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说的是鲁迅、周作人对中国国民性弱点的另一个判断：中国人多是"做戏的虚无党"，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的群众都是"戏剧的看客"。
首先，鲁迅说中国人有迷信，有狂信，但没有"坚信"，没有非常坚定的信仰。中国人很少是"信而从"，而是"怕而利用"。比如中国人是崇仰皇帝的，因为怕而把皇帝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想玩弄皇帝，想利用他。皇帝有愚民政策，老百姓则有愚君政策。鲁迅经常讲些民间的小故事来证明这一点。他举了一个例子：家中过去有老仆人经常对幼年鲁迅讲中国普通农村妇女眼中的皇帝。她说皇帝是可怕的，因为他坐在龙位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而且是不容易对付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如果是不容易办到的东西给他吃了，他还要吃，那就会很麻烦，如果冬天他要吃西瓜，秋天他要吃桃子，这是办不到的，那么他就会生气，就要杀人，所以皇帝很可怕。对付皇帝的唯一办法就是一年到头请他吃菠菜，但是说吃菠菜他要生气，因为菠菜太便宜了，所以对他要说"红嘴绿鹦哥"，他就很高兴地吃了，这就叫骗皇帝。所以中国人对皇帝是又怕又骗，把皇帝也戏剧化、游戏化了。另外，对于鬼神，中国好像是敬鬼神和怕鬼神的，但鬼神也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每年要烧纸钱，这就是也贿赂鬼神。中国人对鬼神有两个办法，对丑恶的鬼神就奉承，所以中国人祭祀、奉承火神，而对老实一点的神，中国人就骗和欺负，最典型的例子是对灶君(灶神爷) 。每年腊月二十三的晚上，中国人都要祭灶神，让他吃麦芽糖，因为灶神爷是每天在人家里的，对家中大小事都一清二楚，到腊月二十三这一天就要上天去汇报，如果说人坏话就麻烦了，所以请他吃粘的麦芽糖，把他的牙齿粘住。可见灶神爷也是可以骗和贿赂的。另外，按中国道教观点，人身上有一种"三尸神"，存在于人的头、腹部和脚中，他也是每年有一天要向玉皇大帝报告人的罪恶的。对付他的办法就是这一天大家都不睡觉，因为三尸神要在人熟睡时偷偷上天，如果人不睡觉，他就不能上天告状了。对中国人来说，没有绝对信从的东西，皇帝可骗，鬼神亦可骗。中国人对儒家、道家的圣贤和思想家也捧得很高，但也并非真正信从他们，而是怕和利用。所以孔夫子在中国成为了"敲门砖"，"摩登圣人"。所谓"摩登圣人"，就是把他捧高了再利用他。所以儒家在中国成不了"儒教"，不可能真正成为一种宗教，孔夫子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信徒或党徒，中国人不过是随风转舵而已，是什么也不信的"虚无党"。但是，在鲁迅看来，中国的虚无党与外国的虚无党有一个区别，后者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他对皇帝、对神灵、对圣贤不相信就公开宣布；但前者心里不信，嘴上却反过来说相信，中国人明明是没有信仰，却处处表示对信仰的忠诚，甚至对天发誓。这种发誓也是很可怕的。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赌咒》，中国人喜欢赌咒，喜欢说"天诛地灭"。鲁迅说天诛地灭是没有危险的，因为再信誓旦旦地赌咒，天不会来诛你，地也不会来灭你。赌咒也是做戏，所以鲁迅说现在赌咒也摩登，变成一种宣誓了。中国人心想的与实际做的是分裂，什么保存国粹，什么振兴道德，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曾这么想?做戏时前面的架子与后面的面目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戏场。鲁迅有一篇文章叫《现代史》，他说，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直到现在，凡是我所曾经到过的地方，在空地上经常看见有变戏法的。所谓变戏法，或者变猴戏，就是一个猴子带上假面具，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或者是小孩来演戏，一个小孩装在坛子里去，外面留着一根小辫子，要他出来就得给钱，钱收足了小孩就出来了，或是大人不知怎么就把小孩杀死了，盖着被单，直挺挺地躺地那儿，要他活过来，又得要钱。变戏法时，主持的大人经常说一句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句话有双重意思，一个意思要大家捐款，另一个意思是招呼那些看破他变戏法是假的朋友不要戳穿他的戏法，不要开口，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鲁迅写到此，最后一句话说，我的题目写错了，应该是"现代史"。他的意思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这就是一部现代史，整个中国的现代史就是变戏法，一部分人在变，即"各有巧妙不同"，同时招呼周围人不要戳穿他的戏法，即"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史。鲁迅强调整个中国的天地是一个戏场，整个历史就是一部做戏的历史。
而这种"做戏的虚无党"是通过语言来表现出来的，中国就是一个"文字游戏国"。中国的汉语恐怕是世界上最灵活、最富有弹性的语言，它把人所想与所说、所做分裂。鲁迅有一个很准确的概括："在中国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是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要做那样的，有时是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其实是假的，也有的这么说就这么做的。"这就是说在中国想、说与做三者是完全分裂的，所以中国的语言都是独立于人的思想和实际生活之外的，它是自行扩张的，有自由流动的特征。一般的语言是思想的反映，但中国语言不受思想制约：一般说语言要变成实际，而中国语言也不受实际制约，中国的语言完全游离于想和做之外，自由行动，所以中国成为"游戏的文字国"。