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伊朗的文化特征概括为"纠结"。显然，这是要给人一种直觉，甚至就是要彰显一种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片面(且未必见得深刻)。这当然是一项很不规范的、非学术性的观察，毕竟，又有谁不纠结呢？但我还是宁愿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任何别的方式来分享自己对伊朗的一些感悟，哪怕是错误的，但它首先是我的。在进入正文之前，我还想提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文化"特征"，而不是"个性"，到目前为止，我还不太敢讲伊朗的"文化个性"，因为这对于概括和凝练的要求更高。

伊朗人的纠结首先是体现在人地关系上。所谓人地关系，我指的是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伊朗当然有非常丰富的油气自然资源，但在伊朗高原走上一遭，就会发现，它真正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并不多，大片的戈壁与沙漠在在说明这里严重地 缺水。我们看到的几条著名的历史河流，也是最近这些年开始干涸了的。伊朗人口增加很快，但文明的故乡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伊朗文化的纠结更多地是历史性的纠结。一般情况下，讲到文化，就不能不说历史。因为，历史并不全是(甚至主要不是)死去的东西，它是活的，就活在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中，所以说，历史一定是有延续性的，这种延续性主要也不是物质的，而更倾向于是精神性的，作为一种思想、潜意识或者文化心态存在于某一群人的内心深处。因此，文化源于历史亦归为历史。

在德黑兰，我们请德黑兰大学的学者乌苏吉教授为我们讲述伊朗文化史。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讲伊朗的历史，不管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通常划分为两个部分：伊斯兰之前和伊斯兰之后。"历史是客观的存在，但关于历史的认知却总无法避免人为观念的影响。确实，伊朗的历史很明显地以伊斯兰教的到来为标志，前后呈现鲜明的差异，而伊斯兰作为一种文明又在之后极大地重塑了伊朗的文化，可以说，这种断代方式所体现的历史认知确实是符合伊朗历史自身的客观实在性的。但在伊朗短暂的停留却使我感觉到客观之外的内在的、更深层次的精神性张力。而这也同样是伊斯兰文明为伊朗所带来的。

伊朗，古代又被称为波斯。说波斯文明源远流长，绝非民族主义的虚言。波斯文明与华夏文明发展与繁荣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仅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在阿拉伯人于公元7世纪崛起于西亚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在西亚－中东－地中海文明圈唯一"玩得转"的亚洲人，就是波斯人。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部分地也是得益于波斯人与拜占廷人之间长期的帝国争雄。在伊斯兰之前，从居鲁士、大流士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9－公元前330年)到安息王朝(公元前250－公元223年)再到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波斯帝国的历史不仅仅是源远流长而已，更重要的是它的文明成就影响深远，波及到中国、印度、中亚和西亚的广大区域，长期以来，波斯语在这些地区交汇之处是通用语言。

在中东地区，有两个民族历来自视甚高、瞧不起其他民族，他们分别是犹太人和伊朗人。犹太人与中东的历史纠葛我们撇开不讲，在中东的伊斯兰文明大家庭里，只有伊朗人历来是文化上最为骄傲的民族。这一点至今犹然甚至是尤甚。显然，这跟伊朗人拥有悠久的波斯帝国历史以及繁盛的波斯文明有直接的关系。伊朗人的这种骄傲，在伊斯兰文明到来之前，是没有受到什么真正挑战的。但后来伊朗还是伊斯兰化了。今天提起它来，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伊朗人是穆斯林。甚至在很多外国人眼中，伊朗人与阿拉伯人没有什么分别。但伊朗人对别人的这种并无恶意的混淆是非常敏感的。在世界上首先指出并且不断强调伊朗人与阿拉伯人之重大不同的，就是伊朗人自己。

这可能会首先被解读为伊朗式的骄傲、自尊与自信，如一位学者所言：伊朗人坚信，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是崇尚精神自由的，并拒绝像温顺的骡子一样任人驾驭。但在这里面，我看到的更多的是纠结。这个纠结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而言，它最终接受了异族人所带来的另一种文明。尽管从信仰的角度可以有一套神学的说辞，但历史并不都是由信仰来支配的，对于伊朗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现实至今一直绵延不绝。

