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东伊斯兰世界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有人称之为“剧变”。个人以为，对于这场“剧变”的性质，目前还尚难界定。也正由于此，更值得从不同角度对其观察和解析。
伊斯兰教的确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当今世界政治的重要视角，而土耳其作为伊斯兰世界较为成功建立稳定的世俗民主制的国家，无疑也会为我们观察当今中东的剧变提供重要的参数。
必须预先声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将伊斯兰教本身视为问题关键，也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土耳其模式”就是一个成功、稳定且值得推广的模式。
“土耳其模式”浅析
关于“土耳其模式”，存在许多争议，甚至有人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土耳其模式”。
尽管有关“土耳其模式”的说法没有什么定论，但这个问题的提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崩溃，中亚地区出现了几个独立的国家，它们大多数是由讲突厥语的民族构成的。在谈论这些国家的未来时，同样是讲突厥语的、位于小亚细亚的土耳其共和国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参照。
可以说，土耳其相对成功的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经验，为这些有着相似文化的中亚国家提供了某种可供效法的“模式”。当然，即使土耳其也曾努力地输出它的“模式”，但是，至今中亚诸国也没有实现所谓的“土耳其化”。
2005年，布什政府制定了“大中东民主计划”。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就曾在当年畅谈过“土耳其模式”，即在一个穆斯林国家成功地建立了稳定的世俗民主制度。土耳其是北约中惟一的穆斯林国家，长期以来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盟友。土耳其的世俗民主制度被美国的决策者视为“榜样”，尤其是针对伊拉克的民主改造，土耳其也是美国的参照对象。由此可见，美国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决定了其将土耳其作为穆斯林国家的未来模范。
那么，“土耳其模式”的内涵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需要从土耳其的历史发展进程来做较为系统的梳理，而不能只看到土耳其当前的国家政治形态。
首先，“土耳其模式”是历史地形成的，它经历了非常漫长的过程。从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AKP）上台，经历了近80年。在这一过程中，土耳其首先在凯末尔党人的统治下经历了激进的西方化改革（1923年-1945年），这一改革是在一党制威权主义统治下实现的。从1946年开始，土耳其投入西方阵营，开始向多党制民主过渡。这个过渡过程实际上非常漫长，1961年、1970年和1980年，几乎每隔十年就发生一次军事政变。
当然，军事政变的发生与民选的文官政府无力维系政治和社会秩序有关。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土耳其虽然再也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政变，但是，军方一直充当了民主秩序的保护和维系者。即令如此，土耳其民选的文官政府依然呈现动荡和破碎的格局。
直到2002年，脱胎于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才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开始建立较为稳定的民主制度。正义与发展党连续执政近十年来，土耳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日趋成熟和稳定，尤其是在政治上，已经可见一个较为稳定的两党制格局在土耳其的形成。
其次，“土耳其模式”的性质是复杂的，其底蕴在于西方化、世俗化和民主化。对于成为一个西方式国家的向往，是土耳其这个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动力和基础；土耳其的民主化又以长期且较为彻底的凯末尔主义世俗化为底色。凯末尔党人的世俗化首先就是实现政教分离，将伊斯兰教“私人化”，使其仅仅作为一种精神信仰存在，并竭力打压和清除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和社会组织纽带的角色。这使土耳其的现代大众政党得以在崭新的基础上建立并组织起来。
最后，“土耳其模式”并非完全稳定，其未来发展有待进一步观察。尤其是随着正义与发展党日益巩固其一党独大的政治地位之后，通过修宪、对军方的污名化以及对反政府人士的打压，又开始展现其伊斯兰主义的基本诉求，这是否会最终改变“土耳其模式”的世俗民主本质，还有待于观察。
