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说他自己只是一个在特殊时期走上特殊岗位的“过渡性人物”。
胡德平说，父亲口中的立场不变，此立场不是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和改革的目的，这个目的应该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2月25日下午三点，故宫西门附近一个古色古香的私人会所里，胡德平早早地沏上一杯茶，一边准备发言稿，一边等待着记者们陆续到来。在这个与故宫、中南海分别近在咫尺的四合院里，安静了一个冬天的植物开始吐绿，乍暖还寒的北京，空气中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明显了。
作为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从2008年至今，胡德平致力于父亲胡耀邦改革观点及思想发展历程的整理和研究，近日，这本由胡德平撰写、温家宝代序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胡德平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在该书写作和出版前，相关学术讨论已经组织了很多回，而最终收入本书的，除胡德平新近写作的回忆文章，还有几年来他陆续发表在各个刊物的内容，这些文章多数一经发表即已引起社会反响，比如2008年发在财经杂志上的那篇《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
父与子
1942年，胡德平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此后他便一直与父母奔波生活在一起。
在胡德平的印象里，父亲是个在工作上拼命，生活上又非常好动爱玩的人，不光喜欢唱歌，跳舞，还识谱，懂绘画和摄影，对骑自行车也兴趣浓厚。胡德平从父亲在延安时拍摄的照片中看到了他丰富的业余生活。
胡耀邦对子女们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为鼓励他们学习，他曾向胡德平及弟弟妹妹们作过一个承诺：谁考上初中就给谁买一辆自行车，谁考上高中就给买一块手表，谁上了大学就给买一台照相机。
小学毕业升了初中的胡德平，在得到应得的那辆自行车之前，父亲与他彻夜长谈，希望他努力读书。
出身贫寒的胡耀邦，与儿子胡德平是不同的，他小时候上高小都没钱。当年家族里的一个长辈听说他不能继续读书时，找上门来劝说，并从长布衫里摸出一块积攒了多时的银元说，这个拿去交学费吧。
这个人让胡耀邦感念了一辈子。
高中时的胡德平已年满18岁，有一天，学校组织了投票，胡德平投完票就回家了，没觉得有什么神圣感。父亲把他叫到一边说，你来你来，今天干什么去了？胡德平说，投票去了。父亲说，其实我知道你投票去了，你现在是个成年人了，是个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了，可是你知道自己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各是什么吗？
一番教育后，父亲从手腕上摘下自己正戴着的苏联手表说，这个送给你。
胡德平考入大学那年，父亲已离开北京去了湖南，这时的胡耀邦与华国锋在湘潭成为友情甚笃的工作搭档。
1967年，与邓小平一样，胡耀邦被打成了走资派，马上面临大学毕业的胡德平在北大变成了专政对象——黑五类子女。随后他先是在军队农场劳动，后又去工厂当了几年工人。
“文革”中，胡德平师从中国思想史大家侯外庐，毕业后他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后任副馆长，同时还致力于红学研究。再之后，他进入仕途，人生轨迹逐步类似于他的父亲胡耀邦。他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要灵活不要僵死
69岁的胡德平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新中国国力强盛也自这一时段开始，改革开放思想史的研究日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材料尚不完备，胡德平希望通过研究父亲胡耀邦改革思想发展历程提供这样一个样本。
“文革”期间，历史学家侯外庐曾和他的学生胡德平说，《中国思想通史》虽然完成了，但比较遗憾的是，专著里缺少了对古代诸子经济思想史的整理和研究。
“上层建筑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离开经济基础去谈思想史，那是历史的偏差”，侯外庐的锥心之痛胡德平感同身受。
新书取名《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胡德平认为，题目本身包含着三个问题：第一，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第二，中国改革要怎么改，第三，三十年改革现状该如何评价。
胡德平观察到的一个变化是，以前每当国家出台一个新政策，总有相关行业鼓噪说吃了什么“定心丸”，现在，这个词很少有人提了。
胡耀邦较早、较明确地表达过“中国不能照搬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思路。胡德平说，这一观点在当时党内一部分人中是有基础的，苏共二十大斯大林被批判使得这一讨论迅速升华。
1956年，还在上小学的胡德平记得，父亲不止一次对僵化的计划模式十分恼火。有一次他听父亲这样反问：“计划就是法律？计划就不能改了？计划就可以不顾实际？计划到底是谁的计划啊？这是谁定的啊？谁就这么神圣啊？”
这几句话，胡德平记得清楚。
