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根据我2009年11月1日在中国政法大学郭世佑教授主持召开的“多学科视野下的新疆民族关系”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原文将作为会议资料发表于《战略与管理》学术季刊2010年第一期。

一，解决民族问题的两种方案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经参与过中央政治体制改革调研工作，对民族问题略有涉及。关于民族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在如下两个条件下，第一，拼图式民族居住状况，也就是非杂居状况，第二，非复合共和，也就是非联邦制国体，一个国家里面多民族问题是无解的。

解决一个国家里面的多民族问题，当代条件下只有两种做法，一种无解，一种有解。第一种无解，那就是帝国式的。帝国式的就是，中央集权，权力结构是金字塔式的。这个方式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传统的君主帝国主义，君权神授，清王朝以前就是这种体制。第二种是当代僭主政体，非君权神授。这个僭主体制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里面有专门的阐述，在他的《政治学》和《雅典的政制》这两本书里面对僭主政治有专门的定义。在僭主政体下，国家首脑无君王之名，有君王之实。第一种君主帝国主义政体肯定早都灭亡了，只有标本还存在，比如在大不列颠；第二种僭主政体还存在，比如中国。

第二种非帝国式的解决方案就是联邦式的。我的基本观点是，帝国式条件下，民族问题无解，稳定不过是两个冲突之间的间歇状态。

二，民族与国家的三种状态

在民族与国家问题上，有三种情况，一个是一个民族多个国家，比如像古希腊的城邦制，虽然都是希腊民族，但是有很多城邦，从雅典，到科林斯，到斯巴达等等，大概有几十个，最多时达700个。第二种情况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比如殖民统治之前的西欧大部分国家和民族，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西班牙等等。第三种，是一个国家多个民族。一个国家多个民族的状况，应该说只有两种，一种就是帝国式的，罗马帝国，以前的苏联帝国，我们的中华帝国。再一种就是联邦式的，联邦式的包括现在的这个英联邦，美国联邦，现在这个联邦很多了，俄罗斯联邦，甚至基本是单一民族的德国，都实行了联邦制。

一般来讲，一个民族多个国家，可以实行直接民主制，比如雅典；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能实行间接民主制，也就是代议制，比如英国和法国；一个民族多个国家，最适合的就是联邦制民主，所谓联邦制民主，就是把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单个政治体，比如美国的各个州，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家，这就是复合共和制民主。

不过，复合共和制是当代民族治理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那充要条件是什么，充要条件就是那个国家的民族不能完全按照块状分布，就像美国那样的搅拌在一起，呈沙拉状，就没有民族问题了，顶多就只有人权问题，或者种族问题。什么意思呢，民族分布状况一般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叫做拼图式的，民族和领土结合在一起，不同的民族居住在一定的区域。另一种状况就是美国这样的，在一条街上就有所有的民族。我到美国访问的时候，在波士顿每条街上都有好几座教堂，每个教堂属于不同民族的宗教或教派，光基督教信仰就有三种，有东正教的，有天主教的，还有新教，都不一样。我在一条街上看到，还有东正教教堂边上，就是南韩天主教教堂。

美国的民族分布状况是一盘沙拉，沙拉拌开以后，里面黑的白的红的黄的，什么都有，有苹果有香蕉有梨，通过一个“民主”的沙拉酱把它们搅拌在一起。这种情况下一般没有分裂担忧。如果不是沙拉状，而是拼图状，即使在复合共和制下，也有分裂之虞，比如英国治下的北爱尔兰、加拿大治下的魁北克、西班牙治下的加泰罗尼亚、印度尼西亚治下的亚齐、俄罗斯治下的车臣，以及格鲁吉亚境内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

三，冲突与协调：国家主权原则与民族自决原则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当代政治理念有两大原则：一是主权原则，诞生于17世纪中叶英国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是所有国家的主权是绝对的，不可挑战的。另一个是民族自决原则，起源于法国，发展于美国，被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后，渐渐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原则。民族自决本来是用来瓦解大英帝国的，所有民族都自决，你大英帝国就完蛋了，大家都独立了，你大英帝国就崩溃了。

