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选结果表明，在人民行动党继续执政的同时，反对党有了历史性的选举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场双赢选举。反对党史无前例地赢得了一个集选区，这是赢。人民行动党尽管失去了一个集选区，但从长远看也是赢，因为这次选举释放出来的很多宝贵的信息，为人民行动党指出了今后发展的方向。任何一个执政党要长期执政，就要根据社会客观现实的变迁而及时调整其执政的方向、方式和手段。不过，笔者认为，新加坡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超越新加坡政治本身，如果把新加坡放在亚洲民主的发展进程中，人们会看到同样重要的是，这次新加坡大选表明，继早期日本之后，亚洲正在发展出另外一个优质民主政治制度。世界历史展示，发展民主并非难事，但要发展优质民主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新加坡民主在其诞生之后，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没有发生类似于西方民主的“轮流执政”现象。新加坡也因此一直遭受西方和很多信仰西方民主的人的严厉批评，一些人认为新加坡是“假民主”、“伪民主”、“有法治而无民主”、“权威主义”等等。哈佛教授亨廷顿生前曾着文比较台湾和新加坡政治制度，就认为台湾的政治制度因为民主而会生存下去，而新加坡政治制度会在李光耀先生之后很难生存。

但这次新加坡选举表明，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不仅越来越民主化，而且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很显然，主导这次选举的是新生代的新加坡领导人。无论人们如何评论这次选举，从实践层面看，新加坡已经为优质民主打造好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制度构架。

民主政治先产生于西方。经过一、二百年的演进，西方民主才进化到当代那种所有合格选民都能参与的大众民主。西方民主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都仅仅是精英民主，是少数民众参与的民主。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的历史并不很长。人们也很容易观察到，在西方之外很难在发展中国家看到犹如西欧和北美社会那样的优质民主。在亚洲，日本是第一个优质民主。除日本外，亚洲的民主进程道路并不平坦，一些社会过分地学西方民主，甚至模仿西方，但民主制度的运作问题很多。日本之所以成为优质民主，主要是因为日本的民主能够结合其民族文化和传统制度特色。尽管日本一直被归类为西方国家，但其民主和西方民主有很大的不同。同样，因为自民党在很长时间里一党独大，也被西方所批评。

那么，新加坡是如何走向优质民主的呢?优质民主多发生在西方，而劣质民主都在西方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新加坡之所以能够走向优质民主实际上和西方先发展民主的路径有很多雷同之处，只不过是新加坡所用的时间远较西方短。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加坡花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从“第三世界”跃升到“第一世界”。而社会经济的高发展水平是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西方在进入大众民主之前，通过近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既是推动民主大众化的动力，也是大众民主所能生存的物质前提。但是，当西方式民主传播到西方之外的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并没有能够推动接受这种民主的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的重点并不在于做蛋糕，做大蛋糕，而是分蛋糕，多分蛋糕。社会经济得不到发展，而各种政治力量又想多分蛋糕，因此民主往往和暴力联系在一起的。新加坡不一样，在很大的时间里，民主的重点在于产生一个有效和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政府，而政府的重点在于做蛋糕，并把蛋糕做大。这就是学界所说的发展型政府。政府通过发展(做蛋糕、把蛋糕做大)、让人民分享蛋糕，而获取人民的信任。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优质民主的关键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优质民主的关键。民主尽管表现为投票行为，但这种简单的投票行为背后则是民主的文化。例如，选举行为实际上体现出经济理性。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中产阶级发展了，选民就不会因为一点点经济上的好处而出卖选票。新加坡选举的清廉(没有买票现象)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所不能比拟的，甚至超越西方民主，这和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有关联的。再如，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了高教育素质。随着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民众的政治理性水平也越来越高。理性的政治人物和理性的选民之间的理性互动是优质民主文化的体现。

其次是法治建设。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是众多现代国家制度中的一种。它很重要，但并不能取代其它国家制度。新加坡的优质民主所依赖的是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有效政治秩序。而这个政治秩序保障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亨廷顿曾经认为，对发展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秩序，没有这个秩序，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保障。新加坡确立了这样一个有效的政治秩序，并且能够和民主政治一并发展。这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在一些国家，有民主，但没有秩序，没有发展;在另一些国家，有建立在专制之上的政治秩序，也有发展，但没有民主;当然也有国家只有专制，没有民主，也没有发展。

