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突厥主义思潮最早产生在19世纪帝俄控制下的鞑靼人中间，而后又传播到奥斯曼-土耳其。根据“泛突厥主义”的主张，所有讲突厥语的诸民族是同一个民族；他们应该在语言、思想和行动上联合起来；主张将所有的“突厥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民族联盟。本文简要讲一下土耳其这个国家与泛突厥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关系。
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可以说是奥斯曼帝国。该帝国的建立者是一个从中亚西迁到小亚细亚的说突厥语的游牧部落。不过，在讲突厥语游牧部落西迁和创业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改变了游牧的生活，首先成为半定居、半游牧的群体，之后完全定居化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联合了不同的定居群体，并与当地其他不同的种族通婚、融合并改变了种族特征，形成为新的族群。但其自身的语言和文化得以保留。这些都是现代土耳其人形成的基础。也是其声张自身与中亚之关系的重要基础。奥斯曼帝国绵延六百余年（1299-1922），其最强盛是在16-17世纪，疆域地跨欧亚非三大陆，地中海当时几乎就是它的内陆湖。一战中，奥斯曼帝国战败，帝国随之崩解。1923年，在凯末尔将军的领导下，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定都安卡拉。
从奥斯曼帝国到现代土耳其共和国，领土规模急剧缩小，但国境内的民族成分日趋单一化。欧洲人自中世纪以来就称奥斯曼这个国家为“土耳其帝国”，尽管奥斯曼人并不这么称呼自己。在帝国残余废墟上建立的新国家主动地采纳了来自西方人的称呼——“土耳其”（Türkiye）。仅从名称上的变化（奥斯曼到土耳其）这一选择就可看出，土耳其这个现代共和国是建立在土耳其民族主义基础之上。
在奥斯曼帝国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奥斯曼－土耳其人渐渐忽视甚至遗忘了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民族身份，对自己原先的世系、语言、民俗等不是很看重与强调。实际上，这种“遗忘”除了伊斯兰宗教认同的影响外，也与奥斯曼历史的发展特征有关，他们原本就是由不断迁徙而来的不同的游牧部落及流民组成，在迁徙过程中，不同群体、不同种族之间又进行了融合与混血，本来就不具备关于自身种族世系、文化与历史的“集体记忆”，奥斯曼人对自身的谱系和记忆的建构（如乌古斯认同），本就是为了与其他内亚势力竞争的一时之需，属于被动为之，之后尤其是征服了阿拉伯地区成为“两座圣城之仆”后，这一血缘身份和谱系也就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与“圣经叙事”（《古兰经》承接的是《圣经》传统）有关的内容。因此，这种忘记或忽视也是一个很自然的历史结果。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一种身份认同的突厥民族意识还仅仅局限于少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圈内，对绝大多数帝国精英来讲，“突厥”（Türk）这个词还意味着“乡下人”或没文化的粗鄙之人，是一个侮辱性的贬义词。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土耳其一部分知识精英又“重新发现”了自身的中亚“突厥”传统。那时候，在已然衰败的奥斯曼帝国，一些知识分子去欧洲留学，并了解到一些“突厥学”知识，遂为“突厥”而着迷。格卡尔普（Ziya G?kalp）就明确地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思想根源追溯到欧洲的所谓“突厥学”。与此同时，可能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土耳其人受到了帝俄统治下的讲突厥语的其他穆斯林民族知识分子（如鞑靼人）的影响。19世纪以来，在日益受到俄国帝国主义压迫的、资本主义因素较为发达鞑靼人中，一些知识精英开始出现了泛突厥主义的思想，他们曾受到俄国和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些人从伏尔加河流域、阿塞拜疆和克里米亚等地来到伊斯坦布尔，写作与生活，传播了泛突厥主义思想。
在20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泛突厥主义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复兴了帝国境内的讲土耳其语的那部分人的族裔民族意识。格卡尔普提出了其著名的突厥主义“原理”，可以说是泛突厥主义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在一战期间，青年土耳其党人也曾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宣传其泛突厥主义政策。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运动与奥斯曼-土耳其之间建立了联系。有一些土耳其人在当时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支持和默许下来到新疆，宣传泛突厥主义。当时有一些维吾尔人受到影响，并到土耳其游历或留学，有的就在土耳其定居下来，有的回国后继续从事泛突厥主义活动。一战后，青年土耳其党人从奥斯曼帝国逃亡，其领袖恩维尔就辗转到中亚地区从事泛突厥主义活动，于1922年被苏联红军击毙。