我们中国的痛苦，就来自于这两种原则的难以协调。我们对外，对世界强国，强调主权原则，或者是我们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自决权，这个原则不可挑战。那么对内呢？对国内少数民族我们会主张民族自决么？不可能。那我们就是双重标准，也不能不双重标准，我们现在的双重标准就来自于这个地方。虽然有民族自治，但都不是立法权意义上的，顶多是司法权或行政权意义上的。在立法权或主权意义上，我们对外要“全部”，对内，则“全不”。因此，我们无论对外对内，理都不直，气就难壮，所以经常是大喘气。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我们就开始气喘了。这就来自于这两种原则之间的冲突，解决这个冲突的方式我想用帝国的方式是无法解决的。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式的管理，我相信只有延缓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回到自治原理

回到自治这个问题上来。自治呢，以前说的是民族自治。我记得昨天有几个人，包括秦晖，许章润，都提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自治的根本原理，来自个人，而非民族。自治首先是人权，是个人权利，人权就是个人自治，自己治理自己。为什么会有自治的原则呢？自治原则其实就是平等的自由，就是在不得不过组织起来的社会生活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平等的自由。比如有一个两个人的社会，要自治的话，今天你治理，明天我治理，我们两个轮流，如果是一万个人的社会呢，要轮着治理，那就难了，一万天轮一次，我们一辈子轮3次，10岁就得执政才行。如果100万人，许多人就轮不上了。

那就只有通过抽签，或选举，这是平等的自由，其实就是机会和权利的平等和自由，人人有权抽签，或人人有权选举和被选举。地方或民族自治，就起源于个人自治原则，是个人集合体的自治，也就是集团或社团自治。地方自治以居住地划分，民族自治是民族加居住的划分。根据政治学原则，国家越大，民族越多，越有必要实行联邦制框架下的民族自治。但并不是说，民族统一性高，规模小的国家就不可以实行联邦制，恰恰相反，单一民族小国实行联邦制，活力会更大，比如瑞士和荷兰，国土面积都是4万1千平方公里，都是联邦制国家，结果呢，这两个小国，资源并不丰富，却是世界上最富裕国家前10名，2008年，人均GDP世界排名，瑞士第4，荷兰第10。它们不像挪威那样靠资源，而是靠精工和创造力。世界500强，年年都有这两个国家公司上榜，瑞士在制药业、银行业、钟表业、饮食业、酒店管理业上领先世界，荷兰呢，电器，能源和银行业上称雄。

两个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大活力？就是建立在自治原则上的联邦，每个地方的活力都能得到释放。所以，民族问题不是自治的唯一理由，自治的根本理由是自由和人权。不是说只有少数民族需要自治，汉人不需自治，同样需要自治。地方都要自治，地方要自治有地方主权的问题。

五，纵向民主化：上面集权，下面民选

因此，我的看法是，中国只要一天不走上复合共和制，中国的民族问题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这不是个政治战略，政治谋略或政策问题，而是体制问题，是个人和民族的自由的平等权问题。不过，我不主张一蹴而就地解决这个问题。我1989年提出“新权威主义”主张，当时政治学界误以为我反对民主自由。实际上，政治理论有三种，一种叫做对理想政体的演绎，这种理论叫做政治规范理论；第二种是对我们生活其中的政体的描述，可以叫做“经验研究”，这样一种理论叫做“政治经验理论”；第三种考察的是从现状到理想的路径，这是政治操作理论，或者叫“政治改革”理论，我那个新权威主义就是第三种。新权威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完成经济市场化改革和宪政民主改革。

从那时到现在，我进行了20多年的政治研究。我的看法是，在完成市场化改革之后，就应该进行宪政民主的准备性改革，也就是自上而下地进行分权改革，也就是联邦化改革，我的改革思路很简单，就是12个字：“权力分到哪儿，民主跟到哪儿”。现在进行党内民主改革，有机会，也有风险。如果真搞党内民主，就要搞党内竞选，在党管军队条件下，容易造成军队不稳，从根本上动摇政局稳定。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该都建立在庞大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得益于“两试”，一是“试错”，二是“试点”。改革难免出错，所以试错；错了不要影响大局，所以要试点。试点失败了成本小，成功了意义大，可以慢慢推广。我的想法是，对自上而下的分权改革，不必狐疑。市县民主选举与上层集权其实可以并存，比如蒋介石时期的台湾。孙中山设想中国政治发展的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和宪政。所谓训政，其实就是上面集权，下面民选。如果没有这个训政阶段，台湾的民主化就不可能那么平稳和和平。这才是纵向民主化所要求的，同时也是联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