鲁迅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所说的，你就是一条笨牛，在中国你永远不合时宜，尤其是你相信他所说的，又按他所说的去做的话，在中国你就会处处碰壁。更可怕的是，大家都不相信，说的人固然不信，听的人也不信，大家都清醒地知道语言的虚伪性，却仍要继续维持这个虚伪性，因为已经形成了游戏的规则。明知是假的，也要做出相信的样子，才能维持游戏的原则，如果其中有一人说出真话，指出它是假的，这人就是蠢物，就破坏了游戏规则，使游戏做不下去。比如在会议上，大家都信誓旦旦地发言，每个人都明白大家在说假话，突然有人跳出来说你们说的都是假话，大家就会至少觉得这个人蠢，不知趣，扫兴，反过来要把他扑灭。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讲的就是一个语言的游戏。皇帝身上什么也没有，但大家都说有了，于是就有了。皇帝、大臣、旁观者知道没有却说有，在一片"有"声中大家都玩得很高兴。这时一个小孩说他是光屁股，什么也没有，戏就做不下去了。但在中国却没有一个能说出真相的小孩，因为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这样的率真的小孩早就被大人们被公众扑杀了，天下于是太平，游戏也就永远玩了下去。但鲁迅说整个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无声无息地在大家高高兴兴的玩笑中完结。在现代中国，这种游戏也摩登了，变成了"宣传" 。有一个外国人在书中写道，中国民族是最会做宣传的。鲁迅举例说：教育经费用完了，却要开几个学堂来装装门面；全国十分之九不识字，然而请几位博士要他对外国讲讲中国的文明；中国人至今还在随便拷问、随便杀头，一面却要支撑、维持几个洋式的模范监狱，给外国人看看，这都叫宣传。而且中国宣传的特点是，缺什么就讲什么。他举例说，人们在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关心自己的肚子，但有一天突然大肆宣传吃东西要小心，要讲卫生，就说明这个人在拉肚子。鲁迅考证说，孔夫子曾有胃病的，因为他有一句话："食不厌精。"所以看报纸看宣传有一个方法："推背图"，正面文章反面看。如果报上登一个消息说某地打假取得伟大胜利，就知道这个地方打假已严重到不管不行的地步了。鲁迅说，自称盗贼的无需防，但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中日战争时，当报上登：一、ＸＸ军在ＸＸ地方血战，杀敌ＸＸ人，二、ＸＸ人谈话决不和日本交涉，要抵抗到底，这两条消息从反面看就太可怕，它正是表明中国军在某地被日军打得大败了，中国政府准备向日本投降了。这就是逼出来的对付中国的宣传的方法：正面文章反面看。问题是，宣传中也有真，但所有人看报纸都正面文章反面看，以后真话也变成假话，最后就分不清真话与假话了。
"看客"是做戏虚无党的另一面。中国人总是扮演两个角色，或自己做戏，演给别人看，或看别人做戏，演戏与看戏构成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构成人和人之间的基本关系，而看客在看戏时是有能动性的，悲惨的事被看客一看就成为滑稽的了，《祝福》中祥林嫂到处向别人讲阿毛被狼吃掉的事，村子里的人纷纷来听她讲故事，有些老太太没有听到，还从几十里以外赶来听她讲，这不是对她同情，而是赶来寻求看戏(听戏)的刺激。在看(听)戏的过程中，人们落下眼泪，眼泪流完了，大家心满意足地回家了，一边议论着，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就成为人们娱乐的一个材料，人们从中获得一种快感，转移了自己的痛苦，这正显示出中国人的残酷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夏瑜这样的人物，他们想用自己正义、崇高的行为唤醒民众，但民众也把启蒙者看成演员，所以在茶馆中，那些白胡子老头、二十多岁的男人、康大叔都在议论夏瑜的死，把庄严、神圣的死戏剧化、游戏化了。在中国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悲惨的事，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严肃、认真的事情，所有的事都被游戏化了。
中国成为一个游戏场，当言语者进入游戏场，无论说什么都与自己无关了，听众、看客可以把你的思想任意化为游戏。鲁迅举例说，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到中国来，他非常严肃地批评中国，中国人却把他的真话当笑话看，这时萧伯纳的主体已消失掉了，落入游戏场，落入看客的眼睛中，他的言语被看客改造和歪曲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管说什么都是笑话。中国的启蒙主义者就像萧伯纳一样，他们启蒙主义的话语落在游戏场中变成了演戏，而启蒙主义者本人就变成了小丑，所以中国的游戏场的可怕就在这里：中国最后只剩下一片"哈哈哈"，只剩下喜剧，而没有悲剧和正剧，因为悲剧与正剧都被看客转化为一种最低劣的喜剧。有一位年轻学者薛毅在研究鲁迅所说的游戏国现象时，引用艾略特的诗："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声，而是嘘的一声。"世界在剧场的嘘声中告终，不给人任何悲壮感和力量，只给人滑稽、可笑感，中国就要终结在这种嘘声中，这个学者引用艾略特的话是能表现鲁迅的心态的，因为鲁迅也说整个中国将要消亡，完结在这样的 笑声中，这就是中国的文字游戏国、看客观象的可怕。