凯末尔领导建立的新国家定名为“土耳其”，部分地说明与突厥认同有关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需要否定失败的奥斯曼帝国，重建自身的民族认同，“突厥”或“土耳其”的历史因素在国家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被广泛强调。1924年，根据凯末尔的命令，土耳其建立了一所“突厥学研究院”，凯末尔亲自为这个研究院挑选了院徽：天山脚下，一条张开血盆大口的灰狼，手持一把火炬。凯末尔说：“灰狼是我们的向导，它代表着我们土耳其主义的国家在安纳托利亚这块土地上的建立！”从这一点即可以看出某种文化意义上的突厥主义思潮对凯末尔这一代人的影响。土耳其境外有泛突厥主义幻想的人，觉得土耳其共和国可以成为他们未来活动的基地。
但作为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凯末尔也意识到，泛突厥主义那种不切实际的政治追求，只是个幻想，只会给新国家带来麻烦。所以，凯末尔一直拒绝“泛突厥主义”的政治诉求。这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土耳其的民族独立运动曾得到苏俄的有力支持，双方签订过友好条约，其中包含了土耳其不支持泛突厥主义的意思。在凯末尔时代，官方发展出来的“土耳其史观”虽然没有明确反对泛突厥主义，但因其建构了一个更具有神话特色的民族源头，即比历史上突厥汗国时代更早数千年的所谓中亚的白种人，从而把土耳其/突厥人的向外迁徙提早了数千年，直接把西亚的赫悌人“变成”和认成了土耳其人，在实质上，这是对泛突厥主义主张的釜底抽薪。在凯末尔时代，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进入到“潜伏时期”。但1938年凯末尔逝世后，随着后续土耳其国内威权主义政治的松动，以及受到欧洲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影响，泛突厥主义分子又开始活跃起来。他们通过秘密结社和出版刊物等方式来继续鼓吹其思想主张，在政界和文化领域影响很大。但在二战期间，受到土耳其政府的压制。
二战结束后，实行了西方式政治转型的土耳其投入美国的怀抱。土耳其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建立了民族行动党（MHP），这批人的意识形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极端的泛突厥主义主张，使自身成为自始至终代表一小部分极右翼民族主义主张的小党派。在2007大选中，民族行动党实力大涨，它赢得了14.3%的选票，获得71个议会席位。民族行动党是土耳其泛突厥主义者的大本营，其中不乏同情“东突”的党员。“7?5”事件之后，该党领袖巴赫彻里公开发表了谴责中国政府的言论。民族行动党的不同人士在不同场合都曾以“7?5”事件向埃尔多安政府施压，说政府应该强硬表态，说埃尔多安政府执政七年了，却没有在维吾尔问题上有任何作为。不过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民族行动党又发生了分裂，只得和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结成联盟，在极端民族主义主张上有所收敛。
在帝俄晚期以后，尤其是在苏俄/苏联时期，泛突厥主义在中亚-高加索地区，无论是在实践，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遭到了较为彻底的瓦解。冷战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相继独立。土耳其的一些泛突厥主义分子认为自己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土耳其，建立一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延伸到中国的“突厥语国家联邦”的旧梦再度沉渣泛起，甚至提出了“21世纪是突厥人的世纪”的口号。土开始拉拢中亚、高加索诸国，希望建立一个以自己为首的、包括各操突厥语国家及民族在内的、地跨欧亚的所谓“突厥语国家联合体”。土耳其总统厄扎等领导人曾提出建立讲突厥语的各民族共同体的设想，并极力主张发展土耳其与从“亚德里亚海到中国边界”的“近邻”的“境外土耳其人”（d?? Türkler）的联系。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在nation building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触及“突厥”问题，也一度被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所魅惑，不过很快又清醒过来，纷纷表示，在苏联之后，他们不再需要一个新的“老大哥”，突厥语各民族之间只有文化共性，而不可能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
