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余之《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完成时，清华拟将其列入“清华大学丛书”，请寅恪先生审查其学术水平，看其是否合乎标准。寅恪先生曾先后写《审查报告》两篇，其第二篇末尾，曾言及寅恪先生自身之学术工作、思想情况：
“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湘乡指曾国藩、南皮指张之洞）其言简明扼要，为研究寅恪先生之最原始材料。“不古不今之学”是说他研究唐史。寅恪先生博闻强记，研究所及，极为广泛，在文、史、哲三方面，均能有所树立；中年以后，集中精力研究历史。中国封建的历史学，大都是大人物纪传的总集，和一些“断烂朝报”的汇编，寅恪先生用近代史学的方法，研究他所掌握的丰富史料，使中国的历史学远远超过封建时代的水平，他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创始人或其中极少数人之一。关于这一点，我不多说，因为并世的历史学家当能知之更深，言之更详。
寅恪先生的下文说“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问”。什么是“咸丰、同治之世”的思想？什么是“湘乡、南皮之间”的议论？咸丰、同治之间的主要思想斗争，还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之间的名教和反名教的斗争。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叛乱是名教中的“奇变”。他所谓名教，就其广义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太平天国是用西方的基督教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所谓“咸丰、同治之世”的思想。曾国藩也是主张引进西方的科学和工艺，但是要使之为中国传统文化服务。这就是封建历史家所说的“同治维新”的主体。张之洞用八个字把这个思想概括起来，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是所谓“湘乡、南皮之间”的议论。
据传说，俞樾应会试考试，试卷中有一句诗“花落春仍在”，大为曾国藩所赏识，得以中式，俞樾因名其所居日“春在堂”。俞樾的这句诗，专从留连光景的眼光看，固不失为佳句：但照我的臆测，曾国藩之所以赏识这句诗，当亦别有所感：“西学为用”，中学的地盘必有许多为西学占据者，此乃“花落”也；但“中学为体”，则乃“春仍在”也。诗无达诂，“花落春仍在”这句诗，可以作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句话的寓言。
俞樾（1821—1907），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他是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日本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受咸丰皇帝赏识，放任河南学政，被御史曹登庸劾奏“试题割裂经义”，因而罢官。遂移居苏州，潜心学术达40余载。治学以经学为主，旁及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等，可谓博大精深。海内及日本、朝鲜等国向他求学者甚众，尊之为朴学大师。
我于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其人，但未之见。我于1926年应燕京大学之聘，定居北京，是时寅恪先生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始得相见；又因工作关系，得与王静安（国维）四先生接触。其后不久，静安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湖水中，其志事世人鲜能明者。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为立一纪念碑，寅恪先生为作碑文，以明其志，又以余哀作《挽词》，其立场、观点、感情、词藻，与静安先生所作之《颐和园词》如出一手。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 海甯王静安先生自沈后二年， 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於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於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 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越二十年，1948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国之势已成，北京将先全国而得解放之局已定，国民党政府派大员乘专机到北京，拟接各大学教授往南京，无应之者。12月中，解放军从南口攻入北京郊区，国民党军队退入清华大学，以为据点，盖欲以清华为城社，使解放军投鼠忌器，不敢进攻。清华师生愤起斗争，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清华，退至白石桥、动物园一线。清华师生正庆幸清华得以保全，而寅恪先生不辞而别，罄室行矣。消息传出，朋友俱感突然，复疑先生南京不去，北京不留，此行将何适乎？后闻其乘火车南下，知其将避世于香港。又闻其到广州后，为朋友所劝阻，止于岭南大学，未出国门，然亦不复回清华，亦不复返北京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科学院授以历史研究所所长之职；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举为常务委员。寅恪先生迄未来京，盖其所争，非个人一己之名位也。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节选）：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静安先生与寅恪先生为研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两大学者，一则自沉，一则突走，其意一也。静安先生闻国民革命军将至北京，以为花落而春亦亡矣；不忍见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视也。寅恪先生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亦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其义亦一也。一者何？仁也。爱国家，爱民族，爱文化，此不忍见之心所由生也。不忍，即仁也。孔子门人问于孔子曰：“伯夷、叔齐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静安先生、寅恪先生即当代文化上之夷齐也。
余于七十年代起，重写中国哲学史，起自春秋，迄于现代，号曰《新编》，以别于旧作。全书已接近完成，安得起寅恪先生于九原，为吾书作第三次之审查耶？噫！
载于《三松堂全集》第13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