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学研究的“典范”

龚忠武在《辛丑元年祭》的长文中，叙说他跟余英时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1966年，他从台大到哈佛，成为费正清门下的一名研究生，余英时正好从密西根大学转聘到哈佛，为罹患严重精神病的杨联陞代课。两人除了师生关系之外，周末还经常到他家打牙祭，并参加围棋俱乐部的棋会。在1968年-1969年，余氏只是个在哈佛代课的助理教授，在哈佛的去留问题，成为他最大的心理压力，一度情绪十分消沉，香烟不离手，藉烟消愁，并且不讳言，可能回到香港教书。

1969-1970年之交，海外留学生爆发了保钓运动，龚忠武发现：余氏在校园里老跟在费正清后面，做说服反战学生的工作。余氏是围棋高手，两人闲聊时曾对龚忠武说：棋如人生。他现在正为他今后的学术生涯，下一盘大棋。

从1970年起，正值中壮年的余氏，为了打入美国学术界主流而拼命著书立说，企求扬名立万。在这段期间，余英时完成了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三篇文章，一起收录在《历史与思想》一书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篇《近代红学的研究与红学革命》(1974)，余氏引用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的“典范”之说：

“典范”可以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典范”指一门科学研究中的全套信仰、价值、和技术(entire constellation of beliefs, value, and techniques)，因此又可称为“学科的型范”(disciplinary matrix)。狭义的“典范”则指一门科学在常态情形下所共同遵奉的楷模(examplars or shared examples)。这个狭义的“典范”也是“学科的型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是最重要、最中心的部分。

在这篇文章中，余英时认为：红学研究史上出现过两个占主导地位而又互相竞争的“典范”，第一个“典范”可以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为代表，其中心理论是以《红楼梦》为清初政治小说，旨在宣扬民族主义，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第二个“典范”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此说起源甚早，直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问世，才成为一种新的“典范”。

对于科学哲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孔恩所说的“科学革命”是指“自然科学的革命”，他并未提到“人文学”是否适用此一概念。“红学研究”中，不管是“索隐派”也好，或是“考证派”也罢，其实都是中国传统考据学的余绪，跟孔恩所说的“科学革命”并不相干。

余英时在提出他的“红学革命”说时，不用他最崇拜的柯灵乌历史哲学，反而非常勉强地采用孔恩的“科学革命论”，很可能是因为他注意到孔恩有关“常态科学”的主张：

孔恩的研究充分显示一切“常态科学”(normal science)都是在一定的“典范”指引之下发展的。科学家学习他的本门学科的过程，通常并不是从研究抽象的理论和规则入手。相反地，他总是以当时最高的具体科学成就为楷模而逐渐学习得来的。这种具体的科学成就在今天是以教科书的方式出现的：在以往则见之于科学史上所谓经典的作品，如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Aristotle′s Physica)、牛顿的原理(Newton′s Principia)等等。

科学史上树立的“典范”的巨人一般地说必须具备两种特征：第一、他不但在具体研究方面具有空前的成就，并且在这种成就还起着示范的作用，使同行的人都得踏着他的足迹前进。第二、他在本门学术中的成就虽大，但并没有解决其中的一切问题。恰恰相反，他一方面开启了无穷的法门；而另一方面又留下了无数的新问题，让后来的人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即所谓“扫荡工作”mop-up work)，因而形成一个新的科学研究的传统。

在《历史与思想》一书的“自序”中，余英时很清楚地表明，他最大的心愿是“明天人之际，道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为科学史上树立“典范”的巨人。他十分明了：不管“红学革命”在学术上有多重要，他再努力搞“红学研究”，都不可能成为树立“典范”的巨人，他必须另辟蹊径。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要如何找出自己的“道”？

