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朗普及其团队系列反穆斯林言行反映了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主要表现为四点：一是公开否定和敌视伊斯兰教，将之与极端主义挂钩；二是公开歧视、孤立甚至攻击穆斯林；三是对伊斯兰文化传播及穆斯林人口增长的忧虑和排斥；四是外交方面对伊斯兰国家及穆斯林群体的歧视和攻击。“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并非新现象，其产生和盛行有复杂的原因，包括历史原因、制度原因、社会原因和直接原因。“伊斯兰恐惧症”的蔓延对美国国内团结、社会稳定及对外政策都产生了消极影响，世界各国应引以为戒，并多策并举，积极防范和化解“伊斯兰恐惧症”。
众所周知，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问世后一度引发极大的争论。“9·11”事件后，美国总统小布什极力避免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挂钩，公开表态称，“恐怖的面孔不是伊斯兰教的真正信仰，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反恐战争不是针对穆斯林的战争，也不是针对阿拉伯人的战争”。然而，在一次演讲中，小布什却公开将“反恐战争”定性为新的“十字军东征”。不管是不是疏忽大意，小布什的话实际上将美国的反恐行动与“反伊斯兰”画上了等号，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观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及其前后，特朗普及其团队成员多次发表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不友好的言论，如特朗普便公开宣称“美国正在与极端伊斯兰进行战争”，“我们需要一个长期计划来阻止‘极端伊斯兰’的传播和渗透”。然而，这种严重违反美国社会“政治正确”的言论并没有妨碍特朗普入主白宫。甚至在2017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特朗普还宣称要“联合文明世界共同反击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将他们从地球上彻底铲除”。特朗普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地将“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挂钩，除了特朗普自身的立场和思想观念，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恐惧症”。特朗普的系列言论说出了很多人出于政治正确而不敢说的“心里话”，也就是内心深处的“伊斯兰恐惧症”，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因此，特朗普不需要担心这样的言论是否会引起民众不满，或引发难以预料的政治后果。那么，到底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主要有哪些表现？美国社会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对美国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
一、“伊斯兰恐惧症”的内涵
“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是美西方学者近年来越来越感兴趣的一个研究点，但迄今并无特别令人信服的或一致的定义。英国剑桥词典将其定义为“对穆斯林或伊斯兰教的非理性厌恶、恐惧或偏见”。欧盟将“伊斯兰恐惧症”定义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及相关事务表现出恐惧和偏见，是违反人权的一种，且危害社会凝聚力”。英国“全党议会团体”（APPG）认为，“伊斯兰恐惧症”源于种族主义，是一种针对穆斯林属性或其认定的穆斯林属性表达的种族主义。美国非政府组织“美国与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则将“伊斯兰恐惧症”定义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恐惧和仇恨”。由此可以发现，各版本定义虽然不尽相同，但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简而言之，可以将“伊斯兰恐惧症”认定为“对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的非理性恐惧、仇恨及偏见”。
从当前研究看，“伊斯兰恐惧症”作为一个独立的词汇最早于1910年便开始出现在法语（Islamophobie）中，用于批评法国殖民者对穆斯林的统治。最早在英语中使用该词的是美国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家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他在1985年论述“伊斯兰恐惧症”与排犹主义的历史关系时使用了“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一词。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该词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西方的刊物、书籍和各种报告中。1997年，英国非政府组织“拉尼米德信托（Runnymede Trust）”所属的“英国穆斯林与伊斯兰恐惧症委员会”（CBMI）发布报告《伊斯兰恐惧症：我们所有人面临的挑战》后，“伊斯兰恐惧症”开始成为西方社会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议题。此后，特别是“9·11”事件后，“伊斯兰恐惧症”逐渐成为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媒体、民众、非政府组织常用的一个概念。同时，包括欧盟、联合国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也开始使用这一概念。如2014年12月，联合国专门针对“伊斯兰恐惧症”问题召开题为“面对伊斯恐惧症：加强容忍和理解”的专题研讨会，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公开呼吁“不要以极端分子的活动为依据给伊斯兰信仰定性”。在此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逐渐成为美欧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议题，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和学术文章。美国学者研究发现，在美国，从2010年到2012年，“伊斯兰恐惧症”一词出现在了225篇学术文章中，这些文章累计使用该词6240次。
