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胡耀邦是湖南省浏阳人，家境贫寒。浏阳地处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的中心——湘赣边界浏阳文家市地区，他读书的里仁学校校长陈世乔，是个既有学识又有理论素质的新派学者，父亲从小就受他的影响。虽然只读到浏阳初中二年级，但已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他在革命队伍里读书之多、之刻苦，是不多见的。所以陆定一伯伯就说他是个“大知识分子”。
我根据他的教诲谈谈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问题。
无需繁琐考证，打倒“四人帮”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党对“四人帮”的批判，是把他们说成新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是右得不能再右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终极目的是复辟资本主义！
自1957年反右，直至批判“四人帮”，任何政治运动，任何党内斗争，任何意识形态的交锋，只要给对方戴上资产阶级路线、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帽子，那么把他打倒在地，他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在此罪名下，谁都有口难辩，也无人为你辩解。几十万右派分子是这样，彭德怀元帅是这样，刘少奇主席是这样，无数的冤假错案也是这样。我们难道还能给“四人帮”戴上这顶帽子吗？难道不用这项罪名，就不足以置“四人帮”的理论、路线于“死地”？我认为，如果今天还不给“四人帮”摘下这顶帽子，“四人帮”代表的意识形态和反动势力就可能复活，他们在地下就可能讪笑今天：资产阶级奉行市场经济，今日中国也搞市场经济。我们“四人帮”则是极力维护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不给市场以一寸生息之地！资本主义有资本家阶级，今日中国也有大量的私营企业，这是不折不扣的新生资产阶级，今天竟叫他们是什么“新的社会阶层”，我们“四人帮”则是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既要在经济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又要在上层建筑中实行专政，还要对党内的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资本主义社会是两极分化，贫富对立。今日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欧洲、日本。我们“四人帮”竭力维护的分配制度，你说它是“大锅饭”也好，“铁饭碗”也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反正都是一视同仁，既平均又平等的。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是雇佣劳动者，工作没有保障，有人数众多的失业大军。“四人帮”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发展全民企业唯恐不多，唯恐不大，唯恐不公，绝无失业可言。今日中国则是工人下岗，农民失地，比比皆是！如此等等，怎么反说我们“四人帮”是资产阶级呢！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关系，和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乃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否定个性就否定了我党领导的社会制度的阶段性，妄图毕其功于一役，其思想根源是教条主义，用一句当代人的话就是“原教旨主义”。否定共性，就是否定人类的社会发展史，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用毛泽东同志20世纪40年代的话来说就是民粹主义。对“四人帮”一伙的本质和对国内外的影响还需深入认识，在大好形势下，不能麻痹大意。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来的东方落后大国来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何时进入社会主义？怎样成为合格、优秀的社会主义？确实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面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崭新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我们的人民、民族内心深处所真正关心与祈求彻底弄清的问题。人民群众的这一要求是完全正确的，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不容任何怀疑。
怎样看待“四人帮”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胡耀邦同志从“文革”的浩劫、灾难出发，并不认为“四人帮”一伙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也不认为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相反，他们一伙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发展，发生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一窍不通。他认为“四人帮”一伙是打着“防修反修”幌子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是一群破坏性极强的流氓无产者。党内一切野心家、阴谋家要想得逞，必具流氓性才得以售其奸诈。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以后，胡耀邦同志十分重视对“四人帮”所代表的反动势力的批判，他于当年12月8日给青年朋友——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罗炤回信：
