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人总是“无知者无畏”吧。知道的越多，通常越会感到惶恐、困惑和谨慎。这些年，随着与土耳其越来越多的接触，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和了解自然拓宽和加深了。我第一次去土耳其是在2005年，回想起来，那已是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AKP）上台执政的第三个年头了。但那会儿我对正发党一无所知，我当时主要关注20世纪初的土耳其历史，对当代土耳其的情况所知甚少。有时候，人真的是只能看见你想看到的事物。可以说，我的身体在21世纪初的土耳其生活过一小段时间，但我的思想和头脑基本上总是不在现实里。即便在对土耳其已经了解更多的现在，也只能说是流于肤浅、非常表面的。
尽管人们近年来津津乐道“阿拉伯之春”，但这个背景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土耳其本身的重要性。
土耳其与西方阵营
七年多以前，在到达土耳其不久后我就意识到，自己那一趟土耳其之行注定无法对这个国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时间和金钱捉襟见肘，无法尽情游历，还因为我从北京一下子就空降到了安卡拉的中东技术大学（ODTU）。中东技术大学是上世纪50年代由美国援建的，它在土耳其的地位相当于清华大学之于中国。那时我住在二号宿舍，隔壁的几个舍友学的不是物理、化学就是数学，这其中还有两个库尔德朋友。他们对我来研究土耳其现代史感到很好奇。
在土耳其，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不是主流，但在中东技术大学，我主要结识了两类人，一是左翼学生，包括土耳其共产党人；二是凯末尔思想研究会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凯末尔主义者。从那时到现在，跟任何一个土耳其朋友聊起这段经历，他们都会告诉我，在中东技术大学是无法真正了解土耳其的，因为它太特殊了，主要是因为该校在土耳其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里的政治倾向主流是左翼的，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当然也是世俗主义的。可以说，以中东技术大学为中心，我能接触到的只是土耳其社会中非常特殊的一小部分。
土耳其是西方阵营的一员。浪漫地说，这个民族从久远的过去就是从东方奔着西方去的，这种情感冲动的惯性至今犹在。在当前，这不仅体现为土耳其人在欧洲踢足球、选美，更体现为它在很多西方政治俱乐部中的地位。这一切都跟“冷战”有关。刚住进中东技术大学没几天，舍友就神秘地指着我每天带在身边的校园地图说，这个地图上的建筑布局看起来像是一把手枪，枪口对着的是莫斯科。冷战期间，土耳其是防堵苏联的重要前线国家，当然，这个重要性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急剧下降了。这是理解当代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国家定位的一个关键节点。
最近几年，人们经常会提出土耳其改变了其亲西方定位的问题。实际上，这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土耳其丧失了其战略地位，用土耳其人的话来说，它从“前线国家”变成了“桥梁国家”，之前它一直往西看，现在开始往东看了，至少是要东、西兼顾了；二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一再受挫，看着很多远不如自己的国家成为欧盟俱乐部的会员，欧盟却还在煞有介事地对自己横挑鼻子竖挑眼，自然导致土耳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对欧盟产生了怨恨情绪；三是最近十年来，土耳其国力上升很快，在克服了2001年的经济危机后，2002年正发党上台，为土耳其带来了稳定且进步的十年。当欧美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淖之际，土耳其的经济依然保持强劲势头，人均GDP已超过一万美元，自信的土耳其必然会追求更为独立自主的国家战略。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个判断是基于两点：一是“向东看”并非新现象，这是土耳其在冷战结束前后就已经开始出现的迹象，尤其是在厄扎尔主政时代，已经基本上奠定了国家的基调。那些将土耳其“向东看”的原因归于近年来土耳其经济崛起的看法，是有失偏颇的，经济崛起只是一种助力，而东西兼顾的战略定位是由土耳其自身的地缘位置和国家利益决定的。二是“向东看”从来都没有以牺牲亲西方为代价，在土耳其政治家看来，“向东看”反而有利于其与西方的靠近，这是一种以东促西的策略。最近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与普京会晤时说，如果上海合作组织肯接纳土耳其，土耳其可以不再寻求加入欧盟，但没过几天，埃尔多安在访问捷克时又说，对土耳其来说，欧盟与上合并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选项，土耳其寻求加入欧盟的愿望是坚定的。看起来相互矛盾，实际上不难理解，这只是政治家的花招，政客都是善于作秀的，类似的这种"大话"埃尔多安说的并不少。