与此同时，在社会层面，美欧也出现了一大批宣扬“伊斯兰恐惧症”或煽动对伊斯兰仇恨的组织，如美国的“抽象基金会”、“号角项目”、“美国自由法律中心”、“安全政策中心”、“中东论坛”、“大卫·霍洛维茨自由中心”，德国的“欧洲爱国者反西方伊斯兰化”（PEGIDA）组织，捷克的“反伊斯兰联盟”（Bloc Against Islam）等。
在上述宣扬“伊斯兰恐惧症”组织的鼓动下，加上美欧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和社会问题增多，“伊斯兰恐惧症”在美欧出现愈演愈烈之势，美欧境内的穆斯林和清真寺成为歧视和攻击的目标。作为欧洲国家中穆斯林人口比重最大的国家，法国民众对穆斯林的态度可能更有风向标意义。依照法国市场调查公司（IFOP）2012年所做的关于“伊斯兰在法国的形象”的民调，43%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群体的存在对法国的国家身份是种威胁，68%的人认为穆斯林拒绝融入法国社会，当受访者被要求选择三个词来描绘伊斯兰教时，最常见的答案是“拒绝西方价值”、“狂热”和“屈从”。七年之后，依照IFOP2019年11月初发布的民调数据，法国仍有40%以上的穆斯林认为受到宗教歧视。从2014年开始，前述“欧洲爱国者反西方伊斯兰化”组织多次策划反伊斯兰大游行，游行参与者越来越多，并逐渐跨出国界，成为横跨欧洲十几个国家的跨国大游行，参与国包括德国、捷克、爱沙尼亚、芬兰、波兰、斯洛伐克、瑞士等。据“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2017年德国境内共发生约1000起袭击穆斯林和清真寺的事件，西班牙境内发生了500多起针对穆斯林的袭击或侵犯事件。在美国，虽然美国境内的穆斯林人口总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例都相对较少，但美国社会中的“伊斯兰恐惧症”却已非常严重。
二、“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的主要表现
在美国，“伊斯兰恐惧症”不仅表现为非理性的恐惧、仇恨及偏见，还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包括对伊斯兰教的贬低甚至丑化、对穆斯林的歧视和人身攻击、对清真寺及《古兰经》的破坏等。简言之，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
（一）公开否定和敌视伊斯兰教，将之与极端主义挂钩。“9·11”后，虽然小布什、奥巴马两任总统均公开呼吁美国民众不要因恐袭就对穆斯林持敌视态度，表示反对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挂钩，并通过参观清真寺来释放积极信号，但美国国内否定伊斯兰教，将伊斯兰教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挂钩的声音却不绝于耳，包括小布什都曾将“反恐战争”说成新的“十字军东征”。依照《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ABC）2006年所做的一项联合民调，约有46%的美国人对伊斯兰教持负面看法，比“9·11”事件后几个月观察到的数值高了7个百分点；相信伊斯兰教助长了针对非穆斯林的暴力行为的美国人比例从2002年1月的14%增加至33%。依照“美国与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种族与性别中心”2016年6月共同发布的报告《直面恐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在美国的影响》，在2013-2015年期间，美国有10个州将涉嫌包含“反伊斯兰”内容的提案签署为正式法律，这些州共通过了81个反伊斯兰法案或修正案，而这些法案大部分来自共和党人。在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等人的极端言论也助长了美国国内的“伊斯兰恐惧症”。特朗普多次发表贬低伊斯兰教的言论，其执政团队也不乏对伊斯兰教持否定态度的人。特朗普首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福林（Michael Flynn）将伊斯兰教比作“恶性肿瘤”，称伊斯兰主义为一种“隐藏在宗教外表背后”的“政治理念”，对穆斯林的恐惧是“合理的”。特朗普的前总统首席战略师班农（Stephen Bannon）则将伊斯兰教称作“世界上最极端的宗教”，宣称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群正在美国建立“第五纵队”。美国底特律大学教授拜敦（Khaled Baydoun）指出，“2016年的美国大选自始至终显示，伊斯兰恐惧症依然存在，这种症结和以前一样。让伊斯兰国家担当替罪羊、贬低穆斯林不仅仅是一个竞选中发出的信号，对特朗普来说是一种取胜的战略。”