透过“土耳其模式”看埃及的未来
在土耳其模式中，有两个重要的变量值得关注，那就是军方的角色与伊斯兰政治势力的转型。
——关于军方
土耳其军方在向多党制过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对理解当前埃及军方的未来走向提供了重要参考。在“土耳其模式”中，军方在向民主政制过渡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稳定性角色。
1960年和1980年的军人干政之后，土耳其军方和文官集团共同参与了民主化进程。在两次干政之后，军方的首长均成为总统，同时任命了一个由贤达人士组成的内阁，与总统分享权力；都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新宪法；军政府都在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并举行了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之后下台，军方自动返回军营。
埃及当前的情况非常类似于历史上的土耳其。从“土耳其模式”的视角来看，埃及军方中的某个重要人物可能会占据总统职位，然后再成立一个能够与军方分享权力的文官政府。最终可能会形成土耳其式的半总统、半内阁制。
但是，土耳其与埃及的重要区别在于：土耳其军方受到北约机制的重要约束，早在1960年之前，土耳其因为较早实现了多党制，因此拥有受过非常好的民主训练的大众政党；而在今天的埃及，这两方面的基础都很薄弱。
在过去60年里，由于政治高压，埃及的政党政治非常虚弱，基本上是依附于埃及军方的专制体制。除了穆斯林兄弟会，埃及根本没有什么有能力的大众政党。而穆斯林兄弟会利用清真寺网络的动员能力，实现了对草根阶层的组织化。
在“土耳其模式”中，土耳其军方扮演的是超党派的国家监护人和压力集团的角色。随着军方监管下的民主化的演进，来自军方的候选人能够接受其在选举中逐渐失势的情况。也就是说，随着土耳其向民主制的过渡，军方在土耳其政治中日益失去分量，只是军方依然保留着某些影响力。直到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土耳其军方对政治的影响力才基本消散。
——关于伊斯兰主义政党
在“土耳其模式”中，伊斯兰主义政党通过政治参与，立场转为温和。现在的问题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是否可能像正义与发展党那样变成温和的伊斯兰主义政党，拥抱世俗的民主制度？
在“土耳其模式”中，正义与发展党，以及作为其前驱的各伊斯兰主义政党，都不是自动拥护凯末尔主义和世俗民主政治的。相反，它们是被“驯化”的。换句话说，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之所以变成正义与发展党这样的温和政党，是因为它在土耳其不断遭受以军方为主要代表的传统世俗力量的监控和平衡，而被迫软化其强硬的伊斯兰化主张。
比如，1997年，土耳其军方发动“软政变”，迫使伊斯兰主义的繁荣党下台。土耳其宪法法院分别在1998和2001年解散了两个伊斯兰主义政党。土耳其的宪法法院得到了军方、自由商业集团、世俗政党以及亲西方媒体的支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正义与发展党，它在2002年提出了一个温和的政治议程，从而使其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保守的民主政党。
在几乎执政了近十年之后的今天，正义与发展党的温和伊斯兰主义倾向也仍然并非完全可信。现在，正义与发展党对那些曾经监控和平衡它的力量实施了成功的反击。目前，它正力图借助政治上的成功重塑土耳其的司法机构，由此使得对政党的解散变得几乎不可能，并将代表其主张的大法官安排到宪法法院。土耳其在未来是否会出现“再伊斯兰化”，仍未可知。
土耳其的经验表明，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温和化，需要存在对它的强大约束和平衡力量。对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来说，目前尚看不出有哪一个世俗政治力量（即使他们可能获得美国的支持）能够收拾埃及这个“烂摊子”，随着各派力量逐渐在政治舞台上失去民心，重新分化整合的穆斯林兄弟会必将脱颖而出，它与世俗主义的军方之间的博弈和平衡，将成为埃及政治的重要主题。
关于“伊斯兰/民主”
且不管“土耳其模式”的建立过程和实质是多么复杂，从形式上来说，它目前的确是中东穆斯林世界最为成功和稳定的民主国家。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一个以伊斯兰传统为底色的穆斯林国家，是否可以建立起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这就是当今很多西方学者关心的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问题。
