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余英时先生，是在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忘了是哪一年，《联合报》副刊办了一场有关红楼梦的座谈会，与会的宋淇(林以亮)先生说「余英时身上的每一钱都是脑」，原话大概如此。当时在观众席的我，倒从来没有料到有一天会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成为余先生的研究生。

1987年夏天，余先生从耶鲁大学转到普林斯顿大学，任全大学讲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我也在同一年8月从史语所到普大攻读博士。很巧地，第一天到系里，就在走廊遇到余先生。但很可惜，我因为功课太忙，在普大读书的五年多(1987年8月到1993年2月)不曾留下任何日记，所以现在追忆这五年多的事情，竟然感到相当困难。

一

我在普林斯顿的前后那些年，是余先生发表政治评论较多的时候。前一段似与台湾的发展较有关系，尤其是民主化、解严、价值及文化取向、两岸动向等问题，余先生写这方面的文章起源稍早，但这几年因为有解严(1987.7.16)、蒋经国故逝(1988.1.13)、李登辉即位等事，动荡较多，所以触发也较多。我在普林斯顿的后三年，因为1989年发生□□□□□事件，此后余先生论政的文章更多关注中国大陆，他对中共武力□□民主运动无比愤怒，对台湾的处境也格外注意。

我记得就在蒋经国病逝后不久，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学生会请余先生去演讲，当日讲题我已经忘记，但与台湾的政治走向有关。当时李登辉接任党主席之事将定而未定，传说宋美龄可能有意出山，听众中有人提出这一类现实问题，余先生的回答中有一句说：「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当天演讲的内容我已不记得，只有此语今犹在耳，因为它生动地描述了余先生虽然关注两岸政治动向，但决不参与任何实际的活动。

在跟随余先生读书时，我也注意到发生在余先生身上一件对他后来影响深远的事，即他与中国大陆中、青代学术界逐渐发展出紧密的联系。余先生对于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的老学者的业绩当然早已非常之熟，有一次我在影印一本中文学报，余先生正好路过，望了一眼说那是1940年代的刊物，果然没错，他说看了印刷字体及版式就知道出版年代。我猜他年青时期一定长时间流连于图书馆遍览各种书刊。但是，他与那一、两代学术工作者大多只是纸面相晤，并无正式连络。1978年余先生参加美国汉代研究访问团访问中国大陆，他与中国大陆许多中、壮一代的历史、考古学者见面讨论，事见《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中国大陆1980年代文化热之后，知识界出现了一种变化，慢慢地可以看出至少有四群与学术文化有关的人：专家型学者、受文化热鼓舞的学者、跨文化与学术的学者、文化人。葛兆光兄告诉我1986年《士与中国文化》在上海出版之后引起很大的震动，当时他有一位半通不通的朋友居然没有看清楚封面，就很兴奋地夸说他最近刚读了一本精彩的《土(ㄊㄨˇ)与中国文化》。由于那些年我负笈在美读书，所以上述观察未必正确，但因几年下来目睹形形色色造访余先生的宾客，我认为1970-80年代前期余先生所接触的中国大陆人士主要限于专家型学者这一群人，但是在文化热之后，来往的圈子慢慢扩及上述四群人，写信、邀请开会、拜访的行程也愈来愈多。记得我刚到普大时，曾好奇地问余先生何以由哈佛搬到耶鲁、又由耶鲁搬到普林斯顿？他说哈佛地处大都会，来来往往的人太多，耶鲁稍好，普林斯顿在乡下，离纽约起码一小时车程，要想找他就更不容易了。然而这一道天然樊篱很快就无法发生作用。

余先生与中国知识界来往的最高点是□□□□□事件。当北京的学生运动爆发之初，普大有一些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开始聚会并举办一些活动，后来随着局势变化，余先生参与较多。1989年大概是5月间，美国纽约时报刊出支持中国大陆学生民主运动的全版广告，上面的毛笔字即出自余先生的手笔，广告所费不赀，除每人捐款一百美金(包括我在内)，不足之数似乎是余纪忠先生支付的。□□□□之后，余先生设法成立基金营救流亡学者，支持、安顿、开会花去不少心力与时间。这中间的历程将来或许会有专门的记述，我因为手上没有任何纪录可查，只能浮泛地写这几笔。

