有可能成为“沉没的声音”，准确说，更多是“被沉没的声音”。
任何崇尚理性与文明的社会同样都会坚持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即民众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声音，而当权者有义务倾听民众的声音。然而，必须看到的是，仅仅是有义务倾听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就在人们争论或者倡言当权者需要倾听“沉没的声音”的时候，我更想强调的是，作为民意执行机关的政府，不仅要倾听反映民意的声音，在关键时候更需要服从。
为什么有此感慨？想想你已体会了多少次“说了白说”就心知肚明了。
从物理上说，任何声音都是有可能沉没的。但就那些体现了民生、民权等诉求的声音，真的沉没了么？没有。那些直指今日中国种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的声音，真的沉没了的呢？没有。是的，我敢说今日中国任何关键的声音都没有沉没。
当房价一年年高涨政府却在每一次调控中白得好处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当推土机肆无忌惮推倒民宅逼人自焚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当城管驱赶自雇谋生的小摊小贩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当有毒食品一次次考验我们对卫生监管部门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当冷血的人举着屠刀进幼儿园屠戮小孩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当“我爸是李刚”中的李刚涉嫌刑讯逼供致王朝蹲冤狱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社会每天都在预警，都在说话，都在言明自己应得的权利，都在助推进步的方向。东南西北，从早到晚，相同的牵肠挂肚，相同的主张坚持，潮落潮涨，此伏彼起，我敢说，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关键的声音是真正沉没的。
几年前，我便一直反复强调，今日中国缺的不是民意，即这里的声音，而是缺民意的执行力；中国少的不是民声当被倾听，而是民声当被服从。有人说，当国民的声音被沉没，我们将会面临灾祸，而我要说的，国民的声音被沉没，本身就是灾祸。而我对这个国家之所以抱有热忱的希望，就在于即使民声不被倾听，不被服从，民声也没有沉没。我们的声音从来没有沉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