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指出，作为中国版本的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向中国学界提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文化、国情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时代性新要求；国家主导型的资源投入－引导模式也为相关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的大规模展开创造了新的机遇。可以说,这是中国学界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自觉的意义上开启中国的区域研究、重新思考并定义中国自己的身份/认同及其与世界关系的契机。
七年前，笔者曾发表过一篇长文，题为《地缘与文明：建立中国对中亚的常识性认知》。当时，还没有如今在国内外皆人气大旺的“一带一路”，笔者亦仅从历史上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及地缘政治的角度，尝试性地探讨了中国文明与中亚［其实也是“内亚”（Inner Asia）］及伊斯兰文明的内在关系。在那篇文章中，笔者是从西汉张骞（公元前164年～前114年）的故事说起，也是以某种意义上“呼唤”新时代的“张骞”（尤其是其精神）收尾的。本文的落脚点则意在阐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和需求下，中国知识人需要思考建设和发展中国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尤其是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和国家有关的研究，在这个方面，本文力图提供一个理论和宏观意义上的初步思路。
历史/时代背景
自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洋枪洋炮强迫着“睁眼看世界”。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前半个世纪，这个初生的“现代世界”曾以所谓“马嘎尔尼访华”的形式来到乾隆帝统治下的大清王朝。不过，那个偶发的历史事件并未对中国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结果，鸦片战争其实是把马嘎尔尼曾经主动送来而时人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主动把握和参与的事物，换了一个令人感到疼痛的方式呈现出来了。中国近代史的这个所谓“睁眼看世界”，其实质无非是要加入全球化的世界秩序。简而言之，也就是被迫开放和学习西方。
“马嘎尔尼访华”可以被看成一个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即仍处于盛世的大清王朝统治阶层与以英国为代表、那个生长中的近代文明及全球秩序的零距离接触；同时，那确实也是一个历史性、“不经意的”错过。历史地看，这个“错过”只是一个平淡的事件，不能成为后来者苛责古人的理由。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国人终于开始严肃地对待那个秩序。在此意义上，马嘎尔尼就是一个较早地叩响晚期帝制中国大门的外国人，至于他是否心怀良善，姑且不论。
近现代中国不只是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遭受欺凌和压迫，沦为新生的世界体系的边缘，在文化上也遭受压迫。最为典型的是，与丝绸之路有关的敦煌等地的国宝级文献和文物大批量地遭到强盗式掠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没有学术和思想上的崛起与强大，一个国家难称强国。由此来看，黄文弼先生那一代学者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和拳拳爱国之志，是多么令人钦佩和感怀。
直到今天，中国文明经历磨难，通过主动的改革开放，以前不见古人的气魄成为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倡导者、捍卫者。2017年1月，中国领导人在达沃斯和日内瓦先后发表了两次演讲，其中多次提及并阐述他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世界媒体把中国称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引领者。历史地看，这其实是标志着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秩序中角色的转换。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中国自近代以来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丝路学”的当代特征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在学科和学术研究领域的意义上，使得中国的“丝路学”开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个新历史阶段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共时性。也就是说，历史的丝绸之路研究与现实的丝绸之路设计/建设共存，这是史无前例的。直言之，通过使用一个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概念符号，当代“丝绸之路”的研究和建设呈现出显著的共时性。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要求中国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更加深化。
丝绸之路是19世纪末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von，1833～1905年）提出来的一个描述性概念,它主要指陆上的中国与西方尤其是中东之间经过内陆亚洲的贸易路线。至今,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已然形成了一个有着深厚学术积淀、涉及多个传统基础学科的丝绸之路研究，主要涉及欧洲东方学、中西交通史等多个领域。从中国学界的基础研究领域来看，伊斯兰化之前的传统丝路研究更为发达，在国际性的学术竞争中也有一定的地位。
但放眼世界，无论是日本还是欧美的丝绸之路研究，他们的研究重点更多地转向了伊斯兰化以来直到今天的时代范畴，也就是8世纪以来，出现了大量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打通丝绸之路历史研究的努力也大部分是由外国人做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很多优质、可读性强的丝绸之路研究成果陆续被翻译、引进，迅速赢得了中文读者的青睐，比如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就是代表。另一个例子是国外学界围绕新疆伊斯兰化以来的历史与现实，也产出了很多研究成果，根据濮培德（Peter C.Perdue）最近一篇评论文章的介绍，美国的新疆研究已经迎来了第三波浪潮。