（二）公开歧视、孤立甚至攻击穆斯林。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主要民调机构进行的一系列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对穆斯林持负面印象。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许多美国人显示出对阿拉伯裔美国人广泛的仇视，针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仇恨犯罪剧增。“9·11”事件后，美国境内的阿拉伯裔和穆斯林及与他们长相类似的人成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穆斯林和阿拉伯人也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暴力分子和恐怖分子代名词。据“美国与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统计，从“9·11”事件发生到当月16日，他们统计到的反穆斯林袭击事件多达210起，到9月20日达到了500起。如今，美国社会对穆斯林的歧视和敌意已经由言语概念走向日常生活，且越来越普遍，在美国生活的大量穆斯林移民因宗教信仰遭受歧视甚至无端攻击，如登机时遭受更严厉的安检、恐袭事件发生后沦为猜忌对象、无端遭到攻击等，导致部分穆斯林不得不隐瞒自己的宗教信仰。根据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7年初做的一项民意调查，美国75%的穆斯林成年人表示“美国境内有大量针对穆斯林的歧视”，这一观点得到了约69%的美国普通民众的认可。尽管美国联邦宪法严令宗教歧视，但自2014年以来，美国阿肯色、佛罗里达、肯塔基、纽约、俄克拉荷马、新罕不什尔等州的一些商业机构已公开宣称他们的生意不向穆斯林开放。在网络空间，穆斯林也成为美国警方的重点监控对象。依照“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报告，美国波士顿警方采取非公正方式监视社交媒体，重点是穆斯林和非洲裔美国人。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诞生两名穆斯林女性国会议员后，美国部分“右翼”分子开始在网络空间发表颇有敌意的声音，如“伊兰·奥马尔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穆斯林进入决策圈子是对西方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投票支持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奧卡西奧·科特斯、移民诈骗犯伊兰·奥马尔、伊斯兰教法拥护者拉什达·塔利卜、女性施虐者基思·埃利森和腐败恋童癖鲍勃·曼南德斯。”据统计，在此次中期选举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候选人声称穆斯林天生暴力或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将近三分之一的候选人呼吁剥夺穆斯林的基本权利或宣称伊斯兰教不是宗教”。
（三）对伊斯兰文化传播及穆斯林人口增长的忧虑和排斥。众所周知，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十几亿信徒，信徒数量仅次于基督教徒。在美国，依照“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2007年美国约有235万穆斯林，到了2017年增至345万，十年间增长了约46.8%，占美国总人口比重达到1.1%；到2040年，穆斯林将取代犹太教信徒，成为美国境内仅次于基督教徒的第二大信教群体；到2050年，美国的穆斯林将增至810万，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1%。穆斯林人口的激增必然会带动伊斯兰文化的传播，“9·11”事件及之后美国境内的反穆斯林倾向也未能减缓这一趋势。以美国境内的清真寺为例，从1994年到2000年，美国境内的清真寺数量增加了25%，达到了约1200座。从2000年到2016年，美国境内的清真寺数量由约1200座增加至约2600座，增加了约117%。然而，这种趋势却引发了美国部分精英和民众的担忧,针对清真寺及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数量大增。依照“美国与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统计，2017年上半年美国境内针对清真寺的各类偏见事件（包括财产破坏、骚扰、恐吓、不允许建清真寺等）共有85起，远远超过2009-2015年间的任何一年，也超过了2016年前九个月的统计数据。影响最恶劣的当属2012年4月美国牧师公开焚烧《古兰经》事件和2012年9月出现的涉嫌侮辱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影片《穆斯林的无知》（The Innocence of Muslims）。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与“美国穆斯林研究所”联合民调发现，约29%的受访者表示对美国穆斯林带面纱或穿其他伊斯兰服饰感到不舒服，约33%的受访者对自身所在街区出现清真寺或伊斯兰中心感到担忧，约3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穆斯林不如其他美国人那样爱国，约56%的受访者担心穆斯林社区内的极端主义蔓延，约34%的受访者认为机场应对穆斯林实施特殊的安全检查，约42%的受访者认为伊斯兰与美国价值观不符。
在此背景下，反伊斯兰在美国逐渐成为一种产业，各式宣扬“伊斯兰恐惧症”的组织得以大行其道。依照“美国与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种族与性别中心”的报告《直面恐惧》，美国境内宣扬“伊斯兰恐惧症”的组织共有74个，其中核心组织有33个，包括“抽象基金会”、“号角项目”、“美国自由法律中心”、“安全政策中心”、“中东论坛”、“大卫·霍洛维茨自由中心”等。这33个组织由于“宣扬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偏见与仇恨”，在2008-2013年期间至少收入约2.06亿美元。特朗普高喊反穆斯林口号参与并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产生一个负面效应就是，美国境内的反穆斯林组织数量大增。据美国民权组织“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PLC）统计，从2015年到2016年，美国反穆斯林仇恨组织数量由34个增加至101个，增长约197%。