下面我们要讨论这样的做戏的虚无党，看客现象，文字的游戏国是怎样形成的，它的根源何 在，这也是鲁迅所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根据鲁迅的大量言论，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鲁迅把这种游戏现象归结为老庄的相对主义哲学，无是非观。鲁迅一再说中国人虽然挂着孔子门徒的招牌，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是庄子的私塾弟子，庄子对我们影响更深。鲁迅说一部《庄子》用"今天天气哈哈哈"七个字就可以概括，哈哈主义能解决一切，这种相对主义，无是非观，只"说着玩玩，有趣有趣"，就是游戏主义，是老庄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最坏的一个方面。老庄的哲学本意是追求精神自由状态，但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中就成为"寻开心"，鲁迅说这三个字道破了庄子哲学在中国现实中的意义。他说中国人的致命弱就是开玩笑，不认真，这是打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一把钥匙。在这一点上，鲁迅一再拿中华民族与日本民族相比较，他反复讲中日民族的最大区别，也是中华民族最该向日本民族学习的一点是，日本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这种随随便便的游戏态度是老庄影响的。鲁迅临死前，连写五六篇文章批评老庄的无是非观，糊涂主义，其实鲁迅本人他一再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不是孔孟而是老庄，但他同时又时刻警惕老庄哲学的消极影响，认为这是导致游戏国的文化根源。
鲁迅更以很大的力量去探讨中国大一统的权力结构与语言、说话的关系。当年，鲁迅在与创造社论战时就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现象：中国的文人，说和写常常有一种"朦胧"色彩，含糊不 清，其原因在于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体制与军阀统治。他具体分析道，知识分子与大一统的权力结构无非有两种关系，一种是与官僚、军阀有某种联系，或者说准备有瓜葛，在这样的文人笔下当然不会揭露现实的黑暗，但也不会用鲜明的色彩为统治者说话，否则老百姓不听他的，他也就无读者了。所以他既不能鲜明地站在统治者一边，又不能鲜明反对统治者，就只能说话含糊不清。另外一类文人是反对统治者，反对官僚、军阀的，但再笨的文人也不会忘记军阀和官僚手中是有枪的，再大胆的人想到枪也会害怕，于是说话也有一些朦胧。可见鲁迅在讨论知识分子的语言的朦胧色彩时，是与大一统的权力结构联系在一起考察的。因此，鲁迅始终注意权力意志与语言的交流方式的关系。他首先注意到的是"正名"现象。任何一个中国统治者，在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正名"。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要想名正言顺地做统治者首先就要正名，管子也说："有名则治，无名则乱"，因此"治者以其名"，"名"是正统的名分。韩非子也说："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正名"有两个含义：一是说统治是有名分的，有道德的，即有合法性。鲁迅说，我们讲理论，理论其实就是一种事后的解释，任何政权都是先用武力建立统治，然后用理论解释其合法性，所谓理论就是为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一种宗教、哲学的科学的根据。"正名"的另一个作用是规定每一等级的人的行为方式，不能上下颠倒，以建立一种与统治秩序相适应的语言秩序。简单说正名的意思，就是要创造出一种证明统治权力合法性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语言秩序。中国这几年争论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其实也是正名之争，因为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合法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具有合法性。正名是很重要的，拥有权力者就有名分，拥有名分反过来又加强了权力，正名看起来是名称的问题，实际背后是权力问题。正名以后，新建立起来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新建立起来的语言秩序就成为统治的工具，不再具有交流的性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细致讨论中国的权力结构究竟怎样，以及处于不同地位的人的言说方式。鲁迅曾引用《左传》的话，说整个中国社会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最高是王，王下是臣，臣下是公，公下是大夫，大夫下是士……最后是仆，仆下有台，最下的是台，而台下还有妻子、儿子。每个人所处的位置都有双重性：一方面，对上面的人来说他是被统治者，但另一方面，对下面的人来说又是统治者，中国人具有主子和奴才的双重性，既被人吃同时又吃人。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就出现三种类型的人，一种是主人，一种是奴隶，还有一种是奴才。奴隶是被统治者，奴才是处于主子与奴隶之间，一方面要利用主子、为主子服务，一方面要从主子那里分享一些利益。中国人基本都处于这三种地位，而这三者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那么当一个人处于权力者的地位(这里不仅仅指最高统治者，每个等级中的每个人都有权力者的一面)时，他的语言形态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权力和语言的合一，形成语言的霸权。所以鲁迅说，在中国"皇帝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被称呼的语言决定于统治者的意志，中国没有真正的逆、匪、犯，都是取决于权力者的意志。所以"凡为当局者所诛者皆有罪"，在权力的统治下，嘴就是法律，权力与语言是统一的。鲁迅说，有一种"可恶罪"，有的人被权力者看作可恶就成为有罪，这是中国大一统的绝对统治下的人的命运。语言只具有政治功能，唯一的功能是征服，不是可以讨论、交流的。《狂人日记》有一句话："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你就错"，权力者的话可征服你，反过来，你就不能说话，你一说就有错、有罪，因为你是被统治者。语言的霸权在中国的极端形态就是指鹿为马。赵高有权，可以正名，如果说真话的人就要被杀，这也是骗皇帝，秦二氏最后也得承认是马。