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能为我们学院的“文化节”做点贡献。

因为讲授社会科学，难得与本科生交流“文化”。社会科学讨论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规律”；文化则属于道德情操之列。如果不是“文化节”，就很难有机会与大家交流为人做事的心得。

今天我想议论三件事。第一，什么是理想主义？第二，为什么大学培养理想主义？第三，为什么有理想主义的社会是有亲和力的社会，比较令人羡慕？

一．什么是理想主义？

在英文里，理想主义与唯心主义是一个词，都是idealism。这个词属于哲学范畴，意思是说，对人而言，思想精神是第一位的，是至高无上的。我在这里讨论的理想主义，虽然与哲学意义上的唯心主义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有密切关联。这里首先谈理想主义的定义，或者说关于理想的三个特征。

第一，理想不是现实。理想主义的词根是idea，是观念。ism是至上的意思，就成了“主义”。如果去掉表示“至上”的后缀词尾–ism，就是idea，就是观念。观念不是现实，理想不是现实，这是关于理想的第一个特征。

第二，理想意味着善良完美的观念，是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因为是perfect idea，所以是ideal。如果不是完美善良的观念，而是一般的idea，就很难“至上”，很难成为“主义”。所以，idealism是ideal加上后缀-ism，不是普通的idea加-ism。公元前5世纪的柏拉图是古希腊世界里最著名的唯心主义者，他的著作集中讨论“善”，即“good”。从11世纪到18世纪，欧洲流行主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绝对精神，是absolute。Absolute的含义与柏拉图的good几乎是一样的，即完美的善良，绝对的善，也就是孔子讲的“至善”。在那个时代，唯心主义者是这样证明上帝存在的：因为上帝完美无私，所以上帝存在。如果上帝不存在，怎么会有完美无私这种观念呢？在那个时代，善良完美为“真”，代表“真理”，就是perfect。

“理想”就是ideal，不是关于个人私生活的，而是完美的道德观念，是大公无私。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都是在为他人做自己生命之内无法完成的事。夸父、精卫、愚公的作为是利他的。他们被后人传颂千年，因为他们展示了追求理想的生命，展示了生命的完美。（http://www.yannan.cn）

Idealism通常都攻击私有观念，攻击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柏拉图穷其一生，鼓吹“理想国”。理想国是个道德国家，没有私有制。比柏拉图早生一百二十多年的孔子也有这样的思想。他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对孔子而言，天下归大众公有乃是“大道”。大道之下的社会，选择道德能干的人来领导，讲求人之间的信用与社会和睦。在天下无私财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不以血亲关系为意。因此，老者能颐养天年，壮者能人尽其才，幼者能学有所长，残疾者能生活无忧。从此，世上再无怨女旷夫。人们开发自然资源，不是为聚敛私财，为的是物尽其用。人们努力工作，不是为了自家，而是出自道德。在这样的社会，不会有窃财越货之盗，叛乱戕仁之徒。当此外出无需闭门的时代就是“大同社会”了。大同社会就是大道，是最大的道理。这种理念显然是遥远的。但孔子这段话，被谱写成歌曲，传唱至今。这理想是完美的，所以是永恒的。这理想到了马克思的时代，成就了一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运动死了，但那伟大理念不会死，因为那理想是善良完美的。所以，理想是道德的、完美无私的，与今日所说的“真善美”相类。理想是道德的，是无私地去为社会做贡献。这是关于理想的第二个特征。

第三，既然是完美的道德观念，理想就不大可能成为现实。实现了的理想，就不是理想了，新的苦恼就出现了。所以，理想是很难实现的观念，经常是穷尽一生的努力也无法实现的完美观念。正因为其道德上的完美，就难以实现，至少不是在个人有生之年能享有的。理想是很难实现的观念，经常是穷尽一生的努力也无法实现的观念。这是关于理想的第三个特征。

概括起来，理想有三个特征。第一，理想不是现实；第二，理想是完美善良，是大公无私；第三，理想是难以实现的，尽毕生的努力也难实现。（http://www.yannan.cn）

