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北非、东南欧环绕着地球上最大的陆间海——地中海，地缘上的接近让穆斯林和欧洲很早就地中海海岸的“黎凡特”（Levant）和“马格里布”（Maghrib）地区相遇了。“黎凡特”意为“意大利以东的地中海土地”，“马格里布”则意为“太阳落下的地方”，是阿拉伯人对北非最西段的称呼。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既是地理的、也是文化的。它们所指的是西亚、北非和欧洲的地理交汇点，也是公元7世纪中后期伊斯兰教的影响突破了阿拉伯半岛之后的一千多年里，连接伊斯兰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交汇点。
这一地缘上的接近让伊斯兰世界与欧洲之间长期存在多层面的互动，欧洲语言中从科学、技术到经济、日常生活中，存有大量来源于阿拉伯语的词汇，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穆斯林与欧洲之间长期而丰富的互动。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地缘上的接近也让欧洲很早就暴露在了早期穆斯林对外征服的矛头之下，之后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又数次给欧洲带来挑战与威胁。今天，蜂拥而至的穆斯林难民不断以各种方式渡过地中海，似乎要以另外一种方式再次去“征服”欧洲。在一些人的眼中，穆斯林与欧洲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似乎已经成为贯穿双方交往史的主线。
一
公元7世纪后期，伊斯兰历史上第一哈里发王朝——伍麦叶哈里发大军的对外扩张势如破竹，669年占领了西西里岛，据此称霸西地中海。而在地中海东部的叙利亚、埃及、塞浦路斯、罗德岛、克里特岛等地亦先后被穆斯林军队征服。30多年之后，哈里发的大军已经远征至被称为“太阳落下的地方”的北非西部。711年，占领摩洛哥重要港口丹吉尔的穆斯林将领陀里克从一个狭窄的海域率7000精兵渡海，击溃了数万西班牙守军，登上了欧洲的土地。他上岸的地方由此被称为“贾巴勒·陀里克”，即陀里克山，后来这个称呼演化成了地中海西段连接非洲和欧洲的那个海峡的名称——直布罗陀。
西罗马帝国崩塌后的力量真空让阿拉伯人没有遭遇到什么像样的对手。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塔里格扫荡了半个伊比利亚，“穆斯林居然在一瞬之间涌入欧洲，并且成了这个半岛文明的主角”。之后以此为根基的后伍麦叶王朝，把格纳拉达和科尔多瓦建设成为堪与伊斯兰世界的东方中心——巴格达城媲美的西方中心，哲学、法律、神秘主义，还有实用的农学和医学都在这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不得不承认，当时西班牙的“东方”文化的高度远远高于“西方”文化。穆斯林在西班牙地区的政治影响一直延续到8百年之后，基督教君主们的“再征服运动”将其从欧洲大陆清除出去，退守北非。能够见证这段历史的，不仅有今天依然伫立在西班牙的阿尔罕布拉宫，还有圣胡安·德·拉·克鲁斯等西班牙诗人作品中那众多的神秘主义意象。
虽然11世纪起十字军多次东征影响了东西方交往的历史，但是似乎就其影响来说，还远不能将其视为欧洲对穆斯林世界的征服。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崛起，穆斯林给欧洲带来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冲击。自1299年立国之后，土耳其人就致力于对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征服。到了15世纪中期，土耳其人已经夺取了有着千年历史的拜占庭帝国大部分土地，将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像珠蚌吸裹住沙粒一样”团团围住。1453年，鏖战53天之后，土耳其人夺取了君士坦丁堡，虽然这座城市在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眼中只剩荒芜草木，过半宅邸已腐败坍塌，但是作为基督教世界在东方的前哨，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给欧洲带来更大的震撼。土耳其人将这里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并定为国都，之后向欧洲征服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他们不断向西、向北进军，并数次兵临维也纳。在统治的鼎盛时期，地中海与东方世界的商路被土耳其人所垄断，地中海几成土耳其之内湖，往来于这内湖上的欧洲商船靠向土耳其人交纳保护费获得保护。奥斯曼帝国对西欧及亚洲间贸易的垄断，更被认为是西班牙女王支持哥伦布寻找亚洲海路的主要原因。
但是，前事之果却往往会成为后事之因。大航海和新航路开辟后人类历史逐步成为西方列强对外征服的时代，曾经的征服者似乎在旦夕间就成为坐拥金银财宝、等待被征服的对象。如何面对挑战、如何应对成为其时代命运。地理上的便利让先行发展起来的欧洲国家把西亚、北非的众多地区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是势力范围。以奥斯曼帝国、波斯萨法维和印度莫卧儿为中心的伊斯兰世界体系，在西欧主权领土国家体系向外扩张过程中遭遇挫败。