无疑，土耳其是讲突厥语国家中最发达的，一度被新独立的突厥语各国视为榜样。土耳其也在各方面自视为“老大”，在处理与突厥语国家的关系时，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泛突厥主义色彩。在对外关系方面，土主要政党认为，应该在中亚各突厥语民族中推行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自视为“榜样”。土政府强调，在发展与中亚国家之间关系的过程中，要利用语言、宗教和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相近关系，打“软实力”的牌。90年代初以来，土耳其对中亚国家提供了不少的经济、技术、教育和文化支持，发展出与新兴突厥语国家的多种联系机制，与中亚国家之间的交流也更加频繁。尤其是在教育上建立起与中亚国家的密切联系，在支援留学、合作办学和民间教育领域，土耳其在各突厥语国家影响很大。土耳其的文化产品在中亚地区有很大影响，其流行音乐在中亚各突厥语民族中也广受欢迎。21世纪初，在土耳其访学期间，笔者遇到过很多来自高加索、中亚地区不同国家的人，他们选择来土耳其留学，除了相对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比较便宜和土耳其教育比较发达之外，还有一点是语言上的障碍较容易克服。比如，一个来自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朋友告诉我说，在土学习3个月的时间后，他用土耳其语进行其他专业的学习就完全无障碍了。
目前，在中亚、高加索能源的对外输出方面，土耳其成为必经之路，即所谓的“能源过道国”，更提高了土耳其的地缘战略地位。2006年7月，从巴库到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城市杰伊汉的输油管道正式开通；2009年7月，从里海经土耳其往中欧输送天然气的纳布科管道协议也在安卡拉签署。从文化、教育到政治、经济各领域，土耳其与中亚的关系已经越来越紧密。
不过，土耳其自身实力有限，能够给中亚各国提供的实际利益并不多，双边贸易额也不大。尤其是随着俄罗斯重新关注中亚，以及中国的经济崛起，中亚国家与周边大国的关系日益重要，与土耳其的关系主要还是停留在文化和教育领域。
在21世纪，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追求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在外被视为伊斯兰主义政治，代表土耳其民间日益强烈的伊斯兰主义复兴趋势。土耳其出现一波一波的教俗之争，这使坚持世俗主义遗产的中亚国家对土耳其模式有些犹豫。在2009年1月29日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埃尔多安高声指责以色列滥杀无辜的不人道行径并起身退场，埃尔多安的表现使其成为穆斯林世界的“英雄”。在巴以问题、罗兴亚人问题、巴尔干和中亚地区穆斯林问题上，土耳其也表现高调和抢眼。“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埃尔多安政府兴奋地在中东推广其穆兄会式的土耳其模式，也引发各国警惕。
考虑到土耳其固有的泛突厥主义背景，现在的土耳其可以说是“双泛”（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意识形态主张的“化身”。尽管埃尔多安政府日益表现出来的是保守伊斯兰主义，但他当年在“7·5”事件上的高调表演，既迎合了国内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又同时在国内外展示了其泛伊斯兰主义的立场，可谓一举多得！
不过，近十年来，随着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龃龉不断，土耳其官方在“东突”问题上的立场趋于温和。土耳其对中亚国家的语调中也少了冷战刚结束时的那种明显的泛突厥主义成分，转而更多强调泛突厥主义的变种“欧亚主义”（一种深受俄国人亚历山大·杜金影响的思潮），以及基于共同文化遗产和主权平等的国家间合作。
尽管，土耳其这个国家本身的实力和资源有限，但在其国内，从政治、文化精英到民间，都存在一种或温和或激进的文化-泛突厥主义情结，土政府凭借文化-泛突厥主义对中亚地区的影响，以及它对西方的中亚地缘战略的特殊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考虑到土耳其与中亚的特殊关系，特别是西方利用土耳其重构中亚地缘战略的企图，文化-泛突厥主义这个因素的影响仍然弹性很大，值得长期关注。比如，近期土耳其与多个突厥语国家合作推动的《突厥通史》教材，这一举动本身的意味和影响仍需仔细研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