（四）外交方面对伊斯兰国家及穆斯林群体的歧视和攻击。众所周知，冷战后美国一度失去了“对手”，美国战略界开始了寻找“敌人”的过程。于是，与西方有历史积怨、文明差异较大、人口众多的伊斯兰世界不幸成为美国部分战略界人士眼中的新威胁。在此背景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应运而生。亨廷顿明确指出，“有些美国人开始将伊斯兰激进主义集团，或更笼统的政治伊斯兰集团，视为敌人，其具体体现是伊拉克，伊朗，苏丹，利比亚，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在较低程度上还有另一些穆斯林国家，以及一些伊斯兰恐怖团体，例如哈马斯，真主党，伊斯兰圣战组织，以及‘基地’网络。”“9·11”事件后，为了加强本土安全，美国政府出台的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都明显或事实上主要针对伊斯兰国家。如小布什2002年5月签署的《加强边境安全和签证入境改革法》，重点便是收紧对伊斯兰国家及阿拉伯国家移民的签证发放。2002年9月推出的“特殊登记”制度，对来自特定国家的公民进行信息搜集，包括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苏丹，规定这五国的公民及其他特定人群入境美国都需要进行特别严格的登记、审查和监视，随后推出的“召集登记”、“预防性拘捕”、“追逐潜逃者”、“前线行动”等政策，也明显针对穆斯林。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先后于2017年1月、3月、9月三次推出名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总统行政令。这三个行政令主要内容是收紧美国移民和难民政策，且针对目标明显指向伊斯兰国家，因此被称作“禁穆令”。美国最高法院2017年6月底判定第二版“禁穆令”部分生效，即允许其针对六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旅行者的禁令对那些在美国缺乏“真实关系”的外国人生效，只允许与美国公民有“密切家庭关系”或与美国公司或组织有正式关系的个人进入美国。两天后，美国国务院宣布，来自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也门六国的美国签证持有人，必须有美国政府规定的亲属在美国才能入境。特朗普的第二版“禁穆令”之所以能部分生效，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民众的支持。据美国“政客”网站（Politico）和莫宁咨询公司（Morning Consult）2017年7月初所做的联合民调，有60%的受访者支持国务院的规定，反对者仅占28%。此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8年6月做出最终裁决，支持特朗普的第三版“禁穆令”。“禁穆令”出台后虽一波三折，但最终仍走向生效，并得到美国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表明美国国内尚存在严重的‘伊斯兰恐惧症’和对恐怖袭击的担忧”，“反映了近年来全球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不断上升引发的‘伊斯兰恐惧症’对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 。特朗普推出“禁穆令”并为之“不懈努力”虽有多方面原因，但“伊斯兰恐惧症”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禁穆令”某种程度上的确反映了美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
三、美国“伊斯兰恐惧症”产生的根源
依照“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初发布的数据，美国2017年大约有345万穆斯林，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1%。既然穆斯林人口数量及比例如此之低，那么美国社会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伊斯兰恐惧症”呢？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得到广泛传播虽然是“9·11”之后的事，但“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却存在已久，绝非新事物，其产生和盛行有复杂的原因。
(一)历史根源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历史冲突。虽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失偏颇，但不得不承认，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历史上确实多次发生冲突。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创立后，伊斯兰教的创立者们不仅迅速占据了基督教的圣地耶路撒冷，还带领着穆斯林东征西讨，向西一度占据欧洲南部的伊比利亚半岛。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组织下，欧洲的基督教徒们进行了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口号是“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然而，在穆斯林看来，“十字军东征是好斗的基督教的最清楚的例证，是基督教西方侵略和帝国主义的先兆，是基督教早期敌视伊斯兰的生动提示。”用美国学者的话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十字军东征更能对穆斯林-基督徒的关系产生如此恒久的毁灭性影响。”此后，奥斯曼帝国崛起，占领了君士但丁堡、征服了巴尔干，并两度包围了维也纳。正如美国学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所言，“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从摩尔人首次在西班牙登陆到土耳其人第二次围攻维也纳，欧洲不断处于伊斯兰威胁之中。”亨廷顿也表示，“伊斯兰文明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过威胁的文明，而且这种情况至少发生过两次。”