指鹿为马就是权力意志发展到极端而形成的游戏，而这游戏是非常残酷的，游戏来源于权力者的意志。在语言霸权下容易产生名实不副现象。权力意志和语言霸权意味着体现权力者意志的官 话成为唯一合法的语言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在权力者统治下的臣民为了取得生存权，也必须跟着说官话，因为不说就不能存在，而因为官话已经成为一种权力，故它不可能成为臣民的信仰，即当官话成为一种霸权语言时，已剥夺自我成为信仰的可能性。因此当被压迫者被迫也说官话时，他们是不相信官话的，他们完全是为了取得生存权利，官话就成为他们取得生存权利的艺术，于是就出现"借名"现象。即通常所说的"拉大旗做虎皮"，由此出现了所"正"的名与实际意义不一致。普通老百姓是借名--借你的语言讲我自己的话。还有一种情况，异端要反抗，也只能用统治者的语言来表达反抗的意志，即通常说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反抗官方意识形态必须使用官方的语言。不管是"拉大旗做虎皮"，还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都造成名实不副，使名与实之间出现裂缝。同时还会出现"逃名"现象，真正相信这种意识形态的人反不愿说这种话了，有些"笨牛"为了划清界限，只能逃名。鲁迅曾经在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镇压共产党时，说过这样一番话：如果有一个军阀曾在北方压迫过国民党，后来北伐军势力越来越大，他就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是信仰三民主义的，是总理的信徒，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真的三民主义信仰者是去还是不去?如不去，他就会给你定罪，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如去，他又明明是假的，于是真的总理的信徒只好不谈三民主义，这就是"逃名"。军阀是借名，大谈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此时已被正名了，成为统治者的权力语言，这时军阀就假借名义，拉大旗做虎皮，而真正的三民主义者反而逃名，不谈三民主义。无论是"借名"或"逃名"，都是对官方语言的破坏，造成名实之间的空隙。总之，统治者的语言有两个特点，一为霸权，一为名不副实。
当人处于奴隶地位时，在专制体制下无自己的语言。莫谈国事、祸从口出都是奴隶没有自己语言的表现。所以在专制统治下，奴隶经常的语言形态是沉默，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但他们要生存又不能完全不说话，所以要求生存的艺术，养生保命的办法，这时语言的意义就是如何养生保命，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迎合，但这是被迫迎合，与奴才的主动迎合性质不同。正因为如此，奴隶必然也是不信的，他们的迎合固然有自我保存、自我求生存的性质，也未尝不可说是一种愚君政策。因为君有时也会被各种宣誓忠君所蒙蔽而昏昏然，所以这是一种互相欺骗，这时语言也游戏化了。极权统治下，语言的游戏化就变成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相互欺骗，而且双方心照不宣，越是起劲地、上下一致地互相欺骗，就越显出统治的失败。在这上下的欺骗中，我们应该看到官方语言的软弱性。但另一方面，在专制统治下，连沉默也是不允许的，奴隶既无说话的权利，也无不说话的权力。真正的强权统治可怕处在于：不仅剥夺人们说话的权利，也剥夺人沉默的权利，每人必须表态，强迫说话必然带有表演特点，必然说假话，这是一种奉旨表演。所以专制统治下，老百姓或知识分子完全不说违心话是不可能的，在高压下总要不同程度说些违心话。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或保命，或强迫说话，奴隶语言也带有游戏性。对于奴才就不同了，奴才充当权势的帮忙、帮闲、帮凶，同时又利用权势最大限度地获得自己的利益。如果说，奴隶中有一种"笨牛"，真相信统治者的话，那么奴才中是没有笨牛的，他们从一开始就看懂一切，都是聪明人。前面说过的怕而利用，"利用"主要指奴才，他们是真正的做戏的虚无党。奴隶成为"做戏的虚无党"是被迫的，而奴才是主动的，他们主动、自觉地充当"做戏的虚无党"。但奴才也有奴才的语言艺术，即鲁迅所说"二丑"艺术。他说在他家乡地方戏曲中有一种二丑角色，其特点是二花脸艺术，一方面给主人帮忙，为主人服务，是走狗，另一方面又有点知识文化，对形势看得较清楚，常常看到主人也不可靠，时刻注意到主人有一天会垮台，因此他一方面当主人的忠实的狗，为主人服务，压迫奴隶，另一方面又时刻与主人保持一定距离。在舞台上他的表演是：既扮演仆人为主人服务，又常常离开主人，跑到前台对观众说，你看这公子多可笑，他准备一旦主子倒台就与主子划清界限，他是狗，但又不是忠实的狗。因此他的语言有更大的表演性，而这种表演性是双重表演，既演给现在的主人看，对主人表现忠诚，并获得自己最大限度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他的表演又给现在主人的对立面看的，因为现在主人的对立面将来可能成为他的新主人。他又要对现在的主人表现忠诚，又要与现在的主人保持一定距离，以便现在的主人倒霉时不会殃及他，他随时做现在主人反对派的新奴才，所以他决无信与从，他们随便放弃正在表演的一套，换成另外一种方式，又随时准备捡回已经抛掉的方式。他的特殊表演技巧就是折衷主义的语言方式。鲁迅举例说，在鸦片战争后英国与中国打仗时，有一个中国官员面对英军的侵略采取了"不战不和，不守不降"的态度，有人说这是折衷主义，鲁迅说这不是，"似战似和，似守似降"才是。战与不战都有鲜明的态度，而"似战似和，似守似降"，似是而非，左右逢源，这是富有弹性的语言，也是游戏语言的最大特点。所以越是到统治危机严重的时候，这种折衷主义的，奴才表演性的语言就越要盛行。
