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亚洲周刊》连续发表文章，批评余英时院士，很多学术界的朋友都觉得好奇：「你是研究社会心理学的教授，为什么要写文章批评我们的史学泰斗？」

激起我写这一系列论文的远因，始自于我对余院士学术路线的质疑；近因是他生前写信给香港中文大学周保松教授的一封信，重申他的论点；香港从鸦片战争结束，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后，殖民政府不给民主，但香港人「一开始就有了自由」！

没有民主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呢？

我退休之后，刻意从历史的观点，出版一系列三本书，说明处在中西文明交会的夹缝中，华人学术界为什么需要推动社会科学本土化。其中第二本题为《台湾自我殖民的困境》，但其论述还包括二战期间被日本占领的汪政府沦陷区和伪满政权。因为家父当过末代皇帝溥仪的御医，我还特别写了一篇〈末代皇帝的墨镜和认同危机〉。在我看来，满州国在日本关东军的控制之下，连皇帝都没有自由，余院士怎么会认定香港沦为殖民地之后，便「开始有了自由」，真是不可思议！

「日本人的良心」

二战之前，日本在东亚的殖民地除了台湾之外，还有韩国和琉球。二战末期，琉球本来是独立王国。明治政府以「琉球处分」为名，用武力强行并吞，设置冲绳县，并推行皇民化政策，禁用琉球方言，要求琉球人改姓名，使其日本化。1945年三月底，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以「跳岛战术」反攻，爆发了历时90天的「冲绳战役」。琉球的文化遗产破坏殆尽，二十几万人丧失宝贵生命，其中十二万人是琉球人。除了死于战火的和战败自尽的三万军人之外，还有九万多平民死于饿死、病死，甚至被战败的「自国军队」强迫自杀。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冲绳札记》一书中记载：1945年美军登陆渡嘉敷和座间味等小岛时，日军强迫岛上数百名居民到军营中集合，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然后引爆手榴弹，集体自杀。座间味是美军最早登陆之处。

琉球人亲身体验战争的极度残酷，为了反抗美国「军事支配」的沉重压力，也为了追求和平，发扬人性，并否定一切形式的战争，冲绳政府在琉球南端当年美军登陆处设置了一所「平和祈念公园」。二零一七年中秋假期，我到琉球旅游时，刻意到该园参观。

「平和祈念资料馆」的第三展示室，企图展现在美军猛烈砲火及火焰喷射器攻击下，当地居民感受到的「死的徬徨」。其中有一家人的塑像，畏缩地躲在山洞里，母亲用手掩住孩子的嘴巴，生怕他哭出生来；旁边站着一个日本兵，手持着刺刀的长枪，摆出威吓的姿态。

大江说：「天皇陛下万岁」，这个具有象征性的话语，对受到侵略及被殖民的亚洲人来说，却是带来死亡的侵略军的呼喊。」他深入反省并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根源，因此被称为「日本人的良心」。

「台湾之塔」

除了「平和祈念资料馆」之外，公园内有一占地六百坪的「韩国人慰灵塔」，公园东北角的「灵域区」，设有日本32府县的「慰灵塔」，纪念来自日本各地的战殁人员，每一座塔占地约两百坪。灵域区内绝大多数的纪念碑，都只写地名，或简略介绍「慰灵」的对象，例如「特攻之碑」，上面只写着「第十九战队」。反映出琉球人反战及追求和平的「至痛无言」。

其中最为独特的是二零一六年六月，蔡英文上任刚满一年才树立的「台湾之塔」，占地仅有二十三坪，署名「总统蔡英文」，还有一块碑文：

为悼念二次大战中献身沙场的台湾战士，我们建立「台湾之塔」，在此摩文人之丘，台湾战士崇高志节，埋没七十年无以彰显，殊感哀伤。日台两地有志之士募集善款加以援建，使世世代代、可资凭吊。当年日台战士皆为同胞，生死与共，荣辱同担。来自台湾英勇参战二十多万人中，三万人战殁，一万五千人失踪。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族群国家如何分隔，凡牺牲一己性命守护他人之义举、不应被后世遗忘。为了回报战时受到台湾各方恩泽、土地由冲绳翼友会提供，期盼成为亲善交流桥梁，巩固日台的恩义连结。

祈祷台湾战殁牺牲者灵魂都能安息！也希望来访朋友们，体认前人深刻情谊，持续予以发扬光大！

「内地法」与「外地法」

这块碑文的内容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它不仅扭曲了历史事实，而且无法说明当年台籍日本兵的艰难处境。二次大战前，日本认为其殖民地的土地为日本国的一部分，但人民则有区别。日据时代，台湾人称「本岛人」，日本人叫「内地人」；日本国内的法律称为「内地法」，台湾朝鲜殖民地实施的为「外地法」，日本内地为依「帝国宪法的规律施行一般统治的地域」，而外地则为日本帝国宪法不涵盖的「一般统治的例外」（所谓异法地区）；其内容系殖民地长官（台湾总督）发布代法律之命令（律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之敕令把日本本土之法律（一部分或全部）施行于台湾的法律。