从15世纪开始，欧洲的基督徒们开始了反攻，收复了伊比利亚半岛。进入近代之后，西方在工业革命带动下迅速强大起来，并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紧邻欧洲的北非和中东，包括奥斯曼帝国在内的大批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和地区成为欧洲列强侵略和殖民的对象。至一战结束时，世界范围内只有四个伊斯兰国家，即土耳其、沙特、伊朗和阿富汗，维持着某种形式的独立。据统计，“1820-1929年间，50%涉及不同宗教的国家间战争是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进行的。”此后，伴随着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寻求独立自主的穆斯林世界自然而然地将抗争的目标指向了西方，也就是基督教世界。伊朗1979年发生的“伊斯兰革命”，也将主要目标指向了西方，随后还与美国爆发了“人质危机”。虽然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史并不全是冲突史，但双方历史上发生的这些冲突无疑深刻影响着双方信徒的互相认知，这也是美国战略界诸多人士将伊斯兰世界视为威胁的重要原因。
（二）制度原因是“美国模式”遭遇困境，将穆斯林视为“替罪羊”。自近代以来，西方一直是先进生产力、强大综合国力的代名词，也是世界秩序的塑造者和主导者。自1894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二战后成为西方霸主，随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赢得了冷战的胜利，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冷战结束初期的美国实力超群、发展态势良好，因而自信心爆棚，产生了诸如“历史终结论”之类的奇思怪论，克林顿政府也推出“参与和扩展”战略，将推进民主与维护安全、扩展经济并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目标或三大支柱。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2008年金融危机、2013年政府关门危机、2014年斯诺登事件、2016年大选中的党争激化、持续发酵的“通俄门”以及当前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案等无不暴露了“美国模式”所遭遇的困境。近年来，美国经济总体发展态势虽然还不错，但穷人与富人、非白人与白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拉大。依照美国人口普查局2018年9月发布的数据，与2016年相比，2017年美国5%最富裕的家庭收入增加了3%，5%最贫困的家庭收入仅增长了0.5%；与此同时，美国家庭收入的种族差异依然严重，2017年白人家庭收入中位数为68145美元，比2016年略有增加，而非洲裔家庭收入中位数为40258美元，比2016年略有下降。在外部，美国接连发起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大谈先发制人，单边主义势头一时无二，但很快就陷入战争泥潭，进退失据。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中亚、中东等地强推西方民主所遭遇的阻力甚至是失败，以及冷战后接受西方模式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所遭遇的发展困境，均暴露了“美国模式”及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与之相对，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坚持走自己的路并持续性崛起，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给那些既想谋求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选择。在此背景下，美国部分人愈发缺乏自信，开始为自身的问题或困境寻找替罪羊，有的将怪罪对象指向伊斯兰教及穆斯林。在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本·卡森（Ben Carson）频频向伊斯兰教、穆斯林发难，其他共和党政要，如路易斯安那州前州长鲍比·金达尔（Bobby Jindal）、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阿肯色州前州长迈克·赫卡比（Michael Huckabee）等也纷纷站出来发声，将美国的困境归罪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宣称“穆斯林不适合当选美国总统，因为伊斯兰教义与美国宪法相冲突”、“我们国家有问题，这个问题的名字就是穆斯林”等。
（三）社会原因是美国的“熔炉”功能在退化，社会愈加分裂。长期以来，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一直以“大熔炉”(melting pot)自称，即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到了美国都会被“熔化”，成为接受盎格鲁-新教文化、说英语的“美国人”。亨廷顿也自豪地宣称，“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更重要得多的是，美国是一个同化了移民及其后裔、使之融入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国家。”如果美国能够始终像“大熔炉”一样同化掉所有移民，自然没有问题。然而，世界在变，美国在变，移民也在变。如今的美国，伴随着非拉美裔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不断下降，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及英语的文化整合能力和语言吸引力不可避免地呈现下降态势。