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曾说，有两个没想到。第一是没想到干到总书记，爬到那么高的职位；第二是退下来后会有那么高的声望。透过自谦的话语，他干到总书记且退下来之后享有民望，又有其必然。
这种必然是什么呢？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有33个年头了。经历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人们，无不为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欢欣鼓舞。那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那是一个人心思上的年代，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那是一个建设成就斐然的年代。这一喜人局面的出现，与胡耀邦是密不可分的。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开拓者之一，胡耀邦成为当年改革派的精神风标，为中国的改革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书写了他人生最华美的篇章。他已经离开我们22年了，时光的流逝，不仅没有冲淡人们的记忆，他的光辉形象反而更为清晰高大。
是什么为胡耀邦塑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有历史感的人会说，是他以大无畏的勇气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当代中国思想解放之先河，为改革开放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是他以“下油锅”的决绝之心，伸张正义，平反冤案，使无数受冤屈的人重新找回了做人的尊严；是他解放生产力，激发人们投身建设事业的热情。我把这些，概括为胡耀邦的建设伦理。
这一建设伦理可以说贯穿了胡耀邦的一生，在他任总书记的时候，表现得更为充分和鲜明。他的建设伦理的形成，则是有良知的理性思维的结晶。他读书之多，令一些专家惊叹，陆定一称他为“大知识分子”；他思考之深，常常启人心迪，接近他的人，无不感到其思想的风采；他生性善良，从没有整过人，且对加害过自己的人宽容处之。所有这一切，使他修炼成一个理性的人，一个率性的人，一个“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人。这样的一个人，其言其行，自然为那些读书不多的人难容，为那些无所用心的人哂笑，为那些保守顽固的人切齿，更为那些心术不正的人嫉恨。在这四种人颇有市场的环境中，也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然而，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光辉是任何权势、遮蔽甚至扭曲所阻挡不住的，如日月经天，温暖人间。
胡耀邦的理性思维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对非正常生活的质疑
1969年中共九大时，胡耀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对您说的长期阶级斗争的观点还是不大理解，但我想对经济建设建言几句。”胡德平说，在当时的党内，仗义执言的人，胡耀邦是其中一位。勇者不惧。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向倡导斗争哲学的人、且是一言九鼎的“伟大领袖”直言，真是摸老虎的胡须，没有足够的胆量，没有正气凌然，是不能想象的。
自从林彪摇晃着“小红书”，神乎其神地大喊“突出政治”时，身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他就对一些人说过：“他那种‘突出政治’就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时不时突出鼻子！”后来个人迷信之风刮得遮天蔽日，不分男女老幼都动辄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时，他又不止一次地对许多青年人说：“人能活到一万岁吗？这种口号很不科学嘛！” （戴煌《胡耀邦与平凡冤家错案》第71页，新华出版社）
在中央党校工作时，他与专家讨论问题，问到“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说从十年浩劫一开始，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建议在座的也好好地想想这个问题”（戴煌《胡耀邦与平凡冤家错案》第32页，新华出版社）
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
胡德平在《胡耀邦为何要反封建专制主义》一文中写到：自1957年反右，直至批判“四人帮”，任何政治运动，任何党内斗争，任何意识形态的交锋，只要给对方戴上资产阶级路线、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帽子，那么把他打倒在地，他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在此罪名下，谁都有口难辩，也无人为你辩解。几十万右派分子是这样，彭德怀元帅是这样，刘少奇主席是这样，无数的冤假错案也是这样。我们难道还能给“四人帮”戴上这顶帽子吗？
怎样看待“四人帮”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胡耀邦从“文革”的浩劫、灾难出发，并不认为“四人帮”一伙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也不认为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相反，他们一伙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发展，发生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一窍不通。他认为“四人帮”一伙是打着“防修反修”幌子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是一群破坏性极强的流氓无产者。党内一切野心家、阴谋家要想得逞，必具流氓性才得以售其奸诈。林彪、康生、江青这些人搞的是封建专制主义那一套，什么宫廷政变，什么吕后、武则天，什么法家，那还不是封建的？王洪文是流氓无产阶级。（《炎黄春秋》2011年第二期57-58页）
“两个凡是”的思想、理论、政策的概括，也反映了封建文化、思想、理论、体制的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下，“两个凡是”显得“庄严神圣”，如有冒犯，便是大逆不道；胡耀邦看到“两个凡是”已成为牢笼和绳索，紧紧捆绑着人们的思想；已成为拦路虎和绊脚石，阻挡着人们前行的步伐。对此，他提出了“两个不管”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戴煌《胡耀邦与平凡冤家错案》第110页，新华出版社）
三、富民思想
早在1969年胡耀邦就上书毛泽东时，大胆直言，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要有实际内容，如果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
胡耀邦主张给地方、集体共享全民所有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和社队企业，不再拘守“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
1979年胡耀邦发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这是改革开放前夕一次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具有同等价值的理论探讨，可惜后来被迫停止。在这次讨论中，当时形成的共识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8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
耀邦有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2010年第9期炎黄春秋杂志）胡耀邦说，管子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这句话改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这个战略思想是对的。要想办法使人民用智慧和劳动的双手富裕起来，国家也就强大了，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满妹：《思念依然无尽——怀念父亲胡耀邦》第356页，北京出版社）