日本人认为当兵是日本男儿的「本望」（愿望），非日本人不可当「日本兵」。二次大战之初，台湾人并没有资格当「日本兵」，只能当「军属」或「军伕」，到中国大陆华中、华南、华北各地，协助日军作战。「军伕」担任炊事、卫生、搬运「兵站物品」等后勤工作。「军属」则大多为中学校毕业生，懂当地语言，担任通译、宣抚或调查工作；两者都不是武装部队内的编制，不准携带武器。在日军「军人、军马、军犬、军属」的严格序列中，「军伕」和「军属」只能算是附属日军的最低层劳务存在；统计1940年台湾人军伕的工资为一百圆，而日本二等兵薪资为六百圆，毫无「平等」可言。

「皇军」或「清国奴」

周婉窈主编的《台籍日本兵座谈会记录并相关资料》收录了一篇〈台湾人派遣海南岛之始末〉，作者胡先德于1942年考入日本海军陆战队，担任通弁，被派到海南岛北黎战区黄流附近的新街分遣队。当时日军无法控制海南岛全局。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游击队出没的地区，一个村庄通常有3个村长，分别应付三方人马。通弁的工作是协助日军，搜集军事情报、翻译、审问战俘、核发「良民证」。作战时除担任向导外，诸如开辟道路，构筑兵舍，三餐应用，征用人工或征收物件，都由通弁透过村长向居民征购，「价钱比市价便宜甚多，象征性而已」。因此战后，有许多通弁被当地居民打死或重伤。

有次，北黎战区内的四更村附近，有共军出没。一名日本军官带队前往扫荡。因为战术判断错误，20、30名共军全部安全脱逃，无一受伤或被俘。该带队军官恼羞成怒，命令士兵逐户搜索，将村内男女老幼集中于村中空地，架起机关枪，摆出射杀姿势。村民见状惊惶哭叫，日军所派村长抱住胡先德的大腿，哀求「救命」。胡先德向军官求情：「村民无武力，无论皇军或共军来，只有服从，请严予命令今后多与皇军合作。」该军官严词责问他：「你是皇军或清国奴？」最后虽未杀害村民，胡先德已感受到日本军官不信任台籍军属的潜在意识。

「皇军」或「清国奴」是绝大多数台籍日本兵必然会遭遇到的认同问题。当年几乎所有的台籍日本兵都可能因此而面临强烈的心理煎熬。然而，这是不是「台湾之塔」所要传递的讯息？

「志愿兵」与「特攻队」

1942年，太平洋战争逆转，日本才开始在台湾征「志愿兵」，到南洋和海南岛作战。周婉窈主编的《台籍日本兵座谈会记录》还收录一篇「樱特攻队」的访问稿。一九四三年日本在南洋节节失利时，受访者卢永发正在台湾北部矿区一所小学任教，配合动员协助军医办理志愿兵身体检查工作。午息时，有位海军军官问他：「当老师的教学生忠君爱国、为国牺牲，你是不是跟今天受体检的人一样，也有志愿从军的勇气？」身为独子的卢永发只好签上志愿书，离开待养的母亲，成为第三期志愿兵，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入营受训六个月。

入营第一天，部队长就说：「现在起你们的社会地位、学历、经历，什么都没有了，你们的生命价值只有一角五分钱（明信片一张），『为国战死』，一句话便结案。」

「日本兵」入营后，原服务单位要付本俸给其家族作生活费，但卢永发是「志愿兵」，所以他原来服务的小学也不必付生活费给他母亲。不仅如此，「志愿兵」和「日本兵」在军中的职务也不同。

「献身沙场」的「崇高志节」？

卢永发结业后被分发到宜兰「樱特攻队基地」担任整备兵。当时台湾四周空海已完全由美军控制。他们是预科练习生，十七、八岁的小男生，经过飞机驾驶训练后，一心一意准备为天皇牺牲性命，希望达成「一机对一舰」使命。

神风特攻队员的黄泉之路是由抽签定顺序的。出发前三天，他们被招待到宜兰市区的海军招待所「吾妻」料亭，「日本妓女、朝鲜Ｐ、台湾查某艳装相待，吃喝玩乐随你便。体会一下大男人该有的全部享受，让你死而无憾。」

「出发前一晚要举行活丧礼。这一群小男生身穿白色襦袢（和式内衣），跪坐在神桌台上，供着水果，白陶皿杯盛满清酒，如同供神。由神社的神主（神和尚）诵读祭词，驱逐恶邪及开导黄泉路后，饮尽清酒而结束丧礼。」礼成后就往寝室享受人间的最后一夜。

