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两个紧密关联的话题。一是中国共产党以独特的自我定位为近代以来流行于世界的政党制度作出了显著贡献。二是中国共产党以对社会主义的独特理解为近代以来流行于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显著贡献。

一、代表先进的世界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政党制度里代表社会某个部分的政治组织，不实行西方党争式的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定位将自己区别于世界各地的政党和政党政治。

把人民理解为独立的个人和利益对抗的社会集团，实行党争、自由争夺政权，就形成与中华政治共同体非常不同的政治共同体。

欧洲国家率先进入了第二产业。第二产业中衍生出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政党制度”，用于组织动员分层分类的国民争夺政权。与欧洲类似，美国有基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欧式“政党政治”。但与欧洲不同，美国没有欧式政党，美国的两党只是两个选举政治的平台，没有党员、党纲，也没有党的科层和基层组织。而今，世界进入了第三产业时代，社会碎片化，政党碎片化，政党政治呈现混乱衰败局面。

欧洲封建传统深厚，国民的政治共同体“国家”形成得很晚，至今强调社会差异和社会分裂的正当性，对政治共同体充满疑虑。欧洲晚到17世纪中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才开始形成国民的“国家”。欧洲最大的德国是在19世纪中叶马恩发表《共产党宣言》二十余年后才建立的。而今西方几乎所有政党都渴望当“全民党”（catch-all party），却可望不可及；欧盟正致力于建设“欧罗巴合众国”，却举步维艰。

中国共产党百年前诞生时接受了当时世界上最激进的阶级斗争理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然而，中国共产党不断根据中国与世界的实际条件和条件变化进行独立的思想理论探索。

基于深厚的中华文明史和中华社会“富不过三代”的独特社会结构，历经三次思想理论上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百年中国共产党独特、长久的历史定位。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华大家庭里育小养老的美好生活而奋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

追求小康、向往大同，是三千年中华政治共同体的标识。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有如此独特的自我定位？政治理论就是历史观，是理解历史的因果框架。

人类历史不仅是群体内部的阶级斗争史，更是从部落到城邦，从城邦到国家，从中小国到超级大国的人类凝聚史。

人类历史还应当理解为生产方式的进步史。近代以来，财富的主要形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从种植养殖财富、到制造财富、到而今靠设计研发创造无形财富，国家命运同生产方式的进步紧密关联。

自西周创建“封建大一统”到秦汉创建“郡县大一统”，三千年以来，中华大一统是人类最大的政治共同体。大一统内的居民们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大自然的严酷挑战和其他群体的侵略与掠夺。从苦寒北地到酷热南疆，从海岸平原到地球屋脊，五湖四海的居民在统一政权下生产、生活，交流、交融，以致九州共贯、六和同风。三千年来，大一统绵延不绝，超越了朝代兴衰，超越了生产方式变迁。

大一统的根本价值观是“大家庭”，是家国一体的大家庭。小家庭的任务是育小养老，大家庭的任务是所有家庭的团结，团结起来实行育小养老的互助，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因为追求不断改善育小养老条件，中华百姓支持大一统的治和兴，抵制乱和衰。

大一统的根本历史观是“治乱兴衰”。在中华政治共同体里，民营私，官奉公；民传子，官传贤。大一统的核心或脊梁骨是执政集体。自古以来，中华以“民心”，即百姓对政权的普遍信任，解释大一统的治乱兴衰。治乱兴衰的原因是执政集体成员“公心”与“私心”的博弈，是“民本”与“官本”的博弈，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因此，大一统是个“同心圆”，执政集体是圆心，是同心圆向心力的根本。圆心/脊梁骨与民众的骨肉联系，即圆心的质量，决定同心圆的兴衰循环。

“得民心”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人民是组织起来的百姓群众。人民以党为圆心，而圆心“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保持生命力的永恒纲领。

党的人民性集中体现为“一切依靠群众”。群众路线过去区分了中共与苏共，而今是“中华民主”质量的根本标志，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为了人民”，而且由“人民当家作主”。受国法和远比国法严厉的党规约束，从中央到地方到社区村落的执政集体，信奉民本、力戒官本，廉洁奉公，以居民区的小事为国家大事、尊居民自治的基层为上层，即“以小为大、以下为上”，全力保持与人民的骨肉联系。

近代以来，治乱兴衰的循环史观加入了生产方式的进步观。带领百姓适应新的生产方式，使中华民族在生产方式上不会再次沦为落后者，是执政集体质量的又一大标志。

因此，中华政治共同体的三大主旋律是团结、民主、进步，即保障大一统的团结、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推进生产方式的进步。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于带领全体百姓上下同心，追求大治和兴盛，追求创新型中国，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无规矩不成方圆。依法治国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共同体的普遍特征。现代社会，特别是以第二和第三产业为基础的复杂市场机制和复杂城市生活，要求严格依法治国。

但中华法治以维护同心圆大一统为前提，法律内容不得与党的领导冲突，不得与人民当家作主冲突。换言之，“依法治国”必须与“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保持有机统一。党的人民性和人民当家作主使党能在国法及党规范围内对国家各项事业实行全面、集中、统一的领导。

中外法治何以不同？西方的“Law”源于宗教信仰，与宗教道德天然一致。中国的“法律”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可能与伦理道德发生矛盾。“德治”与“法治”两分是中华政治共同体的一大特征。西方法治的核心是民选机构立法，而中国法治的核心是严格执法。中国自古以来强调“德治高于法治”，类似而今西方以竞争型选举主导立法。西方的“习惯法”比“成文法”弹性大。中华大一统“有容乃大”，包容因地、因时制宜。与美国类似，中国法治不死守“法条主义”。但中国也不欣赏美国把“法律治国”（rule of law）变成“律师治国”（rule of lawyers），不容金钱左右立法和执法。