要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消费需要，这就是胡耀邦那一代领导人的想法，也是他们发起改革的初衷。他和习仲勋、万里等老一代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普遍有一个还债情结，兑现建国前党对人民的承诺，这也是这些老人在经历几次政治风波后的心理反映。胡德平分析说，这种情结说到底，关系到共产党人的良心问题，关系到执政者的理想问题，关系到共产党不应有特殊利益而只能有人民利益的问题。
四、清晰的改革路径
1982年，胡耀邦在一次谈话中批评苏联“高积累，加重群众负担”的经济建设模式。正因为这个模式“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并不是“真正根据人民需要来搞的”，胡耀邦那时就断言其“不能成功”，要求中国改革苏联模式，“用五年、十年的时间找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在胡耀邦眼里，过渡期的任务非常清晰，就是改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掉以“一大二公”为标准衡量社会纯净度的社会主义模式。生前，他曾和胡德平探讨宋朝的积贫积弱问题，“为什么西北边地一个小小的西夏国，把大宋打得落花流水？”他思考的结果是集权在作怪，“宋朝边将的前线布阵，都要中央朝廷批准通过，不打败仗才怪哩。”
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胡耀邦特别看重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希望工人阶级作为改革的主力军，在改革最前沿发挥主导作用。“他很少讲无产阶级专政，讲得比较多的是民主与法制，强调执政党要对全民负责，保障全民利益。”1986年打破铁饭碗的时候，他就率先提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他说，改革有进攻也要有防守，要攻防结合，老进攻没防守，生活没保障，老百姓现状都无法维持，改革是改不下去的。
改革什么都可以改，就是不能改变人民群众的主人公地位，不能改变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社会保障的承诺，这是胡耀邦一以贯之的改革思想。这一思想体现在他1983年2月深圳题辞上，就是16字诀：“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以表达他对特区事业的全力支持。这16个字，基本上浓缩了胡耀邦的改革思想。
对改革的发展路径，有自己清晰的认识。胡耀邦认为，中国要走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富民，既要抓生产，又要提倡消费，但消费不同于浪费，经济发展不能通过第一部类推动第二部类，而应该用第二部类推动第一部类最终达至共同发展。
在当时，他把拉动内需、重视消费同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联系了起来。另外，他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获得自由，他提到了言论自由，提到了法治。胡耀邦说，法律要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保护谁的。他说，私权在通常时期都是不能被侵犯的。
胡耀邦尊重宪法，他对严打，对从速从重处理，没有正面讲过，他常讲的是综合治理。综合治理这句话，内涵丰富，在打击之外还得教育，对年轻人尤其如此，要防范，要给出路，都包括在这里面了。
五、民主思想与民主作风
李锐写到：耀邦在党内生活了六十年。对这段漫长而沉重的历史，他有深刻的反思；对当代中国的痼疾，他有透辟的洞察。反思和洞察的结果，使他形成了许多反映和顺应人类文明主流的思想、观点和理念。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的思考；党和国家的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要爱护知识分子，尽力发挥知识分子的才能；总之，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收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
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凡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鼓励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他十分重视人们的不同意见，喜欢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讨论问题，愿意与人探讨问题、争论问题。这有利于丰富自己的见解，作出合情合理的判断。他从不计较与他发生过争论的人，把他们当成知己的朋友。据田纪云回忆，凡是胡耀邦同志主持的会议，大家敢说不同意见，并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跟他争论得面红耳赤也没关系。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不少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也有不少改进。
胡启立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耀邦同志明确讲过，在一个领导班子里，没有一点不同的声音，是不正常的。鉴于历史上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的违背民主原则，压制不同意见，甚至因发表不同意见而罹祸的教训，耀邦同志鲜明地提出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坚决执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不进档案）。从来没发生过，至少是我没听说过，因为某个干部向耀邦同志提了意见，他就发脾气或者打击报复将其调离岗位的事情。他允许别人有不同意见、有保留意见，甚至允许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先去做，但是在全局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他从不让步，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时又坚持民主集中制。耀邦同志担任总书记期间，书记处的重大问题都是集体讨论决定的。
当代已故大思想家王元化先生有言：一切都要放到理性的天平上衡量。由此，可以看出理性的极端重要性。圣贤大哲无不以理性为安身立命的法宝。唯有理性之人，对事物的体察，才会客观平和科学，才能洞悉事物的真相，才会得出近乎真理的认识，得出科学的结论，使人心悦诚服。理性思维作为一种宝贵的品质，铸造美好的心灵，塑造为人们景仰的光辉形象。韩洪洪写到：“有人说，胡耀邦何以能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起到重大作用？从胡耀邦的个人方面来说，他具有敏锐、清晰的理性思维、非凡的胆略和勇气、海洋般的胸怀、伟大的同情心、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等等，都是重要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胡耀邦的理性思维和勇气。胡耀邦何以能不信神，不信邪？首先是因为他有成熟、明澈的理性思维。通俗点讲，就是他从根儿上明白为什么个人崇拜是错误的，“两个凡是”是错误的，从根儿上明白为什么一些冤案虽是主要领导人定的，也必须翻。这根儿是什么？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耀邦在历史转折关头》第228页，人民出版社）
耀邦做事，处于理性的自觉。这得益于他的好学深思。他学得多，不畏浮云遮望眼；他思之深，是非得失分辨清。他的人文情怀，实赖读书养成。博览群书，吸收了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了美好的精神家园，培养了理性、民主、谦逊、宽容、慈悲的优秀品质。加上他的热情与责任，使得他的见解超凡脱俗，科学务实，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他的改革言行，绝不是某些人认为的信口一说或轻率而为，而是有着他深沉的理性思考。在当时振聋发聩，今日仍启人心扉。
注：本文在写作时，还参阅并引用《炎黄春秋》网相关文章及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