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辛亥革命研究也已百年，但是，对这次革命的若干基本问题似乎还可以讨论。例如，多年来，人们将辛亥革命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其领导力量定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但是，对此却一直缺乏认真的、充分的、强有力的论证，也很少有人要求这样的论证。似乎这种说法是一种无须论证、不言自明的真理。其实不然。
在西方，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本来是资产阶级的任务，但是，中国的辛亥革命却与之不完全相同。第一，这一革命的目的之一是反对满洲贵族集团，具有种族斗争的意义，这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的；第二，这一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列强入侵，中国面临瓜分危机，救亡图存成为第一紧急要务，这也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的。第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它只面对专制制度一个敌人，但是，当它革命成功、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身后站起一个新的反对者，这就是早期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国的革命者有鉴于此，力图避免资本主义前途，或者取其“善果”，避其“恶果”，节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并没有提出强有力的、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在这一方面，他们还赶不上清政府实行的“新政”。
关于此点，读者只须比较“新政”时期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和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多项法令，就不难明白。当然，他们的某些政策，例如，实行“平均地权”，征收单一的地价税，免除其他税种，会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却视之为消灭贫富差别、造福全民的良方。我觉得，如果就这次革命过程中提出的动员口号来说，革命党人的主观愿望是使革命成为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三合体，但是，革命党人所期望的“社会革命”始终未及实行，因此，就这次革命的实际内容来说，是以推翻满洲贵族为主体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爱国的民族、民主革命。
关于这次革命的领导，最初的一种说法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后来干脆省略小资产阶级，只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了。但是，遗憾的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似乎并不能为这种说法“争气”。放眼辛亥革命史，资产阶级热衷的只是收回利权一类的爱国抗争和立宪运动一类体制内的改革，对体制外的革命并不感兴趣，他们宁愿跟着康有为、梁启超和袁世凯跑，而不愿意追随孙中山。有鉴于此，有些学者不得不提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上层和中下两个阶层，辛亥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领导的，然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也并不支持这种说法。有关史家说不出这两个阶层是如何划分的，各自的代表人物是谁，也讲不出其经济地位如何影响着他们政治主张的分野。
客观存在的事实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只存在一个力量微弱的资产阶级，他们只支持一种政治主张，走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君主立宪道路。只是在革命即将或已经在全国爆发时，资产阶级和“立宪派”的士绅们才逐渐地、部分地转向革命。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实际上是一批青年学生，留学生或者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就是19世纪末年至20世纪初年在中国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据统计，至1905年，仅当时在校的留日学生就有八九千人之多，而至1910年，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已达一百五十余万，成为一支很大的社会力量。这批人，和中国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同，所受的不只是儒家文化的浸染，也不需要通过科举以谋进身之阶。在他们的思想、文化结构里，既增加了声、光、化、电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也增加了西方17世纪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民主主义以至社会主义的成分。他们在校或者离开学校后就成了职业革命家，或者投笔从戎，成为“混”进军队的职业军官和职业士兵，有的则“拿起笔，作刀枪”，成为投身新兴文化事业的脑力劳动者，办报，办学堂，办出版社，当记者、教师、文人。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根据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取得社会财富的方式来划分阶级的。这批革命者大部分尚未进入社会经济结构，人们根据什么来为他们划阶级呢？能根据他们的思想和世界观吗？须知，其中有若干人向往“社会主义”，主张“社会革命”呢！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就明确表示：中国不能重走欧美资本主义老路，他说：“近时志士舌敝唇焦，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迹者之终无成耶！”（《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版，第288-289页）朱执信在《民报》发表的文章曾大骂资产阶级是“掠夺盗贼”（《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第2期），后来孙中山也大骂资本家“无良心”，“以压制平民为本分”，“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参见拙作《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哲人与文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将大骂资本家的思想家定为“资产阶级”是不是有点冤？
某次讨论会上，一位学者表示：“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难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果将孙中山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定会跳起来反对。”孙中山生前，曾表示要当“工人总统”（《孙文力助工人之宣言》，《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6月9日）。将孙中山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会不会跳起来反对，我看不一定，但将他定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我估计他一定会跳起来反对。列宁在分析俄国革命时，曾经分析过俄国先后出现过的“三代人物”，第一代是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等贵族知识分子，第二代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意党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第三代才是“无产阶级”。（《纪念赫尔岑》，《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5页）可见，列宁不曾认为“非无即资”，政治舞台上除了这两大阶级外，还有其他阶级或阶层。
毛泽东在分析五四运动时也曾认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新民主主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60页）。他并没有说，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至今似乎也没有史学家或其他人对此做过判断。那么，我们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论定早于“五四运动”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呢？
在《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辩论中，梁启超主张实行“制限选举”，反对给家无足够储粮、目不识丁的“贫民”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他看来，如果穷光蛋、大老粗们进了议会和政府，那么，就“不知议会果复成何议会，而政府果复成何政府”（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第21页）。革命派与此相反，主张实行没有任何财产和文化限制的“普通选举”。反问说，何以家无足够储粮，就没有资格成为议员，“犹是横目两足，犹是耳聪目明，独以缺此区区阿堵故，不得有此权利，吾不知其何理也。”（县解《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第61页）在资本问题上，梁启超歌颂资产阶级是“国民经济之中坚”，认为中国应该“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为了与外资竞争，应该有大资本家，有托拉斯垄断集团。革命派则主张实行国家民生主义，将一切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掌握在国家手中，使国家成为大资本家。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不能只考虑资本家的利益，置其他人的利益于不顾，必须郑重研究财富分配问题，避免出现欧美社会贫富悬绝，劳动者如在地狱的情况。
姑不论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分析这些争辩的是非曲直，但这些情况至少可以说明，当时，梁启超等人是在为资产阶级说话，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革命党人则是在为广大人民群众说话。考虑到当时的革命者追求的是与君主专制相反的“共和”制度，以“平民”自居，自称所从事的革命为“平民革命”，因此，我以为称这批革命者为“共和知识分子”或“平民知识分子”较为恰当。
（本文节选自作者为《帝制的终结———插图本简明辛亥革命史》一书所撰写的前言，岳麓书社2010年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