二、“现代化理论”的典范

依照孔恩的理论，科学社群（scientific community）是指在某一科学研究的领域内，探索目标大致相同的科学工作者。在常态科学阶段，科学社群通常会信仰同一个典范，接受同样的教育，拥有共同的语言，运用同样的方法，探索共同的目标。科学社群是连接个别科学家与整个社会结构的桥梁。科学家个别的发现，必须经过科学社群才能与其他社会团体产生互动。这也是常态科学时期科学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学者要加入某一科学社群，从事研究，必须从研究其典范入手。他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可以这套共有的典范为基础，信守同样的研究规则及标准程序。这种信守的态度以及因而产生的共识，是常态科学发生与延续的先决条件。任何科学研究的领域，都必须产生研究典范，才能从事进一步的研究，这个研究领域才有可能趋于成熟。

在哈佛思索他个人去留问题的时候，余英时必然已经注意到：哈佛大学的科学社群正在努力建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的研究典范。他们用二分法，把全世界的文化分为“传统”和“现代”两大类，美国是全世界“现代化”的领头羊，全世界文化变迁的大方向就是“现代化”，由他们的文化传统，朝美国的方向转变。

当时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英克勒斯(Alex Inkeles,1920-2012)可以说是为“现代化理论”树立“典范”的巨人。他还设计出一种“个人现代性量表”(individual modernity scale)，广为非西方国家所采用，我在台湾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念书时，在杨国枢教授指导下所完成的硕士论文《个人现代性程度与社会取向强弱》，都采用了他所创立的研究“典范”。

英克勒斯精通俄文，二次大战期间，他曾经为美国情报单位工作，任务就是解读苏联出版品及广播中的重要讯息。在冷战时期，英克勒斯本人的研究主题却是苏联的社会变迁。他本人的著作也大多与此有关。建构“现代化理论”，并不完全是出自学术目的，更重要的是要配合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政策。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的背景也类似于此。费正清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41年，他被美国情报协调局征召，担任情报研究及分析工作；1942至1943年间，他以战略情报局官员的身份，兼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6年返回哈佛大学任教，并于1955年成立主持“东亚问题研究中心”。

依照孔恩的理论，常态科学时期，科学家的主要活动是在一套固定的科学标准下，将心力集中在特定的范围，精炼典范，加速科学的进步。科学研究中的解谜活动，其答案经常是在预期之中的；解答常态问题，通常只是用一种新的方法达到预期的目标。这样的工作必须超越各种观念上的、研究方法上的或研究工具上的障碍。在内容上和在时间上，常态科学都占据了科学活动很大的部分。这时候，科学家的主要研究动机在于他相信：只要我够高明，就必定有解答。

在1970年代，余英时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留在哈佛并“打入美国学术界主流”，于是回到柯灵乌的历史哲学，集中全力，用他“先验的想像”，建构出他的核心理论“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这时候，有没有人觉察到他这种“历史的建构”方式有问题呢？有的。这个人就是和他有“亦师亦友”关系的龚忠武。

三、“哈佛帮”的危机与中国学

龚忠武《在哈佛的激情岁月》一文指出：

1968年接连不断的越战灾难使许多美国大学生深深感到，整个天都要塌下来了：过去他们深信不疑的美国基本价值、教育体制和运作机制、政学关系、建立在言论自由价值上的大众传媒，现在都面临信任危机，都需要彻底重新审视。一时之间，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化突然变得一无是处，都出了问题！

他们的基本理念是美国介入越南的战争，是一场违反正义的侵略战争，根本不值得美国人民支持，不值得美国人花钱，让美国青年去送命！他们基于学者的良心，一定要坚决反战。他们从理论上分析：导致美国陷入越战泥沼的原因，是美国狭隘的国家利益，是美苏两极僵硬的反共反华冷战思维，是敌视共产中国和在东南亚围堵中国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费正清一手建立的中国学，就是围堵中国理论的主要构成部分！

从孔恩的理论来看，这时候“哈佛帮”建立的理论已经面临了“危机”。然而，在当时的美国，“哈佛帮”的理论是代表主流价值的“常态科学”，反战学生的观点，则是必须被设法“摆平”的“异例”。更清楚地说，由于常态科学是由某种典范所宰制，典范总是受到绝对的信赖。但它与实践结果之间，总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或“异例”。“常态科学”的主要工作，便是经过恰当的调整，来解决这些反常的异例，以使典范不受损害。