部分拉美裔利益维护者提出了两大可能导致美国这一“熔炉”熄火的目标：一是在美国建立巨大的、自治的、永久性的、说西班牙语的拉美裔社会与文化社群，以防止拉美裔人被同化而融入美国的盎格鲁-新教社会和文化之中；二是美国不应再像过去那样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核心，其他种族文化为亚文化，应将美国变成一个双语和双文化社会，即西班牙语和英语、拉美裔文化和盎格鲁文化。在此背景下，美国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运动逐渐兴起，美国也变得越来越敏感和排外。用亨廷顿的话来说就是，“如今移民的人不一样了，与同化相关的体制和过程不一样了，最重要的是，美国不一样了。在移民同化方面，美国过去成就辉煌，如今却可能面临着并不确定的未来。”美国主流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以及植根于这一主流文化的“美国信念”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不断下降，结果便是美国社会的分化甚至分裂。近年来，从弗格森事件到巴尔的摩骚乱、夏洛茨维尔骚乱，从加州圣贝纳迪诺市枪击案到奥兰多枪击案，美国诸多骚乱或恐袭案件背后的种族、宗教因素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待移民的态度也越来越消极，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希望减少移民流入。依照美国民调机构“盖勒普公司”（Gallup）2017年6月的民意调查，约有38%的美国成年人希望将移民控制在当前水平，约有35%的美国成年人希望减少移民数量，只有约24%的美国成年人希望增加移民数量。2017年夏洛茨维尔骚乱事件后，据美国广播公司（ABC）与《华盛顿邮报》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9%的受访者，相当于美国人中有约2200万认为“新纳粹”或“白人至上”的观点是“可接受的”。在此背景下，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越来越多地成为极右翼分子攻击的对象。
（四）直接原因是“9·11”事件及此后美国“反恐战争”的扩大化。作为一种描述性标签，“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广为人知并被广泛使用、提及是“9·11”之后的事。在此之前，因为美国社会包容性较强、穆斯林人数少，美国穆斯林与主流社会基本相安无事，大多数美国人也不了解和关注伊斯兰教。因此，在“9·11”之前，很难在美国找到一本标题含“伊斯兰恐惧症”一词的书。“9·11”事件的发生着实刺激了美国人的神经，导致美国境内的阿拉伯裔和穆斯林迅速成为被怀疑、排斥甚至打压的对象。据统计，“9·11”事件后不久，“就有600名阿拉伯裔和穆斯林遭到遣返，在2002年的一次驱逐中，又有约3000名据称来自有‘安全威胁’国家的阿拉伯裔被非法拘留”，“2003年，美国政府又要求来自25个阿拉伯或伊斯兰国家的16岁以上男性移民进行登记。”在此背景下，“尽管美国官方和穆斯林领袖做了很多努力来把极端分子和普通穆斯林切割开来，但美国社会的‘伊斯兰恐惧症’还是急剧升温。”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对穆斯林的抵触甚至敌视逐渐成为部分美国人的潜意识。在民众对穆斯林的态度方面，“9·11”事件发生1个月后，美国广播公司进行的民调显示，47%的美国人对穆斯林抱有好感；到2011年，数字跌到37%。到2014年，“阿拉伯裔美国人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只有27%的美国人对穆斯林仍有好感。伴随着美国发起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此后“伊斯兰国”的崛起、扩张、渗透，特别是在美欧的恐袭活动，也刺激了美国社会中的“伊斯兰恐惧症”。美国《情报报告》主编马克·波托克（Mark Potok）分析称，“伊斯兰国”在欧洲发动的恐怖袭击对美国国内的反伊斯兰教情绪有重要影响。与此同时，美国面临“圣战型恐怖主义”威胁也愈发严重，这反过来又刺激了美国民众的反穆斯林情绪。近年来，从德州加兰市枪击案到加州圣贝纳迪诺市枪击案，再到奥兰多枪击案，美国国内已发生多起与“伊斯兰国”有关的暴恐案。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局（CRS）2016年6月发布的报告，从2014年1月到2016年6月初，在美国本土出现的76起恐袭阴谋中，有67起与“伊斯兰国”追随者有关；其中38起与离境或归国“圣战”分子有关，有28起与“受蛊惑者”有关（其中2起亦有离境“圣战”分子参与）。
四、“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的前景及影响
美国坚持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其宪法及修正案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订涉及宗教的设立或限制其自由实践的法律”，“合众国政府之任何职位或公职，皆不得以任何宗教标准作为任职的必要条件”。对于伊斯兰教及穆斯林，美国明面上也没有特殊的照顾或歧视性政策，“9·11”后美国总统及联邦政府高官还不断出来发声，倡导宽容与和解，反对歧视穆斯林。然而，政策与现实总有差距，美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对伊斯兰教、穆斯林的歧视、孤立甚至攻击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近年来，“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对美国的影响也越来越难以忽视。