到了旧的统治机器真正崩溃了，一元化的绝对的权力统治和语言统治的秩序被打破了，或者受到威胁，出现一种权力的真空，语言的真空，思想的真空，处在一种无序状态，这个时候奴才就转化成流氓。从而出现一种"换名"的现象。鲁迅有个很精辟的分析。他说，当统治还能基本维持的时候，就是易于专吃的时代，"大家只归认定一尊"，按照统治者的一尊的语言来说话。但是一旦"大一统"的天下统治不下去，其他异端学说纷纷起来的时候，就不能吃一家了，他得吃"杂拌"、"杂烩"，既要吃皇帝、统治者这一家，主要还得吃这一家，但其他几家都要同时尝一点，这就发生变化了。这就是"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宗教又一时也"，他忽而讲革命，忽而讲宗教。要做事情的时候，他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想做事的时候，就援引老聃。有力量的时候，强调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没有力量的时候，讲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要驳互助论的时候，用斗争说；要反驳斗争论的时候，用互助说。要反和平论的时候，用阶级斗争说，要反对阶级斗争的时候，就用和平说。他同时站在几条船上，用几种理论、几种语言在说话，都他一个人，忽而那样说，忽而这样说。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流氓的特点就是两个，一是没有固定的理论和主张，在互相对立的理论当中不断地变，而这种变化又没有规律可寻，没有线索可寻。本来一个人他的理论不断变化，今日之我否认昨日之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正常，但是如果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思想者，即使发生转变，他也有思想发展的一个脉络，一个道理，而对流氓来说就不存在，他的变化是没有线索可寻的，你简直弄不清楚他为什么今天这么讲，明天又那么讲，但他有一个东西不变，就是维护自己的私利。所以这样一种人，鲁迅统称之为"流氓"。"做戏的虚无党"发展为这样一个多变的，而且无线索可寻的"流氓"，这就达到了一种极点。这样一些"流氓"，他们的特点，就是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名词，叫"换名"。鲁迅说，中国人总喜欢"名"，只要有一个新鲜的名目，便取来玩一通。这几年不是盛行"玩"吗? 就是这个意思，老喜欢玩弄一个名词，而且越新越好。"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开"，另外再取一个。所以鲁迅说"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主张者，以为可以用这个新进名词来咒死敌人；而反对者呢，也以为用这个名词可能把自己咒死，所以就反对。但谁都不去认真追究这个名词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嚷嚷一年半载，最后火灭烟消，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鲁迅说，什么罗曼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等，在中国这些名词总是轮番地轰炸，不断地变换，但是呢，都过去了。中国何尝有真正的罗曼主义，真正的表现主义，真正的未来主义，没有了，根本没有。理论和事实，完全是反的，他追求的不是那个实际的东西，而是那个"名"。所以鲁迅引用罗兰夫人的话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是罗兰夫人很有名的话，多少人假自由之名，罪恶的行为都在自由的名目下去做。他说，在中国，哪一个新的制度，新的学术，新的名词，传入中国，便落在黑色的染缸里，立刻乌黑一团，化作济私助焰的工具。鲁迅说此病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对付流氓最好的办法就是拿他过去说的话和他现在说的话作对比，他最怕你比这个。所以流 氓要追求一种"忘记术"，或者叫做"抹杀旧帐"。鲁迅说中国人要抹杀旧帐，办法太多了，比如说出一回洋，到国外去一圈，回来，没事了；生一场病，游几天山水，开一次会，演说一通，宣言一下，或者再睡一夜觉，或者自打几个嘴巴，或者滴几滴眼泪，照样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如果还觉得这样太麻烦，就白一白眼睛，反问道：这就是我的帐吗?我是这么说的吗?你歪曲我吗?有的时候连眼睛白也不白，因为白眼睛也挺麻烦的。就是这样一群流氓! 对他们来说，理论、信仰、语言等等，都是随手拈来，随手抛去，他自己则穿行于这种混乱的制度和混乱的语言当中。当一个社会发生混乱的时候，旧的秩序破了，新的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样一个转型期间，就会出现这些穿行其中的流氓。他们把语言的游戏性发挥到极点。也可以说，语言的游戏走到了末路。流氓的出现是一个"末路现象"。这些年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流氓横行、沉渣泛起的时代。我们有泡沫经济、泡沫政治，还有泡沫文化，这正是意味着时代要发生变化了。
下面我想介绍一下周作人的观点。周作人也很关注这样一种大一统权力结构的语言现象。他 的关注点在"文体"，是语言的"八股"现象。他把这"八股"分为两类，一类叫"土八股"，一类叫"洋八股"，或者叫"党八股"。大家一般以为"党八股"这个词是毛泽东发明的，其实不是，毛泽东之前吴稚晖就说过，周作人也说过，但他们的理解并不一样。
首先是"土八股"。周作人很明确地指出，"土八股"是几千年的专制所形成的，是一种文化专制，也包括语言专制下面的语言现象。"土八股"的主要特点，一个是服从，一个是模仿。服从权力的统治，包括语言统治、语言秩序；模仿统治者的语言，主子的语言。结果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这就是奴隶的特点。跟鲁迅所说的奴隶语言现象是相类似的。没有思想，即是"失思想"；没有语言，即是"失语"。周作人说，这也是一种"代圣人立言"的语言，他说的是圣人的话，不是自己的话。
