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人一样，我对香港谈不上非常了解，却也并不陌生。十几年前留学归国曾想过在那里找份工作。不过只是一闪念。之所以没去香港，不只是因为香港狭小，更为自己深信“我的世界时间在中国，我的中国时间在内地”。
回国后有几年时间经常到香港出差。第一次印象并不好，这可能和我天生不喜欢拥挤有关。我住的那家宾馆，电视机差不多是悬在床的上方，而街道上也挂满了广告牌。之后几次陆续认识了一些朋友，印象才有所改观。除了香港大学的钱钢，还有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熊景明。和景明认识，是因为她在报纸上了解到我在研究民国农学家董时进，正好她也非常感兴趣，于是在香港的一些图书馆里为我找了不少资料。无论是对内地，还是香港，我所见证的他们都是热爱的。
过去有关香港地位的评价，印象最深的是《亚洲周刊》的总编辑邱立本先生。我曾经在港大做过短期的访学，记得有一次，邱先生雨夜来访，其间与我聊到“香港是华人世界的首都”这样的观点，那时我亦点头称是。
回想当年光景，恍如隔世。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朋友都或多或少对香港的暴力事件表达了失望之情。景明和我聊起香港时，同样少不了唉声叹气，痛心疾首。对于当地某些媒体人及知识分子的慷他人之慨甚至“不择手段”，也是大为不解。
以我对非暴力的推崇，对各种过激行为自然同样失望。一个原本是华人世界“最文明的地方”，像是换了灵魂，开始滑向野蛮的沼泽。想起几年前我受香港大学学生会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台下可都是彬彬有礼且富有朝气的年轻面孔啊。但愿他们这次没有加入暴力的一群。
相关骚乱中，最令人痛心者当属部分极端分子对内地民众的敌意以及部分内地民众的敌意回馈。而这种双向敌意可能已经在两地互动过程中被强化和扩大。
回顾过往，我最初对香港的失望可能是从2012年“内地小女孩在香港地铁进食引发争议”一事开始的。无论你和我怎样讲文明，我始终相信当地乘客驱赶那双母女是无法接受的。更别说在地铁里吃东西的只是一个孩子，而且已经停止吃东西并且道了歉。我去过世界不少大都市，从来没有遇到类似糟糕的事情。往远里说，温斯罗普当年在北美建立基督城，法庭判决不会在冬天赶走异教徒。往近处说，今日法国房东被禁止在冬歇期（la trêve hivernale）驱逐付不起租金的房客。背后都是理性与人性的温度。
谈起这件事，在此我想强调的是，一个国家也好，一座城市也罢，无论标榜怎样的进步与文明，都要看到“具体的人权”。而这件事让我想到两点：一是曾经听朋友批评过的，就整体而言香港似乎更重工具理性而轻价值理性。当然这只是印象，无法说肯定或否定。二是有些香港人对内地人可能并不友善。后来，因为一些极端话语的出现，这一年两地网络上出现了激烈的对骂。
这个世界的不幸在于，主流人群常常被少数极端分子影响，受他们争吵的蛊惑，而发生变质。各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可以轻而易举地撕裂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互联网这一特殊的广场媒介带来的撕裂。
回头说香港的这场街头运动。就像我在《寻美记》等书中提到的，我对街头运动素来抱有警惕之心。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担心运动一旦启动便有可能失控。除了造成“具体的人权的灾难”，甚至还可能完全走向诉求的反面。这就是伏尔泰所谓“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善因结恶果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不胜枚举。
8月13日，香港机场离港口全面关闭的那个深夜，一位硕士毕业生向我留言诉苦，因为香港的事情很多朋友分道扬镳了。一方面，显然她是同情年轻学生的。同时，也想听听我的意见。此前我本想写点什么，但以中国的舆论环境，任何冲突时候的发言，都可能让自己失去一批“朋友”。想起年少时朋友遍天下，一旦参与公共讨论，用不了几年，便有可能“寻遍天涯知者稀”了。
思考让人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的人注定是孤独的。想起那天在电话里和一位朋友说——如果表达可能失去“朋友”，而不表达一定会失去自己，那就表达吧。我相信凡有独立品质与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是该有勇气去表达，直到“不剩一个朋友”的。当然，有时候他们之所以不急于发言，也是因为很多事情错综复杂，实在是看不清。
所以，接下来我对学生说，如果有朋友因为你某个观点不同就会和你势如水火，可能你们本来也不是什么朋友，实在无可惋惜。与此同时，你也要尽可能多地获得一些信息，不要困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
由于是半夜醒来，身体不适，接下来我只简单地表达以下几点看法，以作为判断一场街头运动是否失控甚至出现异化的主要依据。
其一，街头运动是否突破了以赛亚•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的底线，即不强迫他人卷入相关运动。换句话说，当一群公民借某种自赋正义的诉求发起一场运动的时候，其他公民有权拒绝参与，而不致于遭受肉体或者精神上的胁迫与污名化。