之所以说土耳其并未改变其亲西方的立场，一个典型的例证是：2009～2010年间，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一度恶化，导致国际观察家们纷纷猜测土耳其正在疏离西方，或者说西方正在失去土耳其；但不久后发生了"阿拉伯之春"，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又积极地与西方步调一致，无论口头上还是实际上，其作派就是个西方国家。尤其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有切身利益在里面，整体上看，它的立场与西方的立场并无二致。正是"阿拉伯之春"使一度开始骄傲的土耳其人发现，只有与西方协调一致，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以往那种高调彰显自身独立性的做法，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广告效应"。
“土耳其模式”的吸引力
"阿拉伯之春"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穆斯林社会的政治现代化最终将呈现何种形态？土耳其似乎可为经历了内部变革的阿拉伯国家提供榜样。当然，这种观察的结论是粗线条的，即土耳其的经验表明，在一个穆斯林国家也可以建立起较为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它的这种经验，使人对穆斯林国家的民主化有更多的期待。
"土耳其模式"具有不同的历史内涵：20世纪初，它曾经是亚洲落后国家反帝、反殖与世俗化改革的榜样； 20世纪末，它是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建设市场经济与民主制度的样板；在21世纪初，它又成了中东民主化的参照模式。关于当前土耳其模式的最简单界定是：在一个穆斯林国家建立了稳定的世俗民主制度。更具体地说，是"世俗民主制＋温和伊斯兰政治力量执政＋市场／技术现代化"。还可以把这个模式概括为"埃尔多安主义"，以与历史上威权政治的"凯末尔主义"相对应。
穆斯林兄弟会或其他伊斯兰政治势力在"春天"里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后，人们开始困惑：民主化是不是最终将有利于保守势力的复辟？这个问题可以从土耳其的经验得到一些启示。土耳其经历了1923～1946年的威权政治时代后，实行了多党民主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有三股力量不断博弈：左翼运动、政治伊斯兰力量与军方。土耳其军方一直是作为监国的角色存在的，上世纪60年代军方多次发动不同性质的政变，干预文官政治，包括对激进伊斯兰政治势力进行打压，从而使土耳其以不怎么民主的方式捍卫了世俗主义。正发党作为具有温和伊斯兰色彩的政党，其政纲和主张更具有欧洲"第三条道路"政党的特征，它修正了土耳其长期的激进世俗主义，顺应了民众的精神生活需求，但并未改变国家的世俗架构。它更多地关注民生问题，靠政绩说话，从而赢得了选民的广泛支持。
2005年在土耳其时，曾有一群可爱的自称凯末尔主义者的青年跟我说，凯末尔其实是个内心虔诚的穆斯林。2008年我再到土耳其时，约了好朋友H在安卡拉市中心见面，我几乎认不出他了。他完全变了个样子，开始留起了大胡子，气质也更加温文尔雅。我问他怎么变化这么大，他告诉我说自己已成为正发党的坚定支持者，因为正发党更关注民生，无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最近去土耳其，我更多地听到很多雄心勃勃的经济建设计划，遇到更多来土耳其寻找工作机会的周边国家的穆斯林青年。在全球化的今天，伊斯兰主义运动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极端主义日益不得人心。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广大穆斯林才是极端主义的最大反对者。今天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已经大大温和化了，因为参与的群体变了，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穆斯林日益成为主体力量，中产阶层在不同的穆斯林国家日益壮大。他们渴望的是物质丰裕、政治民主、权利自由、个体自尊和精神自足的生活。