再次，新加坡的优质民主在于其围绕着民主制度本身的制度创新。新加坡建国以来的政治实践表明，民主制度并非完全要照搬西方，而创新不仅非常重要，而且也是可能的。这里举几个例子。例如新加坡的集选区制度。在很多国家，选举民主往往带来种族、宗教等方面的冲突和暴力，在西方也不例外。新加坡这个国家本来就是在严重的种族冲突中诞生的。建国之后，政治领袖设计了诸多制度来防止这种冲突。集选区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华人占绝大多数的多种族国家，如果没有这个制度，国会上可能会是清一色的华人。为了培养种族和谐，新加坡政府规定各种族混合居住和互动，主要体现在政府的住房政策上。如果实行西方式的选举制度，能够让少数族群代表当选的条件就是让一个族群的人民集中居住在同一个选区。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容许各族群组织自己的政党，即以族群为基础的政党。但无论哪一种，都很容易导致族群冲突。而集选区就有效地保障了少数族群在政府和政治过程中的代表性，从而防止了族群冲突，促进了种族和谐。

公民精神需要从政治实践中培养出来

再如，新加坡政府对公民的民主素质的培训。和很多西方民主不一样，新加坡实行强制性投票。如果仅仅从西方民主理论出发，强制性投票本身就不是民主的。但是，实践逻辑并不是这样。在西方国家，很多时候，投票率往往少于合格选民的50%，甚至更少。如果只有少数人投票，那么民主就变得毫无意义。合格选民必须有投票的义务。几乎所有西方民主理论都会同意，公民精神是民主政治赖以生存的文化条件。但公民精神并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需要从政治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新加坡的强制性投票制度就起到了这个关键作用。

也同样重要的是民主政治过程中的议题设定。所有民主的关键在于一是组织，二是议题。有关议题就涉及到一个言论自由问题。在西方，这是民主的关键。但是，西方并没有有效解决言论自由所带来的极为负面的社会后果。有关种族、宗教的议题在选举过程中会不断浮上台面，候选人往往利用这些敏感的议题来争取选票，结果制造了无穷的冲突。尽管一些民主国家因为以往痛苦的经验开始限制争论，即不能涉及到政治上“不正确”的议题，但很多国家仍然面临这个问题。一些欧洲国家以确立“国民”话语为借口，制定很多不利于少数族群的政策，名义上平等，实际上很不平等。西方无限制的言论自由更是时时刻刻挑战着宗教和种族的和谐。在新加坡，选举不能涉及到敏感的话题，包括宗教、种族、语言等。很显然，这些敏感问题不是通过争论能够得到解决的。新加坡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通过协商，求得共识。每次选举，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要自觉地不去触动敏感话题。这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选举文化。

新加坡选举稳定有序和各政党议题设定有关。各政党不去涉及敏感话题，同时又认同所确立的国家制度，大家争论的焦点只局限于政策层面，而政策辩论的焦点又是如何做得更好。这使得选举成为整合社会的机制，而不是分化社会。在很多国家，每次选举，社会就要面临一次大的分裂，甚至冲突。而新加坡做到了民主整合社会。

对反对党来说，优质民主的前提就是履行忠诚的“反对党”的任务，就是说，和执政党一样，反对党也都认同这个国家，认同这个制度结构;进行政策争论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要使得国家更加美好。新加坡的反对党基本上也体现出这个特点。

时代在变化，没有一个政党不会面临挑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是如此。人们不难观察到，在民主国家，一些政府因为政府失败、权力的腐败而被反对党所取代;也有一些政府(如日本)因为执政党无能力实施有效的政策而被取代。而新加坡的情况很不一样，既非政府无能，更不是政府失败，新加坡社会希望政府在新的环境条件下能够做得更好。

这些年，新加坡也面临很多外在的挑战。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新加坡社会也面临社会收入分配加大的问题。随着移民的增多，交通等公共设施承受莫大的压力，也影响到住房价格。有些新出现的问题超出了社会的消化能力，需要政府有效的政策。尽管执政党并没有忽视这些问题，实际上也在采取政策来应付，不过，这需要时日。这次选举反映出人民希望执政党能够更虚心地倾听基层民众的声音。

选民的代际变化更强化着新加坡政治参与的动力。新一代选民的观念和老一代选民的观念不同。老一代从艰苦中走来，尚能够承受环境的压力;而年轻一代则更希望通过变革使新加坡变得更加美好。同时，他们希望通过参与产生政治压力，使得权力不至于骄傲。

新加坡的民主正处于自我提升过程之中。随着社会参与范围的扩大和强度的提高，政治制度的竞争性也在迅速增加。良性的竞争所带来的压力能够促成政府向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新加坡不照抄照搬西方民主形式而注重制度创新的精神必然能够使其超越西方，而成为亚洲民主的另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