当时龚忠武的反战同学在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学报(th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和“哈佛校报”(the Harvard Crimson)上，和费正清及他的助手沃格尔(Ezra F. Vogel)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

1968年10月间，辩论的焦点，是质问费正清所主持的东亚研究中心，为什么要培训在当时反战学生深恶痛绝的中央情报局人员？他们认为，这根本违反了学术的自由和独立性，是可忍，孰不可忍？费正清被迫回应说，双方的合作是互利的，中心可以从“国防部”得到经费支持，并且可以从中央情报局获得机密资料！费的回答彻底暴露了美国“中国学”的真实面貌！原来所谓客观独立的学术研究只是幌子，“中国学”骨子里只不过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工具，是为美国的亚洲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如此而已！

龚忠武说，当他知道这些事实，他的思想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严重到失掉了论文的立场、大方向和前景，不知道应该朝什么方向来引导论文的论证。“这时我感到的是迷惘、失落、焦虑，陷于严重的思想和心理危机，同我初到哈佛时的那种意气风发和乐观自信，适成鲜明的对比。我的哈佛之梦，开始幻灭了！”

孔恩说得很清楚，常态科学时期的所谓“检验”，并不是对理论本身进行检验。更确切地说，此种“检验”，受检验的是个别的科学家，而不是现行的理论。常态科学的目标在于解决谜题，而谜题之所以被认为是谜题，是科学家们接受了典范的缘故。所以解不开谜的罪过是由科学家来承担，而不在于理论。龚忠武在这样的冲击之下，陷入严重的思想和心理危机，“不知道论文究竟要写什么怎么写”，表示他已经没办法在“哈佛帮”的“典范”之下，从事“解决谜题”的活动，必须自行承担“解不开谜题的罪过”！

在那个年代，余英时选择的道路正好跟龚忠武相反。孔恩的理论“常态科学”让他了解：科学家的认识过程，基本上就是他在其所属之科学社群中的认识过程。科学社群中的学者，具有共同的训练与经验；他们是工作者，也是评价者；同时也是同行专业成就的裁决者。科学社群的成员必须通过典范的作用，才能看到同一个“世界”，并找到同一种问题解决方式。由于典范具有统一科学社群的定向作用，在常规科学阶段，它能保证整个科学社群都遵从同一个典范的指导。因此，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对于问题的解答，是向科学社群里的同侪提出的，而不是向社会中任意的一群人提出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余英时在1970-1976年间，以《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为中心，建构出他的整套理论，这套理论巩固了“哈佛帮”的“典范”，也使他自己成为“哈佛帮”的一个重要成员。尽管1979年胡秋原已经以两万字的长文指出其论述的严重破绽，但在“哈佛帮”的权威笼罩下，对余院士“史学泰斗”、“思想史大师”的地位，并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四、美国的金融寡头帝国

龚忠武以他和余英时“亦师亦友”的深厚关系，揭露出“哈佛帮”如何塑造学术“典范”的真相。余院士号称“史学泰斗”，我们不妨再从美国历史发展的角度，进一步说明：在美国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下，“哈佛帮”塑造学术“典范”的重要意义。

从十九世纪开始，欧洲各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便一直掌握在跨国利益集团的金融巨子手里。英国、法国与德国的中央银行，都是由少数大型私人银行出资组建，因而获得发行法币特许权成为私营再拆借机构，而不是由政府主控或拥有，譬如：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与前身为普鲁士中央银行的德意志帝国银行，都是如此，没有例外。

1913年，美国成立“联邦储备理事会”（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由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中央管理委员会及12家主要城市的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所组成，成为美国的“中央银行”，决定日常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率、重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等等，并由“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实际管理各种政策工具。

联会成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即爆发，欧洲金融寡头们一方面为了躲避战时的风险，一方面也是认为机不可失，开始将他们经营的重点转移到新兴的美国，逐步控制美国国家的金融政策。目的是创造一个类似欧洲从前的贵族阶级，长期维系他们新贵族群的利益，并建立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帝国。