对于"土八股"，在"五·四"以后一直有人在批判，周作人的独特贡献，是在他指出了"土八股"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洋八股"。而周作人更大的贡献在于他找到了这种"洋八股"在中国传统中的根源，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古之史论"，是"宋以后的策论"。他认为韩愈的文章是它的"祖师爷"。这种史论、策论的特点就是"舞文弄墨、颠倒黑白"，其实就是玩文字游戏。策论的最大本事就是做反题，做翻案文章，别人这么说，我要那么说，要把翻案文章说得头头是道，它是毫无诚意的，目的只是让考官看得上。因为"土八股"太多了，科举考试的考官也看烦了，这时突然出来一个策论，在主子的语言秩序允许的范围内，做一点翻案文章，而且说得似乎有根有据，就可以博得考官的好感，达到他中举的目的，也可以博得看客们的喝彩，全是为博得名利而已。这种策论的特点是，他并不是真的有这种主张，或者他思想真的是一种异端，他这个异端是假的，不过是沽名钓誉的手段。所以他的语言就像是绕口令、唱戏似的，声调特别好听，铿锵有力，并不管到底讲什么意思，只追求语言外在的华丽、动听、词藻很丰富，也很有气势，是形式重于内容，或者用形式来掩盖内容，是在华丽的形式下颠倒黑白。所以周作人说，做土八股文使人"庸腐"，做策论，则使人"谬妄"，即荒谬，胡说八道，又有一种"妄"，一股流氓气。所以"舞文弄墨"就是耍流氓手段。周作人在很多文章中反复强调，"策论"的危害，大于"土八股"。从策论发展来的"洋八股"，后来变成"党八股"，又变成"革命八股"，"帮八股"，其实是一种流氓文化的革命化，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大批判语言"就达于极端。
近百年来这样两种语言形式，或者是以服从模仿为特征的"土八股"，或者是胡说八道、颠倒黑白，语言形式又很漂亮的"洋八股"、"党八股"、"帮八股"、"革命八股"，基本笼罩了中国人的说话与写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心理以至言说方式。这不仅是语言问题，更是一种内在的思维方式，一种情感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心理方式。这个问题我觉得至今在中国还没有解决。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毛泽东语言的问题。"毛语言"(不仅是毛泽东本人著作中的语言，指的是以毛泽东著作为范例的一种语言模式)在中国的影响恐怕是非常地大，如何看待"毛语言"也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毛语言"至少有相当的"策论"成分。今天上课之前我想找一个范本--因为同学们对"毛语言"大概已经陌生了，在座的看过《毛泽东选集》的已经不多了，所以我想让大家接触一下，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大家知道，在60年代，中共和苏共和东欧的各国共产党之间有一场论战，叫做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中共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战文章，从批赫鲁晓夫，到批铁托，批陶里亚蒂，一直批下来，最著名就是"九评"，当时我们这代人听"九评"可以说是如痴如迷，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听高音喇叭播放"批修"文章。这里所选的是最早的一篇论战文章，题目叫《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先介绍一下有关背景：无论是赫鲁晓夫，是铁托，还是陶里亚蒂，都是在对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属于今天的"改革派"的人物。而当时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是坚持一种"正统派"的立场，它实际上是正统派和改革派之间的一个论战。另一方面这个时候苏联又以大国、大党沙文主义的姿态发动这批东欧的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及新中国进行包围，实行政治和经济的封锁，这场论战就夹杂了一种民族情绪。所以毛泽东论战文章里面就具有了两重身份，既是一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的立场，同时又坚持民族主义立场。这场论战对我们这代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影响特别深刻，原因大概就在这里。现在，我将其中一段朗读给你们听，当年就是这么朗读的，非朗读不可，这种"策论"是朗读中产生效果的，它是一种"广场上的表演艺术" --
一种很有趣味的现象在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中普遍地出现了，什么现象呢?就是那些自称手中握有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英雄好汉们，却十分害怕他们所使劲地斥责的所谓"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们，为了答辩他们的攻击所写的文章。他们不敢在他们报纸、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他们胆小如鼠，害怕得要命，对我们的答辩文章，不敢让自己国内的人民同它们见面，严密封锁，水泄不通。甚至用强大的电台干扰，不使人民听到我们的广播。可爱的掌握了全部真理的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它难道不算公平吗?现代修正主义的老爷们，你们敢不敢这样做呢?好样的，就敢，心亏理怯，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的呢? 请回答吧。
还有一段文章--