（一）“伊斯兰恐惧症”已经成为部分美国人的集体潜意识，恐将长期存在。如前所述，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并非“9·11”之后才出现。事实上，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穆斯林大都是宗教狂热分子”、伊斯兰“基本上是一个反民主的宗教”。这种偏见已经成为美国人的集体潜意识，这在美国境内及西方国家发生暴恐事件后特别明显，美国媒体往往不经考证就将怀疑对象指向穆斯林，美国境内的阿拉伯裔和穆斯林不仅受到猜忌和歧视，还往往沦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1995年4月，美国俄克拉荷马市联邦大楼爆炸案发生后，美国媒体未经证实，便迅速将怀疑对象指向“伊斯兰极端分子”或“阿拉伯激进分子”。结果，爆炸案发生一个半小时后，爆炸案嫌犯、白人男子麦克维（Timothy McVeigh）便被抓获，随后被确认与爆炸案有关，最终被判处死刑。“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媒体未经考证，再次迅速将怀疑对象指向阿拉伯人或穆斯林。2011年7月，挪威首都奥斯陆枪击爆炸案发生后，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大西洋月刊》网站等在内的美国主流媒体纷纷将怀疑对象指向“基地”组织，或认为与穆斯林有关，但事后证实，凶手是一名32岁的白人，是一位保守的基督徒。
特朗普及其团队在2016年大选期间多次发表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不友好甚至是仇视性的言论，如“我认为伊斯兰民族仇恨我们”，“对穆斯林的恐惧是合理的”，“穆斯林正在美国组建‘第五纵队’”等，但这些极端言论并没有为特朗普赢得大选带来什么障碍。凡此表明，“伊斯兰恐惧症”已经深入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内心，成为潜意识，只是大多数人出于政治正确，不敢或不愿公开说出来而已。在特朗普及其团队部分成员、部分政要不当言行的误导下，这种“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会长期存在，反而可能进一步蔓延，引发了美国穆斯林的担心和忧虑。依照“美国与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种族与性别中心”的报告《直面恐惧》，包括总统特朗普、杰布·布什（Jeb Bush，2016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鲍比·金达尔（路易斯安那州前州长）、本·卡森（2016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泰德·克鲁兹（参议员）、里克·佩里（Rick Perry，能源部长）、吉姆·英霍夫（Jim Inhofe，参议员）等在内的美国大批政要，以及州一级的许多政客均曾有过与“伊斯兰恐惧症”有关的言行，为“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的蔓延提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依照“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7月发布的、针对美国穆斯林的民调数据，美国74%的穆斯林认为特朗普对穆斯林不友好，认为特朗普对穆斯林友好的穆斯林只占12%，而2011年只有4%的穆斯林认为奥巴马对穆斯林不友好，有64%的穆斯林认为奥巴马对穆斯林友好。
（二）“伊斯兰恐惧症”加剧了美国境内穆斯林群体与非穆斯林群体的矛盾，导致美国社会愈加分裂，也愈加不安全。毋庸置疑，美国“伊斯兰恐惧症”的受害者首先还是生活在美国境内的穆斯林群体。依照“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2月发布的民调数据，对于包括犹太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福音派基督徒、佛教徒、印度教徒、摩门教徒、无神论者、穆斯林等不同群体，美国民众对穆斯林的综合好感度最低，有约30%的受访者对穆斯林持负面看法，有约25%的受访者对穆斯林持积极看法，另有约44%的受访者持中性看法。依照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发布的数据，2016年美国境内针对清真寺及穆斯林的仇恨犯罪（包括袭击、恐吓、破坏财务等）共有307起，而2014年、2015年分别为154起、254起。当某一个体因为其种族、出身、宗教等而遭受社会歧视、孤立甚至攻击时，其所遭受的歧视及各种不公正待遇将对其身心健康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造成持续性的、全面的负面影响。这种对穆斯林的歧视及仇恨犯罪不仅给美国境内的穆斯林群体带来直接伤害，还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同时，“当一个群体因为自己的身份或宗教信仰而成为主流社会歧视、孤立和攻击的目标时，该群体也会因此产生对主流社会的反感、排斥、愤恨甚至报复心理。”在美国，部分在歧视、孤立甚至仇恨的环境中长大的穆斯林，一方面自身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失望甚至仇恨情绪，对美国社会及其主流文化的认同越来越低，也就越来越难以融入美国社会；另方面这些人也很容易被极端组织或恐怖组织盯上，成为他们拉拢和招募的对象，有的受到蛊惑后走上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道路。依据美国“苏凡集团”（The Soufan Group）2017年10月发布的报告，美国共有约250人试图或已经奔赴中东为“伊斯兰国”而战，其中129人成功离境；截止2017年8月，美国有135人因涉嫌从事与“伊斯兰国”有关的恐怖活动被调查，其中77人被判有罪。这些“伊斯兰国”追随者及恐袭阴谋的出现，反过来又加剧了美国普通民众的“伊斯兰恐惧症”和对穆斯林的排斥心理，将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推向美国社会的对立面。如2015年12月美国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主犯赛义德·法鲁克（Syed Farook）与普通美国人一样，是一个生在美国、在美国接受教育、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人，其实施的该起枪击案，“很大程度上摧毁了美国人的安全感，很多人开始认为，恐怖分子就在他们中间，也许就是看上去普普通通的美国穆斯林。”在此背景下，非穆斯林将穆斯林视为极端主义的代名词和不安全的来源，穆斯林群体感到受到越来越多的歧视、孤立及其他不公正对待，导致双方之间的分歧甚至裂痕越来越大，美国社会也相应愈加分裂和不安全。对此，土耳其总统发言人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警告称，“如果民间组织、政府机构、学者、意见领袖和宗教领袖不采取措施阻止伊斯兰恐惧症现象的加剧，此现象或将导致欧洲和西方世界发生新一场类似大屠杀的悲剧。”