金融寡头们投资的另一个重点是军火工业。二战之前，美国并没有庞大的军备工业。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制造农业机具的工厂可以说是根据实际需要而改造武器。韩战之后，美国开始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永久性军备工业，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十分瞭解发展军备工业潜藏的危机，可是，它的继任者都很少有这样的危机意识。

时至今日，美国已经发展出一个独特的“军事工业国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y-congress complex )。美国军火工业的五大公司全部是民营的，他们资助了一群替他们游说的国会议员，这些国会议员最重要的任务，说是通过国防预算并发动对外战争，以保障军火商的最大利益。

根据美国人自己的统计，美国从立国两百多年来，参与战争和对外军事行动，多达240次；而且年平均次数越来越频繁。从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到1990年，美国对外战争或大规模军事干预共125次，平均每年2.8次；从“新自由主义”开始风行的1990年到2003年，美国进行40多次海外战争或军事干预，平均每年4次。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几乎是年年都在打仗，有一段时间，还同时打两场以上的战争。

今天美国拥有140万职业军人，在外国领土上拥有1200个军事基地，海外驻军多达31.5万。美国垄断了世界军火市场，武器贸易占全球军火贸易总额的78%。

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卸任后的主要出路之一，是加盟20家国防承包商。时至今日，美国五大国防承包商，波音、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格鲁曼和通用动力的负责人，每年平均赚得2000多万美元。洛克希德·马丁一家公司获得的美国军事合同总值超过英国、德国或者日本的全年国防预算。

美国传统独立的行政、立法、司法及媒体已经大多被金融力量所控制，今天美国许多民众普遍认为不合理的政策都不能改革美国的联邦赤字，国债危机，迫使联储会必须靠无休无止的滥发美元来维持经济的运转。

美国从小布什总统任内，国家债务便年年快速上升（见下图）。以2019年的联邦预算为例来说，总预算是4.407兆（万亿），总收入是3.42兆， 赤字是1兆。扣除社安、医保、国债利息等强制性支出，可支配的支出仅有1.2兆，其中有关军事方面的预算是8930亿，包括国防部基本预算5760亿、海外军费1740亿，及其他部会内的军事有关预算。

美国今天的联邦债务约22.6兆，是GDP（21.3兆）的1.06倍。美国的实际债务包括聫邦政府承诺的义务开支、医疗保险、社会安全福利、聫邦退休金等等，估计在100兆到211兆之间。美国政府既无力，更无心偿还这些债务。

金融寡头集团藉着控制美元发行权和分配制度，腐化了原来充满理想的美国，将一个依靠个人努力、勤奋奋斗、创造财富的国家，变成一个贪婪、享受、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期投资发展、 制度性腐败的国家。当前金融寡头集团的主要任务是：1.取得控制金融和货币发行的权力。2.借助金融力量控制美国政界的两党精英。3.透过金钱控制或影响学者、智库和媒体，建立理论基础，主导思想领域的软实力。4. 透过对军队-国防工业的控制，必要时以武力摧毁一切可能的敌对势力。

五、余英时的“双标”和学术问题

本文所谓的“哈佛帮”，其实就是美国政治经济结构之下，为美国政策服务的一个机构，其目的是在执行上述四大任务中的第三项。为了要达成这项任务，哈佛大学又跟其他机构之间，建立了盘根错节的紧密关系，并对非西方国家造成深远的影响。余英时的“入帮”不仅为他个人带来了声望和利益，而且可能影响他自己的著书立说，这里先谈前者。

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台湾必须倚靠美国的支撑，才能维持住其国际地位和内部局势。2019年前后，我由“时报文化出版公司”连续出版三本书，分析台湾的历史处境：《中西文明的夹缝》(2019a)、《潜龙与秃鹰的文明对抗》(2019b)与《台湾自我殖民的困境》(2019c)。第三本书指出：甲午战后日本对台湾殖民五十年的经验，以及二次大战后东、西二元对立的冷战格局，台湾社会普遍存有“崇美媚日”的情结，这种“唯美是尚”的“自我殖民”心态，尤其以知识界最为严重。