1969年中共九大时，胡耀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说，“我对您说的长期阶级斗争的观点还是不大理解，但我想对经济建设建言几句。”
胡德平说，在当时的党内，仗义执言的人，胡耀邦只是其中一位。
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胡耀邦认定应该改掉的，在他看来，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是高度集中的而且是高度集权的，是以强大的行政权力为运作背景的。为此，他举过两个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一个是宋朝的衰败，一个是西夏王朝的崛起。
“宋朝为什么这么弱，集权太厉害了，每打一仗，前线指挥将帅都要把布阵图提前画好，送到朝廷，朝廷批准了才能打，这怎么行。”胡耀邦意有所指。
胡耀邦对宁夏是非常感兴趣的，他早年即希望前往考察。他好奇的是，在这样一个西北荒凉地带，为什么能够建立起一个西夏王朝，而且把宋朝打得十分头疼。他据此推论，带有游牧民族生活习惯的党项人建立的西夏，体制一定比宋朝灵活得多。
立场不变与方法全新
1983年2月，胡耀邦去深圳视察工作，临别前，他专门写下“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题词，以表达他对特区事业的全力支持。
胡德平认为，这16个字，基本上浓缩了胡耀邦的改革思想。
胡耀邦对“方法全新”感触至深。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曾脱下军装，摘下五角星，戴上了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穿上了国民党的衣服，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当时大家不但高声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而且还向和自己有十年血债的蒋介石高喊蒋委员长万岁。
胡耀邦说，这只是方法问题，方法可以全新嘛，哪怕全新到可以喊蒋委员长万岁了，但红军的立场和本质没有变，通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胡德平说，父亲口中的立场不变，此立场不是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和改革的目的，这个目的应该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联系当下改革现状，胡德平觉得，立场不变、方法全新，两者是相互关联、不可或缺的，如果改革可以不讲立场，方法上又不择手段，那就糟透了。
改革要改的是什么，胡德平认为，胡耀邦要改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而绝不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
胡耀邦主政期间，中共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都事关农业发展，连续五年如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顺畅推行，也与此直接相关。
胡耀邦尤其强调人民的民主权利，他总是将民主和法治两个词语放在一起讲。他从不讲或很少讲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夺取政权后的共产党应该对全民负责。
1986年，胡耀邦率先提到了社会保障问题。他说，改革有进攻也要有防守，要攻防结合，老进攻没防守，生活没保障，老百姓现状都无法维持，改革是改不下去的。
胡耀邦曾经说，他只是一个在特殊时期走上特殊岗位的“过渡性人物”。
依据胡德平的回忆，早在1980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时，胡耀邦就曾经这样讲过：工作方法我们学毛主席，工作精神学周总理，抓大事不搞繁琐哲学我们学邓小平。即便这样，我们的工作还可能干得不好，群众们还可能不满意，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新进入领导班子的人，是些过渡性人物，是有局限性的。
胡耀邦补充说，不过，正因此，我们只有兢兢业业地工作，才能对得起人民，才能对得起党，才能对得起家庭。
胡耀邦、习仲勋、万里等老一代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普遍有一个还债情结，兑现建国前党对人民的承诺，这也是这些老人在经历几次政治风波后的心理反映。胡德平分析说，这种情结说到底，关系到共产党人的良心问题，关系到执政者的理想问题，关系到共产党不应有特殊利益而只能有人民利益的问题。
一位相熟的老同志曾和胡德平讲过一件小事。
2009年国庆节前后，这位老同志去博物馆参观了一个展览，他被展览现场醒目的标语惹怒了——“辉煌六十年”。
老人百思不得其解——六十年是个什么意思呢，“文革”那十年也算辉煌吗？
“写出‘辉煌六十年’这一标语的人，他是决没有还债情结的。”换了换坐姿，往后仰了仰头，就势理下了稀疏的头发后，胡德平端起杯子，静静地靠在沙发上。
破除两大枷锁
南都周刊：真理标准讨论前后，胡耀邦呼吁自由气氛，反对精神枷锁和组织枷锁，并称，“在中国这样一个不自由的国度，这么发展下去怎么能够与世界其他国家竞争呢。”他是如何定义自由这一概念的？
胡德平：破除精神枷锁，这就涉及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个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的背后其实是解放人。如果思想受到束缚，人和人的关系成为主仆关系、主奴关系、从属关系，那么作为奴隶的这个人，他的思想能解放吗？