20世纪前期，在原来奥斯曼土耳其的遗产之上，西亚北非地区建立了多个现代国家。由于欧洲、特别是西欧的民族国家，自近代以来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典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强的示范效应。这些穆斯林国家在建国和独立和独立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效仿了西欧现代民族国家的范例。这也使得这些国家与欧洲各国之间具有一种矛盾而特殊的亲近关系。
二战之后，欧洲与穆斯林世界的互动主要体现为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欧洲各国从二战后开始了鼓励和接纳移民的过程。这一方面是为了解决本国之内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资源不足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当时冷战国际秩序下的国际义务的考虑。欧洲由历史上的人口输出国变成人口输入国。欧洲各国移民人口的比例快速上升，除了欧盟区内自由迁移的人口流动之外，欧洲各国的前殖民地成为移民的主要来源，其中相当比例的人口来自于西亚北非地区的穆斯林国家。例如，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08年的数据，当年德国国内的外国人群体中人数最多的是土耳其人，当年的数字是168万人。而英国、法国等地的移民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虽然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促使西方关闭了引进外籍劳工的大门，但是穆斯林移民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移民团体。
二
移民人口的增长规模空前，这给欧洲各国带来不曾料想到的巨大挑战。其明显结果之一是，历史上文化传统较为一致的欧洲民族国家开始成为宗教、种族多样的社会，随之而来的多元文化并存和社会异化现象更是让人始料未及。对于欧洲人来说，穆斯林已经不仅是猎奇和征服的对象，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擦肩而过的路人，甚或是刚刚抵达自己社区的难民。与历史上欧洲与穆斯林之间的征服或是相互试探性的“发现”不同的是，当今的欧洲和穆斯林面临的是如何互相适应和接纳。而后者，显然是一个更加艰难的工作。
如何处理外来穆斯林移民与居留国和当地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推动移民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生活，这些新的挑战已经成为欧盟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大致来说，在处理移民问题的理念上，欧洲国家大致有同化和文化多元主义两种思路。其中同化思路强调移民调整自身，向所处环境中的核心机制及其附加的社会期望看齐。这一思路隐含着对于少数族群原有宗教、文化和民族属性的区别对待，因而一度受到学界的批判。但是，同化理念更强调共和主义国家的规范性政治理念和经济社会体制基础，因而更具有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色彩，因而依然构成不少欧洲国家移民政策的核心。与此同时，多元文化主义的思路则更重视对于移民群体文化、种族特征差异的保留和认可。在现实层面，多元文化政策不仅给予“异文化” 以一定的自由空间，还提供特别的经济支持，以维护少数族群在语言、文化方面的独立性。从具体国家来说，荷兰、英国、瑞典等国倾向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模式，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则更偏向于同化的思路。
到了20世纪后期，不论采取哪种政策思路，欧洲各国在穆斯林移民的问题上都面临严峻挑战。尽管数据调查表明穆斯林有着积极融入欧洲社会的愿望和行动，但是他们距离真正的社会适应和融入还有遥远的距离。在欧洲一些大城市附近出现了由民族、语言、文化背景相似的穆斯林移民组成的聚居区。这些聚居区孤立于主流社会之外，面临着高犯罪率、高失业率、高辍学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一些来自移民原住国的习俗，比如强迫性婚姻、歧视妇女、甚至是荣誉杀人等等做法，在这些社区里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同时，从与原住民的比对数据来看，穆斯林移民明显经济收入低下、政治参与度低下、教育水平不高。这些因素使得不少穆斯林移民只能是所在社会的边缘化群体，对于未来似乎只有迷茫或是反抗两种选择。
这些现象让原住民对多元化社会的疑虑和不安逐步发酵，担心移民群体融入失败带来种族关系紧张、犯罪率上升、整体国民素质下降、福利费用攀升，传统价值观丧失等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之下，在国家政策层面，欧洲多国普遍收紧了移民政策，同时对入籍政策予以调整，强调国民在文化与认同上的一致性，并采取法律手段以减少价值观的差异。英国、荷兰、瑞典等国政府都明确规定申请入籍者，除了需要符合年龄、学历、居住年限和经济能力等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参加包括本地语言、历史、文化、习俗等内容的考试。在20世纪80年代，荷兰等实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曾经由国家提供资助，在当地电台电视台给出专门时段，播出不同民族语言的节目，或是为移民族群社团学校活动提供资助。近年来，这类资助政策基本被取消。即便少部分依靠社团自筹资金延续的活动，也必须接受政府在时间、规模、内容等多方面的限制。一些欧洲国家还对建造新的清真寺加强管理，2009年11月瑞士通过公民投票，禁止当地穆斯林社群继续修建宣礼塔。而在法国、丹麦、瑞典、荷兰等多个国家里，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都在议会中赢得了更多的席位。