转向伊斯兰化之后的历史和现状研究，意义在于，它跟我们所生活的当代世界息息相关。很多学者都讨论过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最大的共识似乎是“相互理解少、研究不足”，这正反映了我们的学术研究/传播与中国迅速发展的现实之间不相匹配的格局。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个发挥后发优势、推进中国丝绸之路研究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犹如一束强光，重新为我们照亮了这个领域。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传统丝绸之路研究的“过去之学”也成为“现实之学”，要求当代丝绸之路研究者不断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进行往复对话。
今天的丝绸之路研究，将成为过去与现在不断对话的学问。过去的丝绸之路研究可以是纯粹的关于逝去之过往的研究，可以和现实关系不大；当然,在西方，除了作为学院中的高深学问，它也是一种配合帝国主义策略的“东方学”之一部分，这是它在当时的某种现实意义。但与今天不同的是，“东方学”的丝绸之路研究与现实意义上“一带一路”建设关系不大。也就是说,过去的丝绸之路研究，不是为了重建丝绸之路，就算仅在象征的意义上也不是;而今天的丝绸之路研究，因为有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从而变成了一门现实之学，而不再只是过去之学。
基础研究服务于民心相通，应用研究服务于倡议的具体落地，是与具体的项目、资金紧密结合的。所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丝绸之路研究与建设同步进行、同时存在的时代，这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特征。
一两百年后，今天这个时代就成了可被研究的历史。后人研究我们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一带一路”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他们一定会发现“丝绸之路”这个词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的出现率突然暴增。他们会问为什么，尤其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是怎么看待和建设“一带一路”的？这个时期的丝绸之路与更久远的过去有什么关系？
这样的一个视角使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在今天主要因为“一带一路”而把自身置于2000多年的丝绸之路历史之中。我们的研究和建设，将成为一系列绵延不断的丝路故事之中的一环或一幕。未来的叙述，或许还要从张骞凿空或更早开始，还会关心粟特商人的历史角色，会有怛逻斯之战、郑和，还有很多很多，一直延续到“一带一路”。21世纪的这一代中国人，或许也会在未来的丝绸之路历史上占据一个篇章。如果说过去的人是丝绸之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而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自觉的。
统计显示，新的丝绸之路研究在中国已起步，但学科建设有待于完善和加强。当代的丝路学，不只是面向过去的，也是立足现实、发掘过去、面向未来的。
在今天，丝绸之路研究既是学术，也是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学者应该倍感这个时代丝绸之路研究人才培养的紧迫性。“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很多了解和懂得当地情况的人才，既要有语言基础，也要有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学科支撑；不只是东方学家那种象牙塔式、不与本地社会发生实际关系的学术研究，更需要具有实地经验、具备当地常识性知识结构（也就是熟悉和研究当地）的区域研究型人才。
中国的区域研究
学者的实践就是做好“天下之公器”。接下来，笔者将重点讨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区域研究。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笔者想先讲一个日本的例子，这就是日本学者白鸟库吉（1865～1942年）的经历，或有镜鉴意义。
白鸟库吉在33～35岁时即发表了北亚民族史方面的考证论文，得到了欧洲学界的认可；他在36～38岁时，用两年时间游历欧洲学界（1901～1903年）。其间，白鸟发现欧洲学界已经在中国、蒙古、中亚的研究上建立了权威，因而，他从“学战”的视角提出了日本学术战略的进路，即让日本学者转向欧美学者较少关注的“满鲜”历史地理研究，并提出了具体的任务规划：地理学调查、人类学调查、遗迹调查、文书记录及遗物调查。可见其立足于“学战”之雄心。
白鸟回国后到处奔走游说，力图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但他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响应，直到他遇到了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并得到后者的大力支持。后藤关注殖民政策的生物学基础，也就是在熟悉当地民俗习惯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适当的政策。
1908年，满铁东京分社成立了以白鸟库吉为主任的“历史调查部”，后因机构改革降格为调查课。网络了一批历史学者参与其中，修撰不同时期的满洲历史地理，白鸟担任监修。白鸟在后来出版的多卷本著作的序言中强调其研究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历史地理的必要性：一是学术的，二是“满韩”经营。1915年，调查课被废止，但经过白鸟的努力，满铁把这个事业委托给了东京帝国大学，一直由满铁出资。截至1941年，共出版了16卷的《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此外，白鸟库吉还在机构建设、刊物建设、人才培养方面在相关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学术的角度说，白鸟库吉在满蒙史上贡献巨大，其学术追求无非是把日本的东洋学研究（区域历史地理）提高到欧洲的水平。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在政治上，白鸟的学术研究又与日本当时的“大陆政策”密不可分。
现在，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迎来了一个机会，“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在学术资源日益丰富的条件下，需要考虑如何做好中国的区域研究这一问题，也有对此的全称，即“区域与国别研究”。因为区域内包含国别,下面笔者只说区域研究（不是说不要做国别研究）。这个区域研究，首先是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和地区有关的学术研究。