许多人一听到“哈佛大学”或其他美国名校的教授，都会“肃然起敬”，不自觉地丧失思辨能力，毫不犹疑地接受他们的论点。《余英时的论敌》一文提到，胡秋原(1966)曾经批评殷海光，说他“到美国数月，到了哈佛，又由费正清那里听到什么传统、冲击、中国我族中心和排外那一套”，学成归国后，便有恃无恐，在“费正清之类人物感召之下”，“以思想家乃至政治家”自命，“便有了殷海光的变态思想及其活动”。这项批评充分反映出台湾学术界“唯美是尚”的心态。

余英时的英文著作不多，他的著作大多是以中文写成。其写作特色是旁征博引，行文流畅，不加细究的话，看起来确实学问十分渊博。他一生“坚决反共”，又有“哈佛大学教授”的金字招牌，这许多优势使他在台、美两地声望鹊起，十分“吃得开”。他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门生故旧大多位居要津，众星拱月的结果，不仅让他获得号称“人文诺贝尔”的“克鲁格奖”(Kluge)；而且为他赢得“唐奖”的巨额奖金。

2021年八月一日余院士辞世之后，曾经替他出版过十五本著作的联经出版公司，又邀集史学界、知识界、出版界人士，为他出版了四本纪念及访谈文集。由此可见，余英时人脉之广，影响之深。可是，同样在这半年之内，张友骅出版《余英时宁为黑名单，不干间谍卧底》，叙说他跟国民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卢建荣也出版了《余英时与台湾学术贵族制五十年》和《双标余英时：浮华教主与徒众》，批评他为人处世的双重标准，是台湾最大的“学阀”。

张友骅是台湾著名的媒体名嘴，卢建荣是美国西雅图大学历史学博士，曾经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过。他们书中所谈余氏跟国民政府与美国情治机构“台面下”的关系，并非我所关心，我也没有能力予以深究。然而，对于余英时的“双标”和学术问题，却不能轻轻放过。

在《辛丑元年祭》一文中，龚忠武(2019)提到：早年他到哈佛求学，认识余英时，两人经常讨论《中庸》上的核心概念：“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余英时担任他博士资格考的口试委员，并曾经以此相诘。显然余氏十分重视何谓儒家的“君子”。我们不能不严肃思考的是：不论从“尊德性”或“道问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双标”的学者，算得上是一个“君子”吗？

余氏号称“史学泰斗”，他辞世后，大陆学术界一些人称赞他是“中国学术第一人”。由此可见，正是因为余氏著作对于中国学术影响深远，我们不能不深究的是：在“哈佛帮”的政经体制之下，他跟他的帮派到底想要建立什么样的学术“典范”？

我经常跟学生们讲：一篇学术论文一旦出版，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学术是可为“公评”之事，任何人都可能从不同的立场予以评论。尤其是像余英时这样的“史学泰斗”，我们更应当用最严厉的尺度，仔细予以检验。因此，在后续的一系列论文里，我将先批判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然后以我自身的体验，进一步批判哈佛大学英克勒斯的“现代性”研究。

参考资料：

（1）胡秋原(1966)：《为学术诈欺告各有关方面》，《中华杂志》5月号13–23页

（2）余英时(1974)：《近代红学的研究与红学革命》，《历史与思想》。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3）黄光国(2019a)：《中西文明的夹缝》。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4）黄光国(2019b)：《潜龙与秃鹰的文明对抗》。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5）黄光国(2019c)：《台湾自我殖民的困境》。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6）龚忠武(2008)：《哈佛的激情岁月》。《人文与社会网》，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466

（7）龚忠武 (2021)：《辛丑元年祭》。《海峡评论》，369-370期，https://haixia-info.com/articles/12599.html　https://haixia-info.com/articles/12635.html。

（8）Thomas S. Kuhn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张友骅(2021)：《余英时宁为黑名单，不干间谍卧底》。台北市：暖暖书屋文化事业公司。

（10）卢建荣(2021)：《余英时与台湾学术贵族制五十年》。台北市：暖暖书屋文化事业公司。

（11）卢建荣(2021)：《双标余英时：浮华教主与徒众》。台北市：暖暖书屋文化事业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