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生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不仅是社会、政治的转型，更是文化上的转型，他目睹、身历时代的大变，从陈家深深卷入其中的维新运动到倾覆王朝的辛亥革命，从他不无异议的“五四”新文化浪潮到抗日战争，到1949年的天翻地覆，直到“文革”，他没有因为令人目眩的时代剧变而眼花缭乱，他早已打定主意、立定脚跟，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就是做一个学人，他在意的是追求知识的自由，追求学术的独立，王国维之死让他痛心不已，他写下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至高评语，实际上是自我勉励，无论外在的社会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他都要执著地追求内心的这种自由和独立。在时世的动荡中，在积极入世和消极遁世之间，他选择的是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本，在学术中寻找自我、确立自我的价值。他处处讲求独立见解、自由意志，反对人云亦云、随大流、跟新潮。他有过长期的留学生涯，明明精通多种语言，对西方文化非常熟悉，治学的路径也超越了传统的旧方法，却执拗地使用文言文，出书一定要直排、繁体字，这种形式上的守护已成了他捍卫文化传统的最后一步，他不想再往后退，这种心态是我们今天很难理解的。

陈寅恪一生总是笼罩着一层阴郁，他的命运几乎早已注定，从他少年时目睹父亲陈三立、祖父陈宝箴维新失败被革职，黯然离开长沙的那一刻起，或许就使他的身世蒙上了那种伤感的气氛。年轻时代他一心求学，从此在学术中寻求安慰，晚年只剩颂红妆，显然是别有怀抱、寄托遥深，他把自己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柳如是的身上，她的身世和生命浮沉、尤其是她令人怜惜的才华，遭逢时代的转型，那种花开花落的无可奈何，那种心有余力不足的无力感，那种美好的一切一点点被碾成齑粉的伤心……一代学人感慨的岂是一个几百年前的弱女子，分明也是他的夫子自道，一个文人，哪怕有天纵之才，满肚子的学问，也挡不住时代方向的转换。他知道人生的有限性，知识的无限性，他有着强烈的身世之感，他敏感地呼吸到了绵延几千年的文化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他是这种文化的托命之人。他在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中寻找社会变迁的轨迹，在旧体诗中感怀人生，这一切都只是外在的，在他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不是一个学人的学问、才气，而是硬朗的人格底气，是追求知识的自由、捍卫学术的独立性，他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守护这样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意志。他留给世间最重要的也不是他的学术成就，不是那些有形的文字著述，而是无形的人格遗产（其中包含个性、人格完整性），是一个人傲然独立的精神风貌，那才是他穿越时空的力量所在。

在算得上知己之交的吴宓身上，我们也能看到陈寅恪的影子，他们最终都是脚跛、眼盲，在凄凉中告别人间。更早，在自沉以终的王国维身上，他似乎也察觉了守护文化价值的悲剧性，但他依然认准了自己选择的道路。陈寅恪、吴宓他们大体上也是“五四”一代人，那真是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回望“五四”，以往我们总是只看到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倡导新文化的胡适、呼喊“救救孩子”的鲁迅、实践“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只看到齐集天安门前众声喧哗的学生们，我们往往忽略了在他们之外还有另外的声音、另外的身影、另外的追求，“五四”不是如此单一、武断的，“五四”是多元、开放、包容的，《新青年》、《新潮》之外有老牌的《东方杂志》、有同样新兴的《学衡》，杜亚泉的声音不能漠视，《学衡》一群的声音也不能不正视，任何一元化的一边倒的思维方式都隐含着一种风险。虽然陈寅恪那时远在异国求学，但在《学衡》上发表过文章，他与《学衡》一群心气相通，与胡适他们是有距离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甚至赏识，在旧体诗中寄托情怀的吴宓对新文学（如茅盾的小说《子夜》和徐志摩的新诗）都有公开的肯定和赞赏，他们没有偏见，他们只是有自己的立场，这种立场是建立在追求知识的自由基础上的。说到底，他们也是“五四”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与胡适、陈独秀等一同构成了那个多元的开放环境。

提起陈寅恪，或许人们会想起他那句洪钟落地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想起他的学究天人及“教授之教授”的称誉，不太有人会进一步留意他和他所处的时代到底是什么关系，也不太有人把目光投向他和他的同时代人。其实，离开了那个时代，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陈寅恪、走近陈寅恪的内心，离开了陈寅恪的同时代与他相交很深的学者，将陈寅恪当作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孤零零的天才，我们更无法理解陈寅恪的追求，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在陈寅恪的身边有一批与他做人上相知、治学上可以商榷，并有着相似文化观的朋友，王国维、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杨树达、汤用彤……陈寅恪生活在他们中间，在和他们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中，获得生命的欢愉，学问的升华，人格的砥砺。他们热切地希望拥有追求知识的自由，他们几乎都是学贯中西，却又珍爱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们吸收了西方的方法，却不愿臣服于西方的脚下，他们具备世界眼光，同时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情结。在一个急速西化的时代里，他们成为“不合时宜”的文化守护者，几乎是必然的宿命。是是非非，都得从头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