改革开放的意义，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法律、体制、教育、文化、思想等多个层面上，开始接触和尝试性地加入西方所主导的世界体系/秩序，从而开始产生新的自身意义和价值体系。改革开放即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内含“合而不同”：在文明上，中国终将与世界合一；在文化上，中国当然还是自具特色。这是一个充满复杂性的趋势。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我们该如何审视自我？一方面，用中国领导人的话说，就是承认中国是全球化秩序的受益者；另一方面，就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国长期是西方的他者，这个他者是在后殖民批评的意义上来说的。这里，自我和他者之间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主体－客体的关系。实际上，中国在西方的知识生产体系中属于被研究的客体/对象，这是一个从属关系，不是一个平等意义上的关系。所谓“他者”，从来如此。
中国承认自己是全球化秩序的受益者，就意味着不是这个秩序的革命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潜在的改革者。西方说中国正在成为引领者，中国有志于成为改革者，但终归不是一个革命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不大可能成为前述意义上的中国的他者，西方不大可能——像中国作为西方的他者一样——成为中国的他者，至少从短期来看不会如此。
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想说，中国的区域研究，重点应该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
近代以来，创造性地引领这个世界的思想、制度、文化的，当然也包括科学与技术，主要不是中国，现在也不是，未来一段时期也看不到中国的全面引领性地位的做实。这需要清醒认识，此亦为不同学科的学者需要认真考虑的。当下，中国在技术、科学、思想、制度、法律、文化等方面的世界性影响，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一个地位还不相称。这是很现实的,无论是多么民粹主义的还是民族主义的煽动，也不应该使知识人丧失理智。
当然，中国的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有如此巨大的经济体量和人口数量，给中国在加入既有世界秩序/体系的过程中带来了很大不确定性。国人从自身的角度意识到了这个不确定性，西方也意识到了这个不确定性。对国人来说，这种不确定性是一种谨慎的忧虑，比如官方的提法不要西化，要有“中国特色”。为什么要提这一点，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加入既有世界秩序/体系的过程，就是主动开放、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在制度、教育、法律、思想、文化包括科学与技术的创造上，很可能面临着被别人（主要是西方）“同化”的危险，这种危险带有很大的诱惑力，从而难免会产生某种忧虑意识。中国要加入而且也已经正在加入的这个世界秩序有着巨大的吸纳和同化能力，只不过，由于中国自身体量巨大、文化根基过深，这个吸纳的过程不会很快，它将引发秩序某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变革，但它潜在地也可能是中国内部失序的催化剂，因而，中国希望加入这个世界秩序的过程是缓慢、可控的，同时也不能自绝于其外。
基于以上思考，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更积极地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西方所主导的那样一个世界秩序的他者被逐步接纳的过程，同时也是其渐渐自我成长的过程。短期内，它不会完全被吸收，也不可能马上就出现一个中国所引领的新的世界秩序。所以，中国讲的“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版本的全球化，是对原有世界秩序的一个补充，是一个潜在的改革，而不是一个革命的思路。现在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越来越多，其包容性越来越强，这就是表现。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区域研究，尤其是在高校，需要意识到，我们还很难让西方成为我们的他者，因为国人仍然在使用着几乎所有的由西方生产的知识框架、学科、理论和概念，这些都是现代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的体系。我们没有一个自主、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从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区域研究，仍然是一个积极学习西方的过程，研究西方也会存在，但实事求是、谦虚地说，主要还是学习西方，力争使我们的研究达到西方的水平，还是要加入那个变化中的秩序，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他者意义上的对西方的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虽然不是西方，但与我们密切相关。这是当下中国区域研究的重点。由于我们提出了平等、多赢的价值，又由于我们主要仰赖基于西方供给的知识体系，中国的区域研究具有双重使命，既要学习西方、加入近代以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又渴望有所不同，比如尽量避免西方意义上(东方主义式的)对非西方的他者化。当然，这是中国的区域研究在方法上、概念上、理论上有可能进行创新的地方。这也是我们现在能够提出中国的区域研究在世界历史上的位置的某种可能性，因为我们还在探索，才刚刚起步。
余 论
就研究对象看，中国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主要是中西交通史和唐中期（8世纪中期）之前的西域研究；就学科参与看，中国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主要是考古、历史、文献等学科唱主角。在新的时期，中国学者的丝绸之路研究或可在如下几个领域取得进展:
第一，对伊斯兰化以来的丝绸之路进行深入研究（需要多语种资料和多学科及跨学科的方法）；
第二，在全球史的视域下同时研究海洋和陆地丝绸之路贸易；
第三，从区域/国别、经济、金融、国际法、国际关系等角度研究“一带一路”涉及的重大现实问题，做智库工作；
第四，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高度上，研究“一带一路”倡议，赋予其能够为世界所理解和接受的学理内涵，服务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
第五，近年来源于美国、在中国大陆颇有市场的“新清史”研究，也与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密切相关，但显然学者们关心的都是非常近代的主题，比如族群、中国的特性和构成等，这也是它能够引发那么多国内争议和批评的原因之所在，当代中国的丝绸之路研究也需要探讨和回应类似的问题；
第六，在比较研究的意义上，通过探讨“一带一路”暗含的“欧亚主义”理路，最终回归到关于建构中国自身的认同/身份（identity）的问题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