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月一日，史学泰斗余英时教授以91岁高龄辞世后，其门生故旧在网络上发表了许多篇文章，颂扬余院士的学术成就和道德文章。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周保松教授写的一篇〈拔剑回顾心茫然〉。
周教授并不是余院士的学生。1995年，余英时回香港中文大学，参加钱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议，周保松是新亚书院的学生帮忙接待。当时他告诉余教授，他对自由主义有兴趣，余教授要他好好研究罗尔斯(John Rawls)。同时告诉他：罗尔斯刚刚出了一本新书《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1993)，和早期理论有很大不同，希望他一定要找来读。
殖民地的自由
今(2021)年六月，周保松在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发表了一篇文章〈罗尔斯与中国自由主义〉，纪念罗尔斯诞生百年和《正义论》发表五十年；并在文章脚注表示：将该文献给余英时院士。
七月十三日，香港《苹果日报》停刊。周教授感到十分悲愤，他将《苹果日报》停刊号和自己的文章一起寄给余英时。七月十六日，他收到余院士寄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有一段话说：「人类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数自私自利的人长期控制。香港自开始(1843)便享有自由，不在专制王朝手中。」
这段话的意义非常明确，也因而值得详加细论。1843年是鸦片战争(1839-1842)结束后的第二年，也是香港割让给英国的那一年。余英时这位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泰斗竟然认为：从那一年开始，香港就「享有自由」！是英国人把香港从「专制王朝」的宰制中解放了出来！
在我看来，这是个十分怪异的论点。我在台湾推动华人社会科学本土化，以提倡本土社会科学作为终生志业，也拜读过余院士的许多著作，对余院士的学识渊博身为佩服。但是我却认为：要落实社会科学本土化，知识分子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生命处境。我曾经出版过三本书：《中西文明的夹缝》、《台湾自我殖民的困境》、《潜龙与秃鹰的文明对抗》，希望华人知识分子能够从一个宏观的历史视野，来观看自己的处境。我不是历史学家，无法像余院士那样做棉密细致的考据工作，因此，特别强调：这三本书只是要提供一种「反殖民帝国主义」的史观。唯有站稳这种立场，华人社会科学研究者才不会盲目套用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典范，并陷入「自我殖民」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自由主义」的异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余院士的论点确实十分特异：他不但不反对英国对于香港的殖民统治，而且认为这种殖民统治带给了香港人「自由」！
从周保松教授叙述他和余院士交往的经过，我们可以看出：周教授推崇余院士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言人」，余院士也以此自居。他非常推崇罗尔斯的《正义论》，也知道罗尔斯后来改弦易辙，提倡《政治的自由主义》。他就是采用这样的观点，检视华人社会中的政治。所以他经常以自己的学术成就做为背景，发出巨大的声量，支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也支持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在他看来，这就是罗尔斯所说的「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
以余院士的博学多闻，他不可能不知道：西方的「自由主义」早已异化成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为了应付二战后东、西二元对立的冷战情势，不得不推动所谓「镶嵌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在资本主义体制的运作中，镶入社会主义的政策，包括：反托拉斯法、支持工会运作、保护劳工权益……等等，以维护社会分配的公平。
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便以「开放世界经济」为名，开始推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他们在「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的原则指导下，开始推动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privatization)、全球化(globalization)，替西方的大资本家鸣锣开道，帮他们聚集巨大的利益，也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人类文明的正途」？
然而，利之所在，害必随之。西方有识之士早已看出：新自由主义是当今世界所有问题的根源。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生态破坏、地球暖化、灾害频仍、贫富悬殊……林之总总，不一而足。余院士说：「人类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数自私自利的人长期利用」。难道他不知道：他所居住的美国，0.1%的顶尖富豪，拥有全国20%的财富；0.9%的人享有另外的20%；9%的人再占40%；底层90%的人，只能分配剩下20%的财富。请问：这是「人类文明的正途」吗？
今年七月二十日，美国首富贝佐斯(Jeff Bezos)一行四人登上所谓「蓝色起源」(Blue Origin)所属的火箭飞行载具，作了一趟总时间长度为11分钟的太空旅行。事后，媒体报导：这四名乘客的排碳达200吨，该公司宣布今年还有两趟，市值一亿美元的船票已经卖光。贝佐斯特别说明：这不是富豪们的游戏，而是「为了下一代作准备」。大家不妨仔细思考：像贝佐斯那样的富豪，算不算是想「长期控制」「人类文明正途」的那些「少数自私自利的人」？他们的「历史壮举」难道不是为下一代的财富聚敛做准备工作吗？
见秋毫不见舆薪