在民众层面，典型的反应就是伊斯兰将征服欧洲的论调，以及由此而来的所谓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对于原住国的居民来说，随着穆斯林社团规模不断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移民对欧洲各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文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冲击和影响，因而产生了穆斯林正在或是已经在征服欧洲的感受，对多元化的社会前景充满了忧虑。他们担心穆斯林移民的种族、文化和宗教影响会改变自己原本种族和文化上较为单一的社会，担心穆斯林世界的宗教激进主义会波及自己的国家，担心穆斯林人口的高速增长会横扫欧洲，把伦敦变成“伦敦斯坦”，把欧洲改造成“欧拉比亚”（Eurabia）。尽管穆斯林移民并非一个均质的群体，更不是铁板一块，但是伊斯兰恐惧症却淡化穆斯林群体本身在宗教虔诚度、政治态度、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多样性，闻伊斯兰和穆斯林而色变。
面对这一局面，一些学者也在不断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反思。2007年，弗朗西斯·福山在《认同与移民》一文中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欧洲集体认同感的削弱。他说一些欧洲精英人口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国家和宗教所确立的身份认同达到了一个更大的境界，但是过度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宽容态度，在面对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感的移民面前显得极为无力，而恐怖主义和右翼政党的兴起让问题变得更加迫切。欧洲人面临着“我是谁”的问题，这与9·11之后塞缪尔·亨廷顿针对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提出的“我们是谁”颇有相似之处。
除过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更为让人震撼的观点。著名的伊斯兰问题研究者伯纳德·刘易斯就说，到了20世纪末欧洲大陆将全面穆斯林化，欧洲将再一次被伊斯兰征服。而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丹尼尔·派普斯更是断言，欧洲与穆斯林之间只有穆斯林统治欧洲、或者欧洲驱逐穆斯林两种道路，因为整合穆斯林几乎没有可能。更有人预言说，与低生育率相伴而来的死亡、社会福利体系崩溃带来的饥荒、穆斯林引发的欧洲内部战争，以及伊斯兰教对欧洲的征服，将是欧洲走向历史终结的四大主因。
三
相关调查数据表明，相当高比例的欧洲人认为穆斯林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意愿与能力不足，他们对于穆斯林与欧洲关系持悲观态度，甚而把双方的关系理解为又一次的征服和被征服，但是调查数据同时也表明欧洲穆斯林有着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愿望和行动，移民对所在社会的认同，以及融入的程度也并非像人们普遍的印象那么糟糕。欧洲穆斯林在文化教育、政治参与等方面正在逐步改变，各国都建立了一些宗教非政府组织，为穆斯林与欧洲社会的融合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推动。
做一个好穆斯林与成为所在国家的忠诚忠诚公民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如何在多元化的社会中生存，同时又能保有正统的信仰，维持传统的实践？如何调和以天启经典为基础的伊斯兰教法和现代世俗法律？在今天的欧洲，穆斯林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同化或融入的方案。一些欧洲的宗教人士和穆斯林知识分子一直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并推动穆斯林社团以不同的方式尝试解决问题。来自欧洲的穆斯林，比如英国的提摩太·温特、瑞士的塔里克·拉马丹和波黑的穆斯塔法·克瑞克等人，都提出了重要的见解。
总体上来说，这几位学者都拒绝认为穆斯林“反对”西方、穆斯林“征服”欧洲的两极分化的世界观。他们更赞同一种以普遍价值为基础的欧洲穆斯林认同，并且坚称伊斯兰与西方之间具有本质上的适应性。在塔里克·拉马丹看来，欧洲穆斯林在宗教身份上是穆斯林，但是文化上他们是法国的、英国的、或者德国。穆斯塔法·克瑞克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说：“如果阿拉伯人用伊斯兰教来推进他们的民族目标，那么我们欧洲穆斯林也能做同样的事。如果一个埃及人有权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做一个埃及爱国者，那么我们欧洲穆斯林也可以以伊斯兰的名义做一个欧洲的爱国者……作为一个欧洲穆斯林，我想对欧洲文明做出我的贡献，并且自动得到认可。”