这时整备兵须赶回停机场准备。大约清晨四时，零式战斗机升空后环绕两圈便往海上消失了。约十分钟后，水平线上升起的微红火光，就成为晨报的头条新闻战果，实现了「预科练」少年的玉碎梦，这些少年就如樱花般凋落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军投降时，许多日本军人从收音机听到天皇「御音」的投降宣告，个个痛不欲生，抱怨失去献躯机会而放声大哭。卢永发他们这群整备兵却「莫名其妙，是忧？是喜？一时失去了绑身的枷锁，却像也失去重心的感觉。不得不佩服日本忠君爱国教育的成功。」即便是「志愿兵」，他们真的是因为怀有「崇高志节」而「献身沙场」的台湾战士吗？

「守护他人之义举？」

根据日本厚生省的记载，从1937到1945年间，台湾总督府总共招募了军属、军伕12万，军人8万，总共20万；其中3万多人阵亡。在台湾志愿兵中，有一些人被派到南洋去当「盟军战俘营监视员」。他们所受的「基本军训」之一，就是学习如何打耳光。到了南洋之后，他们「穿着英挺的日军制服，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俘虏营前站卫兵」，命令被日军俘虏的盟军士兵「挑砂石、挖地洞、采铜矿、建机场，在最飢饿的状态下做苦役。」在必要时候，他们也会在日本军官的指挥之下，凌虐战俘。这种在武力挟迫下的行动，可以说是「牺牲一己性命，守护他人之义举」吗？「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族群国家如何分隔」，「台湾之塔」希望台湾人不要遗忘的究竟是什么？

战后的纪录显示：盟军在日军俘虏营中总共有35万人，每100名俘虏中有27名死亡，是盟军在德国和意大利战俘营中死亡率的7倍。在战后的审判中，有173个台籍「日本兵」被起诉，其中26人列为「甲级战犯」，被判死刑。另外7个人因为「于北婆罗洲的美里及其附近，射杀及刺杀46名俘虏」，一审被判死刑，一个月后再审，改判10年徒刑。

「生死与共，荣辱同担」？

在《大江大海》中，龙应台提到：2009年，她循线到彰化县和美镇访问7人之一的柯景星，对这位已经90多岁的老人进行访谈。他描述当时状况：「我们十几个人把4、50个俘虏围起来」，「队长杉田鹤雄就命令我们杀人。不服从命令，我们就要被杀。」「之前有教我们刺枪术，教刺枪术的教练是在天皇前面表演第一名的。」「队长一声令下，就统统用刺刀刺死。」

战后审判时，这群台湾兵坐在椅子上，军事法庭安排澳洲俘虏出庭指证，「一个耳光换5年」。柯景星当场被判死刑。他的感觉是「我真的要死了吗？死了还没人哭啊！」「第二天改判10年，很高兴！」他被关7年半之后，因为英皇登基才被特赦，回到台湾。

胡先德的口述历史也提到，被征召到中国的台籍军属尚且被日军视为战争工具，战时当地居民投靠日军，担任维持会会长，或自卫队长等，其下场比台籍军属更惨。北黎战区有一重镇，叫做黄流，设有自卫队。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军将此消息祕而不宣。其后第一或第二天，胡先德看见很多战友往海军病院走，也随着走到病院。发现该黄流自卫队长被绑在铁制病床上，正活生生被解剖，惨状无法形容。他问战友：「谁下的命令？」答说：「副官下的。」胡先德不忍心看下去，赶快离开。9月下旬国军接收时，这位副官高崎上尉被国军逮捕，送往广州军法审判。1949年国军撤离广州时，据说该副官从狱中逃脱，潜回日本，为报社写文章。

战争结束后，日本军民即于战败之年年底，全部平安回抵日本。他们将台籍军属弃于战地，任其自生自灭，不管他们是否会被当地居民打死。胡先德因而感叹「船过水无痕」，作为侵略者的工具，下场总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南进政策」的战争工具

日本人对原住民的研究起源甚早。昭和元年（192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移川子之藏来到台大前身的台北帝国大学，设置「土俗人种学讲座」，从事「人种学」研究。两年后，东京帝大出身的饭诏龙远教授及力丸慈圆副教授也联袂来台，在台北帝大创设「心理学研究讲座」。当时日本非常崇拜德国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心理学研究室」向德国购买了一百三十多件实验仪器，可是却没有用它们作过任何学术研究。

1930年，雾社事件爆发，日军参谋和知鹰二鉴于原住民对日本军警作战英勇，以寡击众，因此建议：若能征召原住民替日本作战，应能对日本有所贡献。为了配合当时日本政府的「南进政策」，当时台北帝大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调查台湾山地原住民的智力、形状知觉、色彩偏好、民族习性行与惩罚制度等，准备到南洋作战。