现在这篇文章准备就陶里亚蒂等同志多年来发表的错误言论，更详细地进行一次分析和批判，作为我们对他们再一次攻击的回答。待陶里亚蒂等同志看了我们这个 回答以后，看一看他们表示什么态度--还要说我们"往往缺乏明白的明确性"吗?还要说我们"十分抽象和概念化"、"缺少实际感"吗?还要说我们对意大利的情况和意共的工作" 没有确切的了解"，对意共的立场是"明显的捏造"吗?还要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用过激的革命巧语掩饰他们的机会主义"吗?待我们看一看，那时再作适当的处理。总之，只许老爷开腔，不许小的吭气，是不行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法律。何况，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如果只许奴隶主们向奴隶们挥舞指挥棒，口中念念有辞，说是"团结，团结"，那其实说的是"分裂，分裂"。天下的奴隶们是不能接受这种分裂主义的。我们要的是团结，坚持不允许一小撮人闹分裂。
这个语言怎么样?应该说是相当有魅力，相当有吸引力的。因为他的语言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文章一开头，就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真理的代表，人民的代表的位置上。一下子就把对方可能有的优势剥夺干净，都拿到自己手里，这就是中国讲的"取势"，一下子占了一个"高势"，不用讲道理你就矮三等，胆怯三分，你就无理了。他自己呢，就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了。和"高势"相适应的语言是铿锵有力，用了大量的排比句，以取得倒海之势。他占了高势，排山倒海，然后用了一系列气势磅礴的华丽的语言。对方本来已经站在一个低处，这种语言奔流直泻下来，他就被淹没在滔滔语言的海里，毫无招架之力了。当中再加一点调侃，使对方处于一种非常可笑的地步，最后再来一句："好样的，站出来!"这是中国传统的激将法。对手已经处于劣势了，已经被你弄得晕头转向了，怎么敢站出来?你站不出来那正好，恰恰说明你没理，真理在我这边!这种语言是太厉害了，面对这种半是正义在身，半是威胁的语言攻势，读者根本不可能独立地去思考与判断谁对谁不对了。这种语言对读者有一种感情的煽动力，一种心理的控制力。他居高势以后一方面精神上把对方压倒、压垮，对读者则进行一种心理的控制，只能在他划定的范围内来思考问题，已不再可能客观地、冷静地思考，这种文章首先是打心理战，心理战加上语言战，最后你只有投降，只有跟他走，几乎没有第二种选择。他的力量在于此，他的可怕也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在中国改革之后再回过头去看陶里亚蒂的主张就觉得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你就发现你上当了。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文章里还包含了若干合理的因素。比如大谈"奴隶"，"州官放火，百姓点灯"那一段，就具有捍卫民族独立的合理性。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当时正被西方与东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弄得一肚子火，读到这样的"奴隶要反对奴隶主"的文字，是会有扬眉吐气之感的。即使今天回过头来看，他这话也不是完全错误，有局部的合理性，他把那一点合理性发挥到极致。如果完全是胡说八道的话，也是不能说服人的，现在有了某些合理的内核，再用极度夸张的语言加以强化，就具有某种震撼力与征服力了。
而且作者在写这些文字时主观上是真诚的。虽然耍了手段，但确实真的相信自己是"真理代 表 "、"人民代表"、"马克思主义代表"。这是一个有某种程序的真诚性的语言游戏。所以 "毛文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体，你用简单的肯定否定或者用简单的是非很难说清楚。我今天也不能说清楚，但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冷静地分析毛的思想，包括毛的语言。这个工作不做，或者做不好，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不可能得到彻底地解放。我们现在很多的思维方式，很多语言方式，还有毛的思维方式，毛的语言方式。"毛文体"还在深刻地控制着今天的中国人。不过应该说"一代不如一代"。我这里举几个在我看来是当代"毛文体"的文章--但是又和毛不能比了--大家也不妨看一看。这是一篇报纸上的署名评论文章--
够了，《纽约时报》的社会撰稿人先生，你们充其量也不过是美国一个大城市里面的一张报纸，你们的人文科学和历史知识也十分有限，你们有什么资格在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面前说三道四。奉劝你们还是赶快放下那副"教师爷"的架子，老老实实地学一点社会发展史，尔后再拿起笔来撰写社论不迟。
怎么样?好像很有气势，但这"气势"太虚了。他这也是从毛泽东这儿学来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唯物史观的破产》--
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在中国与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当年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后盾。他可以说这样的话：你，艾奇逊，还不如我们一个解放军战士。当时听起来还不失为一种气魄。而今天这位评论撰稿人，他拿五千年文明来炫耀，这就显得滑稽了。
这里还有一篇妙文--
……中国是伟大的，中国必须在世界舞台上有它独特非凡的发言权，中国应成为"新的文明发源地"，形成示范效应，带领世界走向更好的明天……我相信，如果说我们回首20世纪中国仅仅意味着中国人在形式上站立起来，当后人回首21世纪的中国，他将显而易见地发现中国已经在实质上站了起来，一个真正的中国世纪已经降临 !……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一切敢于阻挠和破坏它前进方向的人与物都将被它碾得粉碎， 这就是世纪之交真实的中国形象。