当然，土耳其并非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教－俗"之争与库尔德问题。所谓教俗之争，就是伊斯兰势力与世俗派的分裂竞争，说到底，也就是这个世界的秩序到底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宗教的还是世俗的？从根本上说，这是很难调和的，只是在现代世界，现代性战胜了传统宗教。从全球范围看，世俗秩序战胜了神圣秩序，传统宗教也已经顺势调整了自身。这个过程首先是在基督教世界完成的，在伊斯兰世界，土耳其算是走在了前列。所谓"土耳其式的伊斯兰教"，更多是带有温和色彩，对现代性持积极和包容的看法。这个问题并不会随着宗教势力的温和化而立刻消失，它会持续存在，并达到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这个平衡点是很难寻找的。如前所述，土耳其军方在历史上的监国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当下的土耳其，军方已被正发党的文官力量所掌控，这不是什么遗憾，相反，这意味着土耳其的民主制度已渐臻成熟，无论哪一派政治势力，都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困扰土耳其的另一个问题是库尔德问题。
库尔德人占土耳其总人口近1/3，是个很大的少数民族。库尔德问题的由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与协约国签订了《色弗尔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土耳其将被瓜分，库尔德人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但一战后，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其实是与库尔德人一道）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对库尔德人长期实行同化政策，不承认其民族身份与地位，导致1960年代后库尔德问题日趋凸显，至今未决。土耳其力图通过发展经济和扩大民主的方式解决库尔德问题，无奈历史的包袱过于沉重，短期内似乎看不到解决的希望。在土耳其，我认识一些库尔德朋友，他们给我的感觉是，受教育程度越高民族意识越强，而且他们的圈子是典型的"跨社会体系"，即作为同一个民族的成员，聚集在一起的人往往是来自不同社会的库尔德人。在库尔德问题上，民主化之后的伊拉克后来居上，走得比较远。当然，这种通过高度自制的方式来舒缓民族情绪的方式也不见得稳定，但这似乎已是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最高纲领了。历史的经验不断表明，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一旦在一个国家内出现，就很难抑制。
在建立现代国家的问题上，土耳其和伊朗已经作为前辈走在中东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前面。土耳其模式是更具西方化色彩的世俗化、民主化道路，伊朗模式曾经在起初与土耳其有很强的相似性，但在1979年的霍梅尼革命之后，它走上了一条糅合教权主义与民主制度的道路。在"阿拉伯之春"的背景下，土耳其模式似乎比伊朗模式更具吸引力。
东西方文明的沉淀与交汇
有一种说法是伊斯坦布尔不代表土耳其，因为伊斯坦布尔属于欧洲，甚至小亚细亚的西部也不代表土耳其，因为那里太西方化、太现代了。如果持历史本质主义的立场，上述说法似乎有道理。毕竟，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凡是想象中的穆斯林色彩较少的地方，凡是传统味道较淡的地方，似乎就不该代表土耳其。而从人口的分布格局看，似乎又不是如此。土耳其的人口流动趋势是从东向西的，东南部的大城市迪亚巴克尔不足百万人，大多数人口过百万的城市基本都在土耳其的西部，尤其伊斯坦布尔有近1400万人口，占土耳其人口的近1/5。同时，土耳其是很早就实现了城市化的国家，根据2012年的数据，土耳其农村和城郊人口加起来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2.7%。可以说，土耳其是现代化的国家。
土耳其99％的人口都是穆斯林，但除去居住了近千年的穆斯林的后代，也有相当部分是一百年前因战乱从巴尔干迁来的穆斯林的后代，是这些人把更多的西方元素带给了土耳其。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就出生于希腊。
长远地看，文明是最强大的力量。土耳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它自古至今都便于吸纳和沉淀不同的文明元素。东方和西方的文明在这里汇集、交融。土耳其地中海沿岸，随处可见古代的和近代的罗马、希腊文明的遗迹。土耳其当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是中东国家，但无论是从语言还是从民俗来看，它都深受地中海文明的影响。尽管土耳其与中亚突厥语国家在宗教、语言和民俗方面具有很多相似性，但又有典型的不同。在强调文明多样性的今天，土耳其文明多样性的传统是一种优势，更有利于它的国际化，使之显得年轻且充满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