胡耀邦特别对毛泽东看京剧《法门寺》有感想，这个事他经常讲。刘瑾对贾桂说，你坐下嘛。贾桂说，奴才站惯了。
“文革”中，胡耀邦曾引用过列宁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写到的一段话：意识到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英雄；意识不到奴隶地位而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赞美奴隶生活并对和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南都周刊：在破除组织枷锁上，胡耀邦的策略是哪些？
胡德平：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他很积极，平反冤假错案就是打破组织枷锁嘛。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人们稍有越轨的，稍有和当时政策不符的，稍有一些独立思考的，就可能被打成右派。
组织枷锁一旦套到你的身上，它会时刻提醒你，你是个犯了错误的人，你是个右派，在这个组织里，你的政治生命被宣告结束了。
毫无疑问，胡耀邦对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赞成的，对企业里的承包也是赞成的，在承包中，他对工人的作用是肯定的。他常说，要对劳动者公平一点，奖励多一点，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他对鞭打快牛、涸泽而渔反感透了。
南都周刊：胡耀邦鼓励青年大胆闯，生活中他与子女的交流又是怎样的？
胡德平：他喜欢有创造精神的人，他喜欢用的词语是“反弹琵琶”，不要按常规的来，不要走别人走过的路。
胡耀邦看《三国演义》，他很早就对我讲，魏延给诸葛亮的一个建议是，咱别老是出岐山了，走子午谷好，这样可直捣长安。魏国灭掉蜀国走的也是阴平小道啊。胡耀邦说，魏延的军事思想真是值得研究啊，他的思路比诸葛亮的还好。
胡耀邦对广东人民，对项南，对任仲夷，对辽宁的郭峰等人念念不忘。当时郭峰支持搞大棚，带动大家经商，在全国搞得比较早。胡耀邦对这些敢闯敢试的人都很支持很欣赏，而且他号召我们这些子女也要这个样子。
真理面前求自由
南都周刊：1977年，胡耀邦主动请缨创办三本理论研究刊物，提到“北京有个旋涡”以及“你们敢不敢进”，当时的背景是怎样的？
胡德平：他向来认为，搞宣传和搞理论的，要理论联系实际，人有品格，理论也有品格，人的品格就是表里如一、言必行行必果，理论的品格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际联系得越准确、反映的问题越集中，这样的理论文章就越好。
当时好不容易打倒了“四人帮”，没想到“两个凡是”来了，他办刊的目的就是想联系这个实际，也想联系“文革”之后经济怎么发展这个实际。那是个变动时期，他鼓励大家大胆研究，于是他说，北京有个旋涡，看大家敢不敢谈、敢不敢研究这些问题。
从“文革”走过来的人，普遍有个思维定势，会觉得一篇文章肯定是有针对性的。当时“真理标准”文章出来后，大家都在议论，这是不是在影射什么东西啊，是不是针对什么人啊。
当时我也问过我父亲，因为有人说，这是在反华国锋呢，我不相信父亲会反华国锋，也不认为这篇文章是针对华国锋的，我觉得这就是个纯粹的理论问题。
当天日记里，我记下了这样一段话：我问父亲，你是不是有所指啊？父亲说，这有什么所指的呢，这就是理论问题呗。
中国式社会主义
南都周刊：胡耀邦对中国模式是如何阐释的？
胡德平：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它的治国理念是高积累低消费剥夺农民，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是高度竞争，胡耀邦既不想走苏联和东欧的老路，也不想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用金融变化的手段来剥夺老百姓。他讲的还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式社会主义。”
胡耀邦认为，中国要走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发展的道路，我们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富民，既要抓生产，又要提倡消费，但消费不同于浪费，经济发展不能通过第一部类推动第二部类，而应该用第二部类推动第一部类最终达至共同发展。
在当时，他把拉动内需、重视消费同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联系了起来。
另外，他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获得自由，他提到了言论自由，提到了法治。
南都周刊：即便在今天，司法独立也受到很多困扰，而在当年法制更不健全的状况下，有关社会公平尤其司法公正，他的理解是怎样的？
胡德平：胡耀邦说，法律要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保护谁的。他说，私权在通常时期都是不能被侵犯的。
胡耀邦尊重宪法，他对严打，对从速从重处理，没有正面讲过，他常讲的是综合治理。我觉得他综合治理这句话，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在打击之外还得教育，对年轻人尤其如此，要防范，要给出路，都包括在这里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