根据某些独派作者的说法：「高砂族本来就具有日本古代的『武士精神』，加上受过日本教育，『日本国民』的意识非常强烈」。当年台湾总督府招募「志愿从军高砂青年」，公告一出，竟在山地部落掀起「不志愿非男人」的从军热潮。「第一批应征者高达五千人。他们拿着祖先传承的番刀应征。其中不少人提出『血书』，争先恐后，志愿从军」。

日本古代的武士精神？

1942年3月，第一批「高砂族挺身报国队」五百人赴菲律宾参战，五月七日击退巴丹半岛美军而声名大噪，后来，日军又陆续送了七批「高砂义勇军」到南洋作战。「他们尽忠尽职，茂密的丛林好像是自己的家园，视、听觉及方向感像野兽一般敏锐，狩猎所养成的神枪手更比比皆是」。日本军官普遍认为：「高砂队员英勇、服从、为长官效命及牺牲奉献的精神」，连日军也难望尘莫及。然而，在那个时候，美军已经在太平洋战场展开反攻，日军在台湾上空也已经失掉制空权，许多装载台籍「志愿兵」赴南洋作战的舰队，还没开出港口就已经被美机炸沉，因此，牺牲也特别惨烈。高砂队员总数约四千人，估计有超过三千以上的人战死。其中取名「薰空挺身队」的伞兵部队，乘坐飞机以机腹迫降雷伊特岛的机场，试图夺回机场，结果是全军覆没，无人生还。

即使「高砂义勇军」真的是有心协助「日军把白人帝国主义者赶出亚洲」，日本政府对他们的回报又是什么？

「日台的恩义连结」？

台湾原住民李光辉，是陆军一等兵。二战结束后，仍躲藏在印尼的摩洛泰岛山区，独自生活近30年。1974年被发现后才被送回他的故乡，台湾台东。当时日本政府发给李光辉日币6万8千元。但是同一时期在关岛山洞被救出的二位日本兵，横井庄一领了1000万日币，小野田宽郎是少尉军官，所以领2000万。当年的「日台战士」，真的「皆为同袍」，「生死与共，荣辱同担」吗？

明治大学宫崎繁树教授因此发动组成「台湾人元日本兵士补偿问题思考会」，并组成8人的律师团，邀请台湾人邓盛等13人当原告，向日本政府及国会要求赔偿包括贮金、未给付薪俸其他等等。1982年东京地方法院的审判长牧山市治，针对这一案件的判决是：「台湾人的告诉非常值得同情，但是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所以不是败诉，而是「弃却」（驳回）。当时告诉团团长邓盛在法庭上大发雷霆说：「这种天理难容的判决，是不是日本已没有正义、人道？日本人是没血没泪的吗？」宫崎繁树是有良心的日本知识分子。然而，这是「台湾之碑」所要巩固的「日台的恩义连结」吗？

1987年9月2日，日本国会终于通过「台湾住民元日本兵、军人、军属、战死者等之慰问金法律案」，决定战死者慰问金每人日币200万元。日本政府之所以坚持：他们对类似案件只能发给「补偿金」或「慰问金」，而不能给予「法律的赔偿」，便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殖民地的人民当作「日本国民」。「台湾之碑」所要「发扬光大」的「前人深刻情谊」到底指什么？

殖民主对于殖民地人民的歧视是法律与制度的歧度。殖民地人民只要遵守殖民主的法律，他就有了「自由」。余院士说香港沦为殖民地后「一开始就有自由」，这难道不是「二等公民」的自由么？

「殖民地的自由」

在〈史学、史家与时代〉一文中，余院士引用十九世纪历史学者Seeley的名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今天的历史」，认为历史是「国王的镜子」，「历史知识可以造就政治家」。他没有研究过任何殖民地的历史就断言：被殖民会带给人民「自由」，这是什么样的「历史知识」？能够造就什么样的政治家？

当原住民主委高金素梅为「台湾之塔」的碑文抗议时，绿营立委替蔡英文辩护说：碑文的内容并不是她写的。蔡英文本人当然不会写这块碑文，但她参加「台湾之塔」的落成典礼，又在「台湾之塔」这四个字下署名，这样的行动，想谱出什么样的历史？

1949-1955年之间，余英时在香港新亚书院从事研究工作。殖民地政府一向把大学当作统治工具，譬如日据时期采取「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设立台北帝国大学，台湾人只准念医科和农科。殖民政府的统治工具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那是什么样的「自由」？主编《台籍日本兵座谈会纪录》的周婉窈教授，和她的先生陈弱水院士都是余院士的高徒。我请教他们二位：能告诉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吗？

原載於《亞洲週刊》2021年，2021/11/8-11/14第45期。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