当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伊斯兰教与民主是不兼容的；另一派则认为伊斯兰教与民主制并不矛盾，后者往往拿土耳其来做例子。实际上，“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无论怎么回答都显得过于笼统。这涉及对伊斯兰教和民主这两者自身的复杂性的理解。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一个社会中完全彻底地实行伊斯兰教法已经不可能。因为，伊斯兰教法所规定的内容远远无法涵盖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复杂性，尤其是考虑到与世界交往的需要，伊斯兰国家仍需要遵循相应的全球性普遍规则。然而，考虑到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无法真正割断自己的历史，而且往往需要从自身传统中寻找支撑发展的依据，伊斯兰因素在穆斯林国家就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自我转换。
早在19世纪早期，土耳其思想家纳末克·凯末尔就指出伊斯兰教传统与宪政民主制度是一致的，后来的阿富汗尼等著名的现代主义的提倡者，都力图论证伊斯兰教与西方的现代性（科学、技术、民主制等）不矛盾。
20世纪上半叶以来，在土耳其出现了两场规模巨大且前后相继的民间伊斯兰复兴运动——光明运动（Nurcu）和居兰运动(Gulen)，其代表人物分别是赛义德·努尔西和费图拉·居兰，后者仍然健在。居兰作为当前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积极推广其所谓的“土耳其式的伊斯兰教”，推动伊斯兰教内部及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包容，并积极地重新解释伊斯兰传统，论证其与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没有任何冲突。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谈论自由民主制度的巩固之时指出，宗教在一般意义上是“对某个传统价值向民主价值转变的阻力”。但是，在具体阐述这个问题的时候，福山认为宗教与民主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固有的冲突，即使伊斯兰教也有可能和大众民主制度兼容。然而，“宗教本身并不能创造自由社会”。就基督教来说，福山认为，“基督教在某种意义上必须通过使其目标世俗化来废除自己，才能带来自由主义。在西方，这种世俗化公认的载体就是基督新教。新教通过把宗教改造成基督教和它的上帝之剑的一种私人问题，消除对神职人员这个单独的阶级的需要，以及宗教对政治更广泛的干预的需要。”
在福山看来，对现代自由主义最大的威胁来自正统犹太教和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福山说，它们是“一种极端主义的宗教，它们寻求支配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包括政治领域。这些宗教可以和民主和平共处，特别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承认人人平等的原则，但它们却很难和自由主义及普遍权利（特别是意识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的认可相和谐。”
福山还引用了土耳其的例子，他说：“当代穆斯林世界惟一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土耳其。这也许并不奇怪，土耳其是20世纪初期惟一明确表示拒绝继承伊斯兰教传统、赞成世俗社会的国家。”事实上，对于建立在世俗主义基础上的早期土耳其国家来说，它或许不需要在官方层面上纠结于伊斯兰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也不需要顾及民众的宗教感受；但是，在民主化之后，它就需要现代主义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去化解民众的宗教激情，甚至还需要军方这样的世俗力量来平衡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宗教化倾向。
最重要的是，世俗主义是土耳其自由民主制度的前提。对一般的伊斯兰国家而言，它们无法抗拒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不得不从西方舶来很多新理念，但是，诸如民主、自由权利等仍然必须从属于整体的伊斯兰教信仰和价值框架。在伊斯兰教框架内，人们仍然可形成行业团体、贸易协会、职业组织和政党，这便是多数伊斯兰国家现代政治的大致范畴。
无疑，伊斯兰教是了解当代中东的重要视角，但是，我们既不能囿于西方学者提出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视角，也不能将穆斯林国家视为一成不变，而是要注意其中的不同主张之间的差异，主要包括世俗主义、原教旨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区分。“土耳其模式”是独特而非普适的，但它的几个重要变量——世俗化、威权主义、军方、民主化、伊斯兰现代主义——值得重视，是理解中东伊斯兰世界未来走向的路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