其二，街头运动是否遵守穆勒所谓的群己权界，不以自由之名伤害必要的公共秩序。任何真正有自由精神的人都会相信一个简单的道理——对公民权利的守卫必须仰仗一定的公共秩序。如果运动发起者试图以瘫痪交通等方式妨碍他人的生活自由和工作自由，即使它是以非暴力方式进行，这种“示威者越界”也将构成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害。
其三，街头运动是否采取了过激的暴力行为，给其他公民造成了精神、肉体以及财物上的损害。想起加缪曾经宣告的“社会主义的集中营也是集中营”，我同样相信——高喊“自由”时的野蛮依旧是野蛮。
在我的“具体的人权”的价值图谱中，只要是突破上述三条，运动组织者正义的口号喊得再响，其目的和结果都是可疑的。对照最近发生在香港的暴力事件，读者大概就会明白我为什么失望了。尤其是第三条，当暴力与私刑愈演愈烈，我甚至看到了一种对强者无能为力对弱者痛下狠手的心理变态与象征转换。
此外，可以列入观察视角的还有：
其四，知识分子及媒体从业者与乌合之众是否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我尤其关切的视角。知识分子长于生产理性和意义，通常他们都不会将自己与乌合之众划上等号。但就像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批判过的，当知识分子迷信并臣服于自己的某个信念，为此卷入某个政治运动时，完全可能背叛自己以思考为业的本分和初衷，而成为某一观念鸦片吸食者。
其五，谁有能力让街头运动停下来，以及以哪一种方式结束。过去的悲剧已经看到太多了。既然政治乃众人之事，那么合理地妥协就首先是一种政治能力。回到香港问题，当有人借这场街头运动最终喊出“香港独立”的口号时，实际上是将最初的诉求一笔勾销，走到了反面。这种极端主义不仅彻底否定了具有“准联邦”意义的“一国两制”，熄灭有关中国未来政治格局的想象，更有可能会给许多香港与内地许多居民的“具体的人权”带来灭顶之灾。关于这一点，想想北爱艰难的和平之路就知道了。
有些事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激进主义在一个地方获得多少掌声，也将给这个地方带来多少鲜血。
我曾在网上看到一则视频，一位出租司机谈论生活的艰辛，而另一位不谙世事的年轻黑衣学生则声称为了他们的理想总得有些人要做牺牲。这个年轻人没有说明，如果牺牲不是出于自愿，谁给他们权力去圈定谁是牺牲者？哪户人家？我虽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新生代为未来而斗争，以及种种“没有希望”，但不理解为何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无视邻居与路人的权利，甚至妄言牺牲。
你可以呼朋引类，为你生命中的玫瑰努力。但是拜托，不要抢夺他人手里的面包。更不要去伤害那个只是在向生活讨要面包的人。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说法让人动容。所谓“不割席”似乎也是重情重义，然而经不起认真琢磨。从本质上说，它更是水泊梁山式的不论是非，以集体人格代替个体人格。而一场不论是非的运动，将走向哪里，正当性何在？
和许多读者一样，我钟情世间许多美好的价值观并乐见其成，但并不喜欢那些仿佛高人一等的狂热的“进步贩子”，他们总是像下棋一样奢谈政治正确却不计后果。而他们最终能够获得的“人类进步”，可能只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庸俗：一代人心急火燎地解决问题，然后给下一代留个更大的烂摊子。
8月16日，香港多家媒体刊发了李嘉诚的“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其义虽然含糊，但也依稀可见“怜瓜之心”。曾在香港工作多年的一位朋友此前和我谈到一个细节：“以前内地的很多货物要从香港转运，而现在香港的货物反倒是要从深圳转。”香港，的确大不如前了。
有一点我宁愿相信，香港在英殖时代的繁荣以及回归后的衰落，最关键处不在于内地对香港的政治如何，而在于内地正在告别曾经多舛的命运。自改革开放以来，当内地庞大的市场与世界接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过上了正常的生活，香港独一无二的光芒自然会被折射与分散。
——这不是香港的衰落，而是香港开始回归正常城市。
过去这几年，我在内地最常听到的一首歌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取代了Beyond当年风靡大江南北的《海阔天空》。在此，本文特别想说的是，无论内地还是香港，两地的价值以及背后的机会与辛劳都值得尊敬；两地遇到的一时难以逾越的困难也需要相互理解。既是主张“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为何不继续内地和香港一起努力？
在示威队伍里，我看到有年轻人的T恤上印着陈百强的《一生何求》。那也是我读大学时常爱唱的一首歌，那个以歌声而不是暴力改变中国的香港多么值得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