塔里克·拉马丹明确提出了“欧洲穆斯林”和“欧洲伊斯兰教”的概念。他认为，伊斯兰教的普世原则允许穆斯林全面参与西方市民社会，欧洲的穆斯林可以形成与欧洲文化不相冲突的“欧洲伊斯兰教”。 在他看来，无论是在《古兰经》和先知的逊奈中，还是在西方的宪法当中，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一个穆斯林既做一个践行的穆斯林、又做一个忠诚的欧洲人。上千万穆斯林在欧洲生活、工作、投票，这就是身兼穆斯林和欧洲人两种身份的鲜活例证，其中并无内在的冲突。同时，拉马丹还认为接受世俗主义和开放社会并不是对穆斯林准则的背叛，这是穆斯林和其他所有人实践宗教自由的必要条件。因而，他号召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应该对外传播出这样的信息：我们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中，我们尊重国家法律，我们尊重公开政治对话，我们希望所有的穆斯林都拥有这些。
当然，成为欧洲穆斯林并不意味着被同化。拉马丹认为融入并不意味着大规模的同化。必须允许穆斯林发展自己的欧洲穆斯林身份认同和文化，就像此前的其他非基督教宗教团体和族群所做的一样。同时，穆斯林要接受自己所生活的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欧洲国家的框架。拉马丹对于穆斯林女性头巾问题的看法就反映出这一信念。他坚持说，“没有人能强迫一位女性佩戴或是不佩戴头巾”，因而他反对法国关于头巾的禁令。但是，他又强调对本国法律的遵守，因此他建议在法律改变之前，穆斯林女学生可以用更加能让人接受的大手帕包头，替代头巾：“但是穆斯林必须向其他公民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表达清楚：我们尊重法律，即便我们并不赞同它。”
对于伊斯兰教当中出现的极端主义力量，这几位学者都予以明确的谴责。穆斯林宗教领袖、剑桥大学教授提摩太·温特清楚、直接地否定基地组织之类的极端力量，认为他们在宗教上不合法且不纯正。他谴责极端主义者不忠实于伊斯兰教法和教义学的经典准则，指责他们发布的法特瓦“既不正规，其思维习惯也无法从中世纪的解释中予以推断”。与有些穆斯林学者在自杀式炸弹问题上模棱两可的态度不同，他明确谴责自杀式炸弹，认为这是一项自杀行为，也是对非战斗人员的杀戮，是伊斯兰教传统中一贯被禁止的，是比谋杀更为恶劣的行为。
对于流行的伊斯兰恐惧症，拉马丹指出目前的穆斯林与西方都怀有一种共同的、危险的恐惧，就是认为自己可能成为对方的牺牲品：穆斯林认为西方任何的行动都是受对伊斯兰教根深蒂固的仇恨所驱使，西方则指责穆斯林打定主意要摧毁西方的价值和“自由”，他们的行为都是因为对西方的仇恨和排斥所致。
从这个角度来说，引发伊斯兰恐惧症的因素不仅仅是现实经济政治方面的忧虑，更可能是来自于欧洲人对于穆斯林移民异质的信仰方式、生活模式的直观感受，来自于被他者征服的恐惧。确实，如果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除过今天的难民危机，伊斯兰信仰者在历史上从未被迫经历过大规模的流散。即便全球人口流动如此频繁，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早期穆斯林冲出阿拉伯半岛之后最早征服的区域还是今天穆斯林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这一历史特性决定了穆斯林可以固守宗教的核心内容，在信仰和生活方式上呈现出某种一致性和统一性。但是，全球化和现代通讯技术的进展，还有国际政治的巨大动荡，正在创造一种与以往任何时代不同的流散，并模糊着宗教共同体的边缘。那种曾经塑造穆斯林精神品格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在今天穆斯林世界之外的地区却显现出缺乏某些应对的适应力，这不仅是神学解释上的，还是现实政治层面的。
不同团体之间日益频繁的互动是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这是任何个人都无法阻止的。很多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并没有囿于征服还是被征服这样二元对立的观念框架之中，也没有像一些右翼政客那样，把欧洲与穆斯林全然对立起来。在欧洲国家和穆斯林团体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如果假以时日，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社会适应或许会逐渐得到解决。但是，近几年来穆斯林世界的失序一方面使得激进思想和极端主义组织快速发展和蔓延，一方面又让大批的穆斯林流离失所，而与之毗邻的欧洲成为这些人心目中最好的去所。对有些人来说，穆斯林移民和难民的到来似乎预示着穆斯林正在以一种悲情的方式再次征服欧洲。实际上，与历史上征服与被征服相比，今天不论是衰弱的欧洲，还是家园已毁的穆斯林，他们所面临的并非如何互相征服，而是如何互相接纳。
当年穆斯林胜利者在西班牙建造了宏伟的阿尔罕布拉宫，那些铭刻在宫墙和门楣上的话语至今依然可见：“除神之外，别无胜者”（Wa-la galib, illa Allah）。不论昨日还是今天，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今日欧洲与穆斯林关系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似乎都在表明：不论征服还是被征服，似乎都不过是对这句话的一个短暂而俗世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