（三）“伊斯兰恐惧症”加剧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情感对立，“文明冲突论”恐成自我实现的预言。虽然美国精英，特别是小布什、奥巴马等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一再宣称美国打击的是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极端暴力分子，而不是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然而“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持续蔓延，以及美国带有“伊斯兰恐惧症”色彩的相关政策接连出台的结果便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部分国家及穆斯林民众的关系在逐渐走向对立，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愈发强烈。依照亨廷顿的著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发生的28次断层线冲突中，有19次发生在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与东正教徒的冲突为11次，与非洲及东南亚国家的西方基督教信徒之间的冲突为7次。”“9·11”事件后初期，出于各自利益考虑，包括伊朗在内的伊斯兰世界大多数国家在反恐问题上向美国提供了或明或暗的支持。然而，伴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扩大化和偏差，如发动伊拉克战争、推出“大中东民主计划”，伊斯兰世界对美国反恐战争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伊斯兰世界社会民众越来越认为，美发动的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实质上就是针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战争’。”巴基斯坦时任总统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2004年7月表示，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之间正在形成一道“铁幕”(iron curtain)，如果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及穆斯林国家不能根除引起愤怒和仇恨的原因，那么将会出现“更深层次的混乱和绝望”以及“更多的恐怖主义和一场逼近的文明冲突”。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08年9月发布的有关美国形象的调查结果显示，土耳其、约旦、埃及、黎巴嫩、巴基斯坦、印尼等国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分别只有12%、19%、22%、51%、19%、37%。
2012年，影片《穆斯林的无知》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后，迅速在伊斯兰世界引发了大规模的反美和反西方浪潮。巴基斯坦铁道部部长古拉姆?艾哈迈德?比罗尔（Ghulam Ahmad Bilour）公开表示，“谁杀死制作这部影片的人，我个人愿意出资奖赏此人10万美元。”美国的驻外使领馆成为各地穆斯林发泄反美情绪的目标，除了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遇袭、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J. Christopher Stevens)及其他三名外交官遇难，美国驻苏丹、也门、突尼斯、埃及、马来西亚等国的大使馆也遭到所在国民众的抗议或袭击。不仅如此，德国、英国等国在突尼斯、苏丹等国的大使馆也遭到波及，沦为抗议者袭击的对象。2017年，特朗普推出“禁穆令”后，不仅在美国国内及欧洲引发了一片反对、批评和抗议声浪，更是在伊斯兰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弹，多个伊斯兰国家爆发了示威游行活动。不仅如此，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政策表现也为中东等地的极端组织或恐怖组织发起反美宣传、招募人员、操纵恐袭等提供了由头，导致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更加难解。因此，对美国而言，虽然特朗普政府将国家安全战略重点从反恐转向了应对大国竞争，但反恐仍是美国不得不认真对待的一个议题。对美国与伊斯兰世界而言，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各种政策表现，最大的后果可能是导致双方在情感和认知上走向对立，导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结语
“伊斯兰恐惧症”虽然名为“恐惧”，貌似带有防守或防御性质，实则具有攻击性，是对伊斯兰教、穆斯林及伊斯兰文明的一种非理性的偏见、仇恨、贬低甚至攻击。“伊斯兰恐惧症”及其在美国的表现和影响表明，对某一宗教及其信徒的长时间不容忍、不宽容，甚至是偏见、恐惧、仇恨，注定会引发十分恶劣和危险的后果，将是社会之痛和国家之痛，甚至是世界之痛。然而，在美国，无论是府会高层还是学界精英，还是非政府组织、媒体等，虽然时常举着“人权”“宗教自由”幌子干涉他国内政，热衷于炒作其他国家的所谓“人权”问题，却对自身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装聋作哑，甚至在“伊斯兰恐惧症”蔓延过程中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显然，这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危害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