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时代，巨大数量的、自己无力组织起来的小农，陷入贫困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让农民脱离耕地，变成城市人，变乡村中国为城市中国
中国农民的贫穷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农民的劳动时间比城里人少得多，收入也就大大低于城里人；第二，教育水平远远低于城市人，工作机会也就比较少；第三，缺少现代基础设施，卫生、居住、饮水、道路、通讯等方面的条件也就远比城里人恶劣。
中国农民为什么穷？原因有三：一是人均耕地面积小，二是小农强烈的自私性或者反“社会”性，三是小农体制与国内外的市场机制不兼容。这些原因被一些学者、官员和记者遗忘了，他们开出不对病症的药方，以推动“基层民主”来解决9亿人的贫困问题。可是“选票”能填饱农民的肚皮吗？
制度迷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制度决定论，认为上层建筑能够决定经济基础。今天的中国农村要解决的不是“专制”问题，更不是靠“海选”来完成。脱离贫困，走向共同富裕，是衡量农村进步的唯一标尺。大搞“海选”而不去组织农民建设家园，是中国农村政策的一大误区。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小，是因为农民太多
人均耕地面积小是中国农民贫穷最基本的原因。中国9亿农村人，其中5亿是农业劳动者，拥有不到20亿亩耕地。即便按20亿亩计算，5亿农业劳动力人均只耕作4亩地。靠耕作4亩地养活一家四口人，怎么可能不穷呢？4亩地是0.6英亩，略大于美国一个普通人家房屋的占地面积。中国南方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大概只有1亩，也就是0.16英亩，和美国人家的后院差不多大。如此的“袖珍家庭农场”数以亿计，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摆脱贫困，哪怕是种海洛因也不可能“致富”。无论政治制度多么高明，哪有美国人家靠在后院里耕种“致富”的呢？
相对于要养活的总人口，中国的耕地总面积并不太小，而是农民太多，农村人口太庞大。在现代农业技术条件下，中国纬度和灌溉条件下的20亿亩耕地，养活15亿人绰绰有余。如果连以色列和日本都能拥有可以养活自己的农业，辽阔的中国怎么可能养不活自己呢？在多数发达国家，若每个居民有1亩耕地来养活，已经够得上奢侈了。美洲和澳洲固然有大量可耕地，但那里农民的任务不是养活本国人，他们的问题是向外国卖粮难。自1987年到2002年，中国农民的“卖粮难”也持续了15年。到后年，也就是2006年，中国很可能再次重现卖粮难。
中国国土辽阔，气候温润，河网密布，土地肥沃，是世界上最适合农耕的地方，也是农耕知识最早进入成熟阶段的地方。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巨大数量的农村人口，造就了自由小农中国，也造就了独特的乡村中国。清朝初年中国人口才1亿，清末便达到4.5亿，不过百年又达到13亿。今天的9亿农村人口，反而成为应用现代农业技术的最大障碍，单位产量迟迟不能提高到现代农业科技早就能达到的水平。数亿小农都处在基本失业状态，每个劳动力每年在土地上劳作的总时间不超过3个月，而且从事的还是最简单的劳动，当然仅能“得食”。劳动创造财富。每年有9个月处于失业状态的农民，能创造什么“财富”？因为农民普遍贫困，农村与城市的反差就日益增大，农村中国就衰败。
中国农民不缺少“自由”，他们缺的是组织
中国农民贫穷的第二个原因是小农强烈的自私性或者反“社会”特性。现代社会是严密组织起来的“社会”，就像交通灯，六亲不认，每个路人都必须服从。在今天的西方，不属于某个社会组织的人，通常被视为“社会垃圾”。只有了解犹如军队一般的西式工厂和公司行号的劳动纪律，才能体味出什么是社会的“现代奴隶”，也才能懂得西方人为什么深情地向往“自由”。与西方2500年的奴隶制加农奴制不同，2500年前的中国农民就是自由独立的，就“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今天的中国农民，最不缺少的就是自由以及强烈的家庭私利观念。如此，也许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把中国的自由小农动员和组织起来。
在传统中国，自由小农靠家族宗法制度来组织，比起西方的社会组织，不仅松散，而且规模小。1840年遭遇组织严密的西方势力，中国社会几乎是“一盘散沙”。组织动员独立自私的小农，解决“一盘散沙”问题，是现代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共产党做到了，而且是以非常极端的方式——“支部建在连上”，把中国农村组织成准军事化的大队、小队。这种西式现代组织手段的有效是不容否认的。大面积的农田改造，耕地面积的大幅度扩大，水利设施的建设和普及，农村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农村道路的修建，饥荒问题的解决，农村人口的大幅增长，人均寿命的提高，乃至一支强大的现代军队，都与之相关。做成这样的农村组织，代价也十分高昂。可以说，准军事化的农村组织是鲜血凝成的，付出的代价能与世界上任何一场战争相比。所以，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把中国的自由小农组织起来。
当共产党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对农村的严密组织也随之崩溃了。农民回到实行了2500年的自由小农制度，形成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数量最多、平均规模却最“袖珍”的“家庭农场”。将来的史学家会不断争论，中国回归家庭耕作后，究竟是执政党主动放弃了对农村的组织，还是市场机制导致农村组织的自然衰落。无论持何种看法，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执政的官员们越来越懒惰，甚至堕落。这与整个执政系统的状况密切相关。而今国内外的“民主派”引诱执政党进一步懒惰，放弃对农村基层的组织，使其在中国的统治丧失根基。