我在阅读余教授的大作《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时，经常感到纳闷：为什么像余院士这样一位善于对中国历史人物作「思想解谜」的大师级学者，对于西方「自由民主」的异化，竟然视若无睹？这难道不就是孟子所说的：「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么？
近年来，我经常以我所建构的「含摄文化的理论」，在西方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批判西方许多重量级的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诠释，犯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误(Eurocentrism bias)。余教授长年在国外教书，他也经常援引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文化，其实也犯有类似的偏误。比方说，在《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一书中，他引用德国哲学家雅斯培(Karl Jaspers,1883-1969)的「轴枢时期」之说，再套用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的社会演化论，来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关键发展阶段。这种作法，虽然是套用西方理论，一般人却看不出有什么破绽。
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他并没有质疑韦伯(Max Weber,1864-1990)在其名著《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对于中国文化的论断，而是沿用韦伯《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思路，认为儒、释、道三教的教义同样可以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借以反驳马克斯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
从我主张的「文化系统」研究取径来看，不论是套用帕森斯的理论，或是套用韦伯的理论来分析中国文化，都有其窒碍难行之处。我也发表过许多专书和论文，讨论这方面的议题。整体而言，余院士的研究取径可以说是一种犯有「自由主义偏误」的「欧洲中心主义」。他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反对「马列主义」，但并不反对「马列主义」之外的各种西方理论，反倒经常引用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文化中的「历史与思想」。因为「自由主义」是他的基本立场，所以他会用「自由主义」的显微镜，来检视中国社会中的历史人物，但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异化，却是「见秋毫而不见舆薪」！
见利忘义
余院士本人已经作古。这样批评他，似乎有点不厚道。我要特别声明的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对话对象，并不是余院士本人，而是周保松教授和余院士的「粉丝」们，欢迎大家对我的论点提出批判。然而，在各位反驳我的论点之前，务请先看结构主义语言心理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所写的两本书：他早在1999年便出版过一本《见利忘义：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Profit over people: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说明「新自由主义」给全人类带来的祸害。在我看来，任何一种价值观都必须放置在具体的历史和社会脉络中，检验其实践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不可以无限上纲，认为某种价值观就是「绝对真理」。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如此，西方的「民主、自由」亦复如是。
美国以「民主、自由」之名，在世界各地推动「颜色革命」，大家不妨冷静思考，这到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假借「反恐」之名，出兵阿富汗，打了二十年的仗，搞得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拜登上台之后，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决定向阿富汗抽腿，全力对付中国。当拜登政府自国务卿布林肯以下的大小官员，在世界各地奔波，合纵连横，筹组「新八国联军」，准备围堵中国时，美国军队一撤出阿富汗，不到半个月，塔利班游击队便攻占首都，总统出走，政权垮台。长期生活在美国羽翼之下的阿富汗政府军，则是兵败如山倒，几乎是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纷纷弃械而逃。很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民选的阿富汗政府对神学士的攻击行动，竟然毫无抗拒之力？
拔剑四顾心茫然
对于这个问题抱有疑虑的朋友，我建议他们再看乔姆斯基的另外一本着作《流氓国家》(Rogue states: The Rule of Force in World Affairs)，书中详述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号的「流氓国家」，在中亚、东南亚、中南美各地，如何假借「自由、民主」之名，运用中情局特务和金钱收买，威逼利诱，双管齐下，四处搞颠覆，渗透和破坏，其最终目的，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他们最主要的盟友，就是世界各地笃信「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君子可欺之以方」。在世局面临剧变的今日，以「自由主义」自命的华人知识分子，如果不先了解「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中的异化，他们怎么可能跳脱「拔剑回顾心茫然」的心理困境？
本文原载于《亚洲周刊》2021年，2021/8/30-9/5第35期。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