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我想谈几点看法，不一定和流行的看法一致，希望和大家一起来讨论。

民族主义的世界性

80年代后期，西方专家预言民族主义将成为90年代最重要的一个力量。其实当时很多人是指第三世界而言，就是指民族主义的兴盛与兴起，以及它的支配力，主要是体现在第三世界。实际上这十几年走过来，我们看，民族主义不只是一个在第三世界或落后的、后发展国家里面发生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虽然现在也走得不错，但同样存在很多民族主义的问题。像前南斯拉夫，俄罗斯内部，都有很大的问题出现，再不用说爱尔兰，以至德国新纳粹主义的出现。从这一方面来看，民族主义的问题远远不只是一个第三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里互动所产生的一种东西，在西方世界本身，它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甚至可以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有民族主义。美国的对外关系是完全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心，表现为一个非常强势的国家利益中心的立场，这个国家利益完全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出现，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民族主义。这样看来，我觉得民族主义的确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民族主义的两面性

民族主义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也涉及到它与爱国主义的异同等等问题。民族主义有其两面性。我们现在比较多地讲它的负面性，这没有问题，民族主义确有很多负面性。但我想，不论从历史语境来看，还是从它今天所表现的形态来看，甚至放眼未来，民族主义应该有它正面的方面要给予肯定。民族主义的基本功能，在于强化我们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增益我们民族的自强心，而且透过这些东西，能够促进、提高我们对于这个民族的归属感和民族内部的凝聚力。从文化方面来讲，它会增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现实的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它能够帮助我们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不受外来的压迫和侵犯。这些都是它的正面意义。扩大来讲，它还有另一些正面的意义，譬如说，它所包含的某种理想性，它所要求的一种英雄主义、一种牺牲精神，这些相对于庸俗的东西而言，都有它的正面意义。但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确实也有很大的负面性，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族主义基本上不是从理性出发的，而是诉诸于情绪和情感的一种表现。它的长处在于有很强的感性号召力，但这种感性号召力也可能变为一个没有制导的导弹，这是很危险的。由于民族主义有这种内在的缺陷，它会在许多情况下被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所运用、所支配、所利用，所以民族主义非常需要警惕，特别是在某种具体的、极端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可能会变成一种排外主义，一种种族主义。对民族主义的两面性，我们应当深刻了解。

当代思想评论中民族主义话语的限制

不可否认，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希望寻找一个新的文化敌人，就像美国在冷战以后要寻找一个新的政治对手一样。这个新的文化敌人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目标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已经被锁定了，就是民族主义。它被看成是“自由世界”意识形态用以代替共产主义的最大的敌人，由此产生出很多有关民族主义的新的论述。受此影响，从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很多批判民族主义、警惕民族主义的表达。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合理、正确的因素，但是也应看到，在这些论述里面，民族主义被看成抗拒西方世界秩序的一个最大的潜在危险，所以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在很多情况下被滥用。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很多论述里，民族主义等同于排外主义、反西方主义，对民族主义某些正面的、同情的了解很难同时在这个框架里表现出来。这种强势的民族主义论述，其实反映了某些西方理论的主观眼光，这种主观的眼光具有它某种不自觉的意识形态的预设和影响，它体现出在西方写作里不自觉流露出来的对第三世界意象的比较西方式的、主观的一种成见。这其中体现的西方的一种牵制性，也不能不不加以警惕。

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问题

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成为大家评论的一个焦点，有人认为中国90年代以来就有一种很广泛的反西方主义，或者是排外思想，我觉得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如果从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情况来看，我不觉得有这种广泛的反西方主义、排外思想。我认为在滥用民族主义的时候，还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把非西方世界里头那些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也当成一种民族主义。比如在西方文化内部，有很强的对西方文化自身的批判和反思，可是如果在东方世界也有人从事这样的工作，就会被指责为一种民族主义。我觉得这不算太公平。我们知道美国人讲自己是爱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但是美国人所谓的爱国主义，其实和他所批评的别人的民族主义，内涵上都差不多。所以我们不能把东方世界或者第三世界人们那种对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土地、对自己的语言、文化、历史，国家象征的珍惜和自尊，以及对国家利益的正当捍卫，都加上一种负面意义的民族主义标签。我想这样的理解会产生某种偏差，应当承认每个国家和族群都有应该有它正当的民族主义的表达权利。

近代的中国民族主义，最主要的，是从反帝国主义而来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无疑有它明显的正当性。80年代，有一种普遍的民族主义的焦虑，比如提出中国人有没有生存权，会不会被开出球籍的讨论。这种关于民族生存的民族主义的焦虑，是一种内生性的民族主义的焦虑。这样的焦虑，他不是对于外部强加的东西起来反抗，而是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一切都赶不上别人，自己很焦急。这样一个整体性的民族焦虑所体现的心态，在80年代影响很大。而从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心态已经慢慢淡了。现在留下来比较多的问题是跟外部世界互动关系中所产生的一些民族主义的问题。我觉得，在中国民族主义基本上还是在一个收压抑的、没有正常表达的状态。我们所说的民族主义，本来就是因受到某种压迫而产生的，如果没有正常表达的渠道，积累深了以后爆发出来，一定有很大的盲目性，很大的偏差，这就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结果。这种从对外关系所产生出来的民族主义，有两条是我们需要反思的：第一，对外的这种民族主义是和对整个国际形势的理解分不开，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公正的和全面的信息给民众。如果民众所收到的信息是一个偏差的信息，是一个不全面的信息，民众的反应就可能是错误的。第二，民族主义可能需要宣泄，宣泄一下就过去了。而如果没有民间的宣泄渠道，累积起来就会出现问题。同时，没有民间的表达，也会导致外国对中国民意的误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未来，民族主义不是我们要不要的问题，事实上，我觉得相当多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点民族主义。问题在于我们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我们姑且不用“理性的”这个说法，我们总是肯定要一个开放的、自由的、有民主参与的、保守而不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

（本文是根据作者在2002年香港科技大学的一次关于民族主义讲演会上的讲演记录整理而成，曾发表在《群言》杂志200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