所谓“官退民进”，给农民自由的思路是小农式的，而且是反现代社会的。中国农民并不缺少“自由”，他们比西方大公司里的雇员要自由得多。问题在于，如果自私自利的小农们不组织起来，就不可能建设和维持农田水利设施，更无法集中修建现代基础设施，比如自来水、电力、通讯、道路，乃至符合现代卫生标准的、有统一上下水的住房。做不到这些，农民就必然贫穷。自私自利的中国小农不可能把自己组织起来，只能依靠强有力的政府来组织。这不仅被中国近代和现代史所证明，而且被改革以来农村公共设施的普遍衰败所证明。同样，没有勤奋为民，特别出色的执政系统，组织动员小农是不可能的。
市场机制摧毁小农经济，导致绝对和相对贫困化
中国农民贫穷的第三个原因是小农体制与市场机制不兼容。市场摧毁小规模农业，导致贫富差别，导致农民与政权的矛盾，导致农民造反。这个道理被世界上无数的知名学者讲过无数遍了，连中学生都知道，英国纺织工厂的羊会“吃掉”小农。市场摧毁小农的历史自英国17世纪的圈地运动之后就在世界各地不断重复，不久前还摧毁了日本、韩国、台湾的小农，使之迅速凋零。恩格斯断言：“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和海外的廉价粮食生产，大农和中农都同样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这是日益增加的债务和他们的经济到处都显著衰落所证明了的。”欧洲今天的“大农”靠国家补贴才能生存，欧盟的农业其实是政府组织和支撑的，难道美国的农业不也是因为接受国家的大量补贴才强大吗？
市场（包括世界市场）导致小农的绝对和相对贫困化。什么是农民的绝对贫困化？湖南农民种了几年桔子树，挂果之时，中国大量进口美国柑橙，或者浙江大量种植美国柑橙，湖南农民就血本无归，就“绝对贫困化”。什么是农民的相对贫困化？多数农民的吃住条件 “比过去强”，但少数“别人”有现钱，而且有比自己多得多的现钱，“财大气粗”，贫富之间裂变成天大的鸿沟，多数人就成了“赤贫”，就“相对贫困化”。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的作者巴林顿·摩尔认为：比起社会先进势力的要求，没落社会阶层的要求更体现对自由的追求。小农和城市的小生产者行将被资本主义市场的进步所粉碎，可正是这些没落的阶层构成了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的社会基础，构成了近代各国大革命的主要社会基础。绝对和相对贫困化导致什么？导致“自由的”流民，导致城市治理的困境，导致偷盗、抢劫，甚至绑架杀人。市场条件下小农的农村是一堆火药桶。如果国家的执政系统腐朽了，这些火药桶见火就炸，而且烽火燎原。
中国小农不可能靠农业致富，唯一的办法是将他们变成城市人
中国农民为什么穷？第一是农民人多，人均耕地面积小；第二是他们自由独立，自私自利，无力按照现代社会的要求把自己组织起来；第三是他们被市场所困，行将被市场无情地摧毁。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经济基础，这三大原因导致了中国小农的贫困和农村的衰败。
在市场时代，巨大数量的、自己无力组织起来的小农，陷入贫困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自由、海选之类的药方，不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只可能火上浇油，加速拆毁政府在农村的动员组织系统，恶化原本已经十分严重的问题。
人是第一生产力。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中国农民贫穷，是因为劳动者们没有能力组织起来，离开耕地，改变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组织起来了，美国的开拓者就能在荒原上建设大城市。组织起来了，日本人就能在战后的废墟上迅速建成世界上第二强大的经济。贫穷的日本能做到，比日本富裕得多的中国为什么做不到？从社会组织的意义上讲，中国农民贫穷是因为天然的富裕，是中国的可耕地太多了，所以就很难组织起来。
中国小农靠农业致富是不可能的。中国2500年辉煌的小农经济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乡村中国将日益步入绝境。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让农民脱离耕地，变成城市人，变乡村中国为城市中国，迅速地把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减少到总人口的10％以下。为什么要迅速地做这件事？历史送给我们的机遇将是短暂的，不会持久。中国需要赶在农村衰败到崩溃点之前把事情逐渐做起来，不能懒惰地任由农村的衰败发展成崩溃。
有没有可能迅速地把中国农村人口减少到10％以下？当然有可能。大多数西方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农民比例都占总人口比例的50％以上，也都用了仅30年就降到10％以下，其城市化人口的总规模并不低于中国农民人口规模。中国改革25年，农村人口仅从80％降到70％，比起大多数西方国家，显然是失败的。所以，在经济和政治上被逼入了绝境的今天，中国应当努力设计出高速城市化的政策，迅速解决城市化问题。这就是笔者之所以撰写《组织贫困农民建新城》（《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
来源:《凤凰周刊》总第15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