这也是"毛语言"。这是大国沙文主义追求磅礴的气势，但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感到这是虚的。我想更可怕的是"毛思维"。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无论是当年毛泽东的文章还是今天毛泽东影响下的语言，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的作者都不以个人的身份发言，不是"我怎么怎么"，"我认为怎样"，而是"我们如何如何"。也就是说自认为是一个"我们"的代表，这个"我们"可以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人民"，"我们历史真理的代表"……是一种群体的力量。这其实是反映了中国人长期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与心理状态：中国人最害怕自己不被群体纳入，"文化大革命"中人们最胆战心惊的就是不让你参加"红卫兵"或"革命群众组织"。参加组织就意味着你被纳入到"我们"中去了，不让你参加，就把你开除了，被彻底孤立到"人民"之外了，成为单独的"个体"("我")，就很恐惧也很危险。但是一旦被纳入了"我们"之后，他就觉得自己是"我们"的代表，然后就飞扬跋扈，气势汹汹了。这就是我一向说的"拉大旗做虎皮"已经形成一种心理状态，还形成一种语言现象。
这里举两个例子。王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说：有几个鲁迅就够了，如果有上千百个"鲁 迅"，那就不得了!他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当然是可以讨论的。有一篇文章反驳王蒙说，你的观点不对，因为你"代表的绝不是广大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了。那么，这位作者就自居为广大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的代表，而把王蒙开除出"广大脑力和体力劳动者"之外了。这个"代表"就太可怕了，这完全是文化大革命逻辑的重演：动不动就是"我们贫下中农……"，"我们党……"，"我们……如何如何"，自命为一个阶级、一个群体、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将对方置之死地。大家不妨注意一下我们中国的广播电视。每有国际国内大事或每逢重大节日，广播电视记者总要去采访一些观众和听众，很多人发表意见常常不是"我"认为如何如何，而总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拥护，坚持支持"等等，很自然地以"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自居，在那里慷慨发言。至于"广大人民群众"真的在想什么，那是谁也不管的。我们新华社报道也常常如此，动不动就是"举国上下沸腾"，下面就是"解放军战士"如何如何，"广大革命干部"怎样怎样，都用一个抽象的集体的人称，而不说具体某个单位某个人怎么样，这样的"综述"关在房间就可以写，只要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 "我们"(工人、农民、干部、战士、……)的代表，代言人就行了。这也可以说是"代表体"的"党八股"吧。前一段还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一个杂志为了商业的目的，评选"不受欢迎的十大明星"，记者又多次去访问当选者。这自然是生意经，我们不去议论它。其中有两位的回答很有意思。一位说："我在部队走过了三年历程"，因此这回"与其说是让我蒙羞，倒不如说是让解放军战士蒙羞"。这又是文革的逻辑，毛泽东时代的逻辑："反对我就是反对贫下中农"、"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反对我就是反对解放军"。而这位"明星" 我想"文革"时大概他才生下来没多久，居然也会说这样的"毛语言"，这使人觉得毛骨悚然。还有一位比他老练，说起来也更可怕："国际评选，我有幸为最佳，也只有我唯一的中国人。国务委员??以及??都曾发来贺电。"他不正面回答问题却这么说，言外之意是"我后面有部长!国务委员!你骂我?我背后还有外国人!你骂我?……"自然又是拉大旗做虎皮，实在 "霸"得可以；另一面他对部长、委员又是"媚"得可以。这里暗含着一个逻辑："我有权势的支持，你们敢拿我怎么样?"大家可以仔细琢磨这里的心态和语言形态，这是非常典型的"大一统"的统治权力下面的一种心理现象与语言现象。大家不要一笑了之，想一想背后的东西，是既可笑，同时又是非常可怕。而且我感到特别触目惊心的是，这是一个普通的"明星"，他都这么思维，这么说话，就可以看出我们几十年的"大一统"的统治，对人的心理、人的思想、人的语言的毒害到了怎样一个程度。"毛语言"--我讲的"毛语言"是包括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心理方式以及语言方式--对中国人的，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是绝不可低估的。我觉得不但鲁迅、周作人当年所批判的"国民性弱点"今天还在继续与发展，而且这几十年还培养出了鲁迅、周作人时代还不曾有过的新国民性弱点，这就使得我们今天"改造国民性"的任务显得特别迫切与艰巨。但这个问题我自己研究得不够，提出来是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与研究兴趣。
最后还要讲一点。鲁迅在揭露"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时，他对语言和实在的分裂，意图和意义无法沟通，是持批判的否定态度的。他认为这是国民性的弱点的表现，也是他想纠正的。这就是说，鲁迅是带着理想主义的态度，去看待这样一种语言现象的。鲁迅曾在一篇题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讲里，大声疾呼："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民在世界上生活"。尽管他对现实中的人(中国人)的言说方式有着十分犀利的批判，但他对"真的人"、 "真的声音"的存在(彼岸世界的存在)仍是不怀疑的--这正是鲁迅的怀疑主义中的理想主义之所在。
（原载《文艺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