二

余英时先生1987年6月出版《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那一年夏天他转到普大。到普大之后，他仍延续着对「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这个主题的关注。我记得他的书架上有份「商人精神」一书的英译稿，余先生是随时准备要将这份英文稿校改出版的，可惜一直未见动手，或许现在已经放弃这个想法了。不过，余先生后来陆续出版过不少论文，如〈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等，可以看出他对商人阶层在近世思想、文化上的问题始终关心着。我记得1992年底博士学位答辩完之后，原想花一段时间大量阅读葛斯德图书馆视为善本收藏的纸烧本明人文献(从日本印来)，余先生即曾交代我多注意商人方面的材料，后来因为我改变计划提前回台而未果。

在余先生的研究中，商人不再被视为附庸风雅或轶出正统，而是在文化及思想上，成为一群独立的、具创造性的群体。余先生关注商人作为一个群体的文化品味及文化表现，以及他们在明－清－近代历史中的位置，同时透过这方面的研究，构成了一个与16、17世纪西方历史相比较的框架。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余先生对现实的动向始终是关注的。我的感觉是19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文化、学问、政治的热潮不期然地牵动余先生，人们渴切希望知道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包括新儒家、共产革命、中国思想文化之特质、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等---人们想问一大堆既现实又本质性的问题，所以这些年余先生著作的另一个主题是广义的近现代思想史。我记忆中〈钱穆与新儒家〉、中国近代思想的激烈化(以及相关的论战)、近代中国「革命拜物教」的讨论及反省、近代的国族主义史学、当代史学的文化史走向等大量文字都属于这个方面。上述论文有些收入《人文与理性的中国》，我觉得编者所取的这个书名颇有深意。余先生认为百年来的激烈化与革命崇拜(尤其是共产革命)，对传统破坏得太过厉害，他所希望突显的正是「人文」与「理性」的中国，而不是经过不断革命后的中国；还有在经历革命狂热的连番洗礼之后，应该怎样给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的特质一个简洁而有概括性的定义。

我是在1993年2月离开美国重返中研院的。那时余先生深深投入民主救援中，经费、人事、演讲、访问占去他不少时间，我也因为工作异常忙碌，故见面或谈话的机会非常之少。而且依本书主编的规划，我可以在1993年二月打住，不过我仍然觉得有必要添几句话。

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初，余先生的著作大体已经横跨从「尧」到「毛」的范围---除了不曾写过唐朝，以及宋朝写得较少之外。当余先生逐渐从海外民主运动抽身开来时，我们急切地想知道余先生下一步要写什么？我们并未猜到是宋代。《朱熹的历史世界》这部千页巨着是因为受人之托要写一篇序而引发出来的，以一位年近七十的史学家，还能写出这样一部大书，而且所处理的问题、所使用的方法，都与先前的研究历程有所不同，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除了《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近年还有两本一样是因一篇序而引出的书：《重寻胡适历程》及《未尽的才情》，一本是为胡适日记、一本是为顾颉刚日记所写的序。写序成了余先生最近的重要工作之一，最近出版的《会友集》即收录这方面的文字。

据我所知，余先生总是彻夜读书、赶稿，据说余家当年在哈佛有一次搬家向邻居道别，邻居问余太师母说：「请问你们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灯亮着？」

在普林斯顿那几年，我注意到余先生的神态中透露出他似乎随时都在思索，而且总是在繁重的稿债中。有一次农历过年前，大家喜气洋洋，但余先生仍然若有所思，我问道「写文章很难吧」，余先生回答说「如果腹稿打好了，也就不难」，而且还补了一句「债多不愁」，然后从容含着烟斗而去。

人的记忆世界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筛选框架，使得我们即使左思右想，也只能回忆起一点点特定的东西。以上这篇短文是我一时到手的若干鳞爪，留待将来有机会再加扩充。

*摘自《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