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十多年前，我看到这样一个笑话：

爷爷抱起孙子，给他讲人生的道理。讲完后，爷爷问孙子有什么感想。孙子说，爷爷你嘴好臭。

后来，我把这个笑话当作一个关于解构的故事写进我的文章里，以此诠释这个解构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旧制度、旧思想与旧权威，看似铜墙铁壁的意识形态统治等等，都将面临来自信息接收者的挑战。

“文革”时期流行“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唱者与听者毫无防御地接受字面上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意义是失控的。而任何政治口号，都会被社会以各自的方式解读。解构主义长驱直入公共生活的各个细节。2012壬辰龙票刚在微博上露了一下脸，就立刻引发诸多议论。有的说“威武庄严，一身正气”，有的说“凶神恶煞，霸气外露”。有的说这只飞龙出门忘记戴博士伦，不小心撞到了钢化玻璃上，可惜爪子抓不住玻璃，身子直往下出溜呢；有的说这龙下面着火了，正喊着疼呢。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解构的本质，说到底就是阅读者或者信息接受者，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意义的控制。这方面，无论是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接受美学理论，还是斯图亚特·霍尔的积极解码理论，都已经做了深刻而有力的论述与铺垫。

英国经验主义的开创者约翰·洛克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如果个人不控制意义，或者说意义在个人的经验之外，暴政就会在附近徘徊”。毫无疑问，解构不仅对于瓦解旧世界有着摧枯拉朽的作用，对于每个人守住自己的精神城堡，也有着非同凡响的积极意义。今日中国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社会脱去政治中心的重轭，使个体重新获得了解构政治、文化与生活的主权。

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集合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诸种特征，而后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解构盛行。在那里宏大叙事变得与这个社会似乎毫无干系。一盘散沙的世界，人们回到自身，拒斥千篇一律、高高在上的意义。和过去相比，每个原子化的个人都可能一事无成，但又都可能呼风唤雨。

好了，接下来让我们重新回到上面那个笑话。如果那个小孩对任何言说者都抱之以“你嘴好臭”，而且小孩成了大多数，这个世界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而今网络上，谁还敢高扬理想的旗帜，而严肃的讨论不就都以哄堂大笑收场？

十几年前，我还在无节制地赞美这个解构的时代。我承认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解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那些动辄想回到大一统时代的思想，我自然坚决反对。因为这些人只看到时代在交媾，却没看到时代在孕育。新的文化，将成长于种种解构之中。

必须强调，我反对解构一切。实话实说，尤其近两年，我渐渐开始厌恶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解构、赏玩与戏仿主导了一切，没有灵魂的庙宇，没有神圣的存在，没有理想的生活，更没有人会为崇高与尊严而战。在那里，人心必须接受大张旗鼓的嘲弄。

解构与嘲笑成了这个社会的主旋律。但是，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不可能只有解构，而无建构；只有瓦解，而无粘合；只有自由，而无责任。没有敬畏，没有尊敬，没有神圣，没有向上的力量。

最可笑的是人人互称“老师”。一方面和中国人信各种各样的神在逻辑上如出一辙：表面尊敬，实际上多是因为功利或者怯懦而进行廉价的精神上的行贿——不得罪你，而且相信总有一个是灵的；另一方面，甚至连资深作家们也开始在网上称木子美与苍井空为“老师”时，我不知道这些“老师”究竟给了他们怎样的教诲与恩情。但我知道，在人人互称老师的社会，老师已经死了。

事实上，就连解构主义思想家们也承认，并非所有东西都当被解构。德里达便提出了“正义的不可解构性”，因为“正义”是对他者的无条件的义务或者说是责任，是一种“非对称的责任”。世界有一套运行的机制，正如各种计算机程序并不能解构二进制原理。从逻辑上说，如果一切都可以解构，解构也将归于虚无。

解构，但并不嘲弄一切。有时候我真觉得人类自康德以后误入歧途，需要回到康德再重新出发。在康德那里，人仍有敬畏，世间仍有未知之物，康德的哲学为宗教与正义留有余地。不幸的是，19世纪，上帝死了，20世纪，人类也死了，剩下的只是孤零零的个体。

“认识你自己。”古希腊达尔斐神庙里的这句话广为流传。同样是刻在那座神庙上的另一句话却被忽略了——“凡事不可过度”。同样是在这片土地上，历史是一条时间的长河，人们踏足其中，能望见过去，也能望见未来。而现在，时间的河流消失了。人们只是自顾自站在各自的脚盆里，只有嘲弄，没有敬畏；只有哄堂大笑，没有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