现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务是批判“四人帮”。这是一场关系我国革命前途的伟大斗争。要知道，把这一小撮丧尽人心的坏蛋拉下马来，打翻在地，这是一举成功的事情，但要从各方面把这帮蛀虫们多年来一系列的反革命言行揭深揭透，批深批透，从而把我国革命引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还须作极其艰苦的努力。你的这个作品（注：即罗炤写的评谭嗣同文章），同这个任务联系得不密切。这是否合乎“时宜”？
在胡耀邦同志心目中，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康、梁、孙、黄，都是他极其尊敬的历史伟人（包括毛泽东同志和孙中山先生共同的老师郑观应老先生，他的儿子在延安和胡耀邦同志还一起工作过），尤其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对谭嗣同也不例外，如他在回罗炤信中写道：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即使充满着唯心主义的糟粕，但这个人毕竟是我国十九世纪末思想界的一个先驱，他在反封建专制斗争中那种一往直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后来革命者的斗志。
“四人帮”一伙的反动势力一直大批党内所谓的民主派，在“四人帮”嘴里，民主派一变而又为党内的“走资派”，其实“四人帮”这伙人，连资产阶级民主派都不够格。
1974年，在“批林批孔”的闹剧中，胡耀邦同志就说过：批孔批儒尊崇法家的运动，是“文革”思想路线的破产。在打倒“四人帮”后，他的这一思想继续深化，1977年3月，他和吴江同志谈话时说道：
我一直是你的读者，关于法家学说那篇文章写得好（注：指《现代复辟派和古代变革史——“四人帮”是怎样利用批儒评法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的》一文）。揭露“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做得对，封建主义在我们这里还很有市场呢！理论就是要联系实际才有人爱看。
同年5月，对中央党校的同志谈到如何认识“四人帮”这一历史现象时，他先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影响谈起：
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主席从抗大讲《实践论》，进行延安整风，到1956年《论十大关系》，锋芒主要对准教条主义、对准斯大林。虽然没有公开地点斯大林的名，但党内高级干部都知道，批王明、批教条主义，背后就是批斯大林。那时方向对，革命和建设就顺利，党和国家就兴旺发达。1957年主席的锋芒转了，从反“左”，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下转到“反右”，对准了资本主义，对准了铁托、赫鲁晓夫。到写《九评》时他就转不回来了。
从国内问题来看“四人帮”，他认为：
国内根源我看也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和“正在走的走资派”。林彪、康生、江青这些人搞的是封建专制主义那一套，什么宫廷政变，什么吕后、武则天，什么法家，那还不是封建的？王洪文是流氓无产阶级。分析“四人帮”的基础，要找一点马克思论封建主义、论流氓无产阶级的东西出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讲了这些。
这一年，陕西咸阳地委党校校长王伯惠同志，在中央党校找到胡耀邦同志，要求把某部队占据的地委党校校址归还党校。王伯惠后来回忆这次见面说：
他（胡耀邦）飞速地看了一下，就用红铅笔写上“请小平同志阅处”，下面写上他的名字，就交给秘书处理去了。然后他把椅子倒过来，两腿骑在椅座上，两手托在椅背的上面，把下巴放在两个手背上，笑眯眯地看着我说话。……他说，你们是搞理论工作的，请研究一下产生“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上海这个地方，过去地痞流氓、瘪三很多，帮会势力和封建买办势力很大，这些势力的残余和影响是不是他们的社会基础，请你们注意研究一下。我对他说起1940年延安时期给我平反冤案的事，刚想对他说感谢的话，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可见冤假错案任何时候都有啊！就陷入片刻的沉思之中，使人再也说不出感谢他的话来。（王伯惠《挽救我政治生命的领导人——深切怀念胡耀邦同志》，《理论导刊》2007年第8期）
我认为对“四人帮”一伙的批判清算，和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试想“两个凡是”的思想、理论、政策的概括，是否也反映了封建文化、思想、理论、法制、体制的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呢？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作用，这已是全党全民的共识。遗憾的是，这一讨论本应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深入下去，本应唤起中国人民时时刻刻用解放思想的思想方法关注我国的一切重大事件，可惜这一效果还不太明显。如果事实如此，那就应该承认，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有很大的不足，中国人民求真务实继续前进，还需进一步打破思想禁锢，解放思想；对起到破坏、消极作用的封建糟粕的传统文化，还需进行深刻认识；这样，才有助于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