中国共产党不是西式的“政党”，不实行党争式的“政党政治”。作为中华同心圆的圆心，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政治共同体团结、民主、进步的利益，为中华大家庭育小养老的美好生活而奋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政党和政党制度里的独特性和先进性。

二、重塑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两大理论贡献。因为是百年大党，这两大贡献正在重塑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

1、对社会主义概念定义的独特理解

苏联模式要求用国家计划取代市场机制，从而消灭私有制和社会分化，尽快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

自有货币以来就有资本利益。但“义”与“利”不能截然分开，资本利益与社会利益并不必然是对抗性矛盾。与苏联模式不同，中华社会主义不拒绝资本，不拒绝市场机制。

我们拒绝让全体国民都成为“无产阶级”，拒绝承认社会主义是共同贫穷。追求“富强”，即民富国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承认市场机制是创造财富的不二法门；另一方面要求节制资本，为维护社会利益而限制资本利益的过度膨胀。

中华政府自古就懂得为大众利益节制资本利益，懂得调控市场机制。“丰年籴、简年粜”的“常平仓”，即国家粮仓，迄今有两千七百年历史了，是协调农民与市民利益，由“城邦”进步到“国家”的重要举措。西汉以来的“盐铁官营”，实际是不允许私家垄断金融业成为吸金的独立王国。一千年前，宋代的张载鼓吹“为往圣继绝学”，其“绝学”是他理解的西周“井田制”。他要地主们划拨一块私田为宗族公田，让失地农民耕作得食；并以这“祠堂田”为经济基础建立宗族祠堂，确立村规民约，弘扬血亲互助的伦理道德。换言之，为消解宋代商业资本导致的通货膨胀和耕地集中及遍地流民，张载以社区社会主义“为万世开太平”。

在第三产业时代，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重要性逐渐下降，金融资本力量急剧上升。资本对高质量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趋于激化，严重影响普惠育小。资本对高质量医疗资源的争夺也趋于激化，严重影响普惠养老。当代中华社会主义的重大举措包括：节制金融资本，以国有企业创造丰沛的公共产品，土地公有私用、增值大部归公，严厉推行“房住不炒”，完善普惠医疗和普惠养老体系。

而今，苏联为世界留下的社会主义遗产主要是国家政权承担越来越大的社会责任，即育小养老责任，也就是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方面的责任。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杰出贡献是刺激世界上所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向这个方向进步。

在中国看来，社会主义是强调社会平等团结至上的思想。

在社会领域定义社会主义，即在养小育老互助的社会共同体意义上定义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一片光明。但如此定义的社会主义恰是三千年中华同心圆的本质特征。中华大一统是既患寡亦患不均的、育小养老互助的政治共同体，天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中国的社会主义推动共同富裕，追求普惠全体国民的育小养老条件，但并不把育小养老的责任完全推给国家政权。中国以家庭责任理解社会主义，即小家、大家、国家共同分担育小养老责任，并照顾到各家、各层、各地的需求差异。

育小养老的社会主义何以不同？那不仅因为苏联社会主义遗产，还因为不同的历史文化。宗教忠诚和军队忠诚削弱了家庭忠诚，人民就倾向把育小养老责任完全推给政府。

2、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的独特理解

苏联以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两大阵营”的对抗及“中间地带”理解世界政治，从而有“一国先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而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要求社会主义以西式的政党竞争型选举为前提。

人类历史主要由群体内部的贫富尊卑对抗推动，还是主要由群体与大自然相处的奋斗和群体间的相互竞争推动？

在西方的理解，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是人类发展的主动力；人类的进步是新阶级和新阶级意识取代旧阶级和旧阶级意识的结果。毕竟，国民的“国家”在西方很晚才出现。

中国社会的演进展示了另一种答案：与大自然奋斗的结果塑造了群体与群体之间不同的强弱地位和相互关系；群体与群体的关系又反过来塑造每个群体的特殊公共生活模式。

华夏各群体处理与大自然的关系和应对群体间的激烈竞争，塑造了作为中华政治共同体的大一统。

中华民族是一家。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社会大团结，是不断努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不是推动阶级斗争。

就社会主义同心圆大家庭而言，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集中、统一的领导。中华民族一如既往，继续以同心圆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适应人类生产方式的大进步。

社会主义强调社会平等团结至上。如此理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不是五百年前才有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华古已有之，在世界上也古已有之，只是在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下展现出了不同的形态。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是人类进步的方向，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前途一片光明。

但我们同时相信：社会主义是基于国民政治共同体及各国历史文化条件的国内社会进步运动，在国家主权基础上发生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闯出的中国道路。我们不认为中国模式“普适”，不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广中国社会主义模式。我们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各国应当相互借鉴。

我们党理解政治共同体建设的不同社会条件，不歧视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政治共同体，不以“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标签世界各国，也不以各国的社会主义程度和类型划分彼此。

我们更反对以西式的四对“两分”政治标准划分人类社会，即：法治与人治、竞争选举与独裁专制、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市民结社的自由与政权组织社会的不自由。

我们承认国家间有竞争，但强调国家间的合作。我们主张“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愿同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同心圆是世上最大的政治共同体。这十四亿国民的共同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上下同心、贫富联手，繁荣昌盛、坚不可摧。

如同我们七十代人以前的祖先，我们党相信几十代人以后的人类终将会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没有私有制，货力归公，人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但中国共产党不是“来世佛”而是“现世佛”。中国共产党人向往大同，但追求小康，致力于中国人民现世的美好生活，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致力于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校报》第1573期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