伊朗人的历史性纠结集中地体现为宗教方面，具体就是体现为对阿拉伯人入侵的这段历史的极度敏感。伊朗人经常说他们从来没有想变成阿拉伯人人或者拥抱阿拉伯文化，"他们也没有寻求被置于任何的阿拉伯主宰之下！"伊朗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伊朗人接受的是作为少数派的什叶派。伊朗人对此的解说是，伊朗人之所以接受了什叶派，是因为它首先在波斯人的土地上实现了本土化，这样一来就不能再视之为阿拉伯的舶来品。伊朗人这么说反映的恰恰就是一种文化的纠结心态。

伊朗人的这种纠结集中地被附着在了一个叫菲尔多西的历史人物及其作品的身上。菲尔多西在公元1010年左右完成了著名的波斯史诗巨集《列王记》。这部史诗依据古波斯的故事编辑而成，记述的是从创世纪开始到被阿拉伯征服之前的波斯历史。《列王记》对伊朗人而言具有多重意义。它出现的背景是阿拉伯的征服，在阿拉伯文化横扫波斯时期，以波斯语书写的《列王记》更多地强调的是波斯的历史与文化认同，菲尔多西所效忠的萨曼王朝也曾致力于复兴波斯的文化传统。1921年之后的巴列维王朝时期，菲尔多西及其《列王记》倍受官方和民间的推崇，原因就是：致力于现代化的新王朝力图突破伊斯兰对伊朗人的束缚，通过彰显伊斯兰之前波斯文化的伟大与辉煌，倾向于世俗化的伊朗统治精英将自身的成就与古代波斯帝国的复兴联系了起来，而这个联系客观上使伊斯兰被边缘化了(尽管这实际上并不成功)。

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在宗教氛围日趋浓厚的情况下，菲尔多西热的回落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但在民间，菲尔多西所表征的伊斯兰之前的波斯文化认同依然盛行。无论如何，当代伊朗人的文化骄傲仍然主要地是建立在伊斯兰之前的波斯传统之上。从伊斯法罕到波斯波利斯再到设拉子，一路走来，我们这种感受非常明显。正是因此，在伊斯兰革命政权统治之下的伊朗人所感受到的纠结是更为深刻的。

伊朗的纠结是一种精神性的纠结，它主要地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不同传统之间的纠结。伊斯兰之前的波斯传统与伊斯兰文明的纠结，伊斯兰传统与前伊斯兰传统之间在某种成都上构成竞争关系，但两者都已经内化于伊朗人的民族魂之中。伊斯兰化带来的是新的文明、新的世界观，它摧垮了伊朗本有的信仰体系，即琐罗亚斯德教，这是基督教诞生之前中东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在伊斯兰教之前，该教已经盛行千年，实际上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影响很大。伊斯兰化之后，琐罗亚斯德教徒最终成了残存的异端。简言之，伊斯兰化使之前的波斯传统弱化了。

其次是伊斯兰文明内部的纠结。最终在伊朗落地生根的是什叶派，这是伊斯兰文明内部的反对派、少数派(占穆斯林人数的百分之十几)，什叶派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的追随者，在起源上充满悲情意识，开始是作为最有继承资格的阿里长期被排斥后来被暗杀，然后是阿里后人经受了各种悲惨遭遇，什叶派在宗教节日上通过自虐的方式表达历史性的沉痛。伊朗在中东面对首先是逊尼派国家的围堵，它与以色列的关系并不是一直像现在这么糟糕的。叙利亚当权的什叶派少数派政权，是伊朗伸进逊尼派阿拉伯世界的拳头，现在已经岌岌可危。

再次是不同现代性间的纠结。1979年的霍梅尼革命不是宗教势力的复古行动，而是基于伊斯兰传统并结合现代社会原则进行的一次"创制"，是前不见古人的，是伊斯兰教权至上的，是具有稳定性的。它与民主不矛盾，但对自由有着不同的理解。伊朗的年轻人更多地向往西方式的人民主权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制度，伊朗的求变之情已经切切可见可闻。

行程之末，我们在远不如想象中那么肃穆的霍梅尼陵墓清真寺静坐沉思：正在经历外部威胁和金融危机的伊朗将何去何从？短短的行程，我们还有两个深刻印象：一是伊朗人对自由生活的热切期盼，二是伊朗人对过更好日子的不懈追求。有了这些，能源丰富、教育水平和国民素质较高的伊朗，就仍然是个充满希望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