我们今天处在一个现实主义的时代，是理性时代，不是浪漫时代。“理性”指的是“对代价的敏感性”，是accounting，是算得失帐，是盘算个人的付出和个人的收益。对今人而言，神不存在，上帝不存在，天堂不存在。既然生命不过百年，生命内的物质享受就是一切。所以，个人的物质得失最重要，理想是不重要的。那么，为什么还要在大学里讨论理想，鼓励理想主义呢？

二．为什么大学培养理想主义？

这就要先解释什么是“大学”。

直到20世纪开始，要在我国当“知识分子”，就要熟读《四书五经》。（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是《尚书》、《周易》、《诗经》、《春秋左传》、《礼记》。）上学就是读《四书五经》，考试也考《四书五经》。

《四书》的第一本是《大学》，“大学”指的是最大的学问。我们把university译为“大学”。University的词根是universe，是宇宙。University的意思是环宇普遍的学问道理，包括了自然及社会科学知识和道德人文知识这两大类。人文不是科学，却也是知识，是与科学同等重要的知识。我们中国传统的“大学”不包括关于社会和自然的科学知识，只有道德人文知识。加上科学，中国的“大学”与university就一致了。西方的university原来也不包括科学，而是哲学和神学。神学和哲学演变到今天就是人文学科，英文称作“humanities”。在今天的西方，科学与人文构成知识的两大基本类别之一。

中国传统的《大学》讲什么？《大学》开篇的第一句就讲了“大学”的宗旨：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用今天的话来说：学问的最大目的有三个，而且是因果的。（1）光大高尚的品德，（2）全心全意去为人民服务，（3）追求“至善”这一最高境界。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是“仁”。什么是“仁”？“仁者爱人”。爱人是大爱，不是小爱，不是私生活里的情侣之爱，而是爱祖国，爱人民，全心全意为“社会”服务。为社会服务，社会至上，就是社会主义。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人们要克制自己争权夺利的私欲，恢复周朝的尊卑礼仪，也就是“克己复礼”。他的政治理想没能实现。在春秋之末，战国之初，乱邦林立，礼崩乐坏，孔子的理想当然不可能实现。他的“大道”，讲经济平等，共产主义，更是伟大的理想，也因此是永恒的理想。

为什么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当作“至善”？为什么“至善”被称为“大学”？我讲三个理由。

第一，人类社会需要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当这种人文精神衰落了，就只剩下科学了，这个社会就被功利主义左右，被物质主义所垄断，就堕落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什么是人类社会？彼此关联的人群构成社会。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来源于社会，却并不维护社会，并不能使社会上的人互相帮助，相亲相爱。相反，个人主义承认强者胜出，弱者成为社会的失败者，活该被强者奴役。（http://www.yannan.cn）

大家可能知道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他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民财富》阐述了一个道理：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自私自利的人们在不知不觉，毫无意识和目标的状态下，为社会的财富积累做了贡献。这个道理经常被我们当前社会的经济学家们引用，为自私自利辩护，并且宣扬自私自利。然而，亚当·斯密并不仅仅写了《国民财富》这一本书，他写过两本书，几乎同样有名。他在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在《道德情操论》里，亚当·斯密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民族发达，有的民族落后？他首先解释说：自私自利是人的普遍本性，但是人还有另一个本性，就是获得社会的认可，尊重。这种欲望是独立于个人功利（utilitarian）欲望的。他称这种被社会认可的欲望为“同胞之情”，就是fellow feelings。Fellow feelings指的是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受道德观念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要帮助别人。这种道德情操从哪里来？他说是造物者种植在人的心灵里的，是planted by the Author of Nature，为的是拯救人类的灵魂，使人类能永恒，永续。没有永恒的精神，人类是不能永恒的。既然“同胞之情”对保持人类社会关系的和谐至关重要，所以，追求永恒高于追求个人私利。接下来，他就回答了问题：为什么有的民族落后呢？他说所有的民族都需要fellow feelings来获得进步和发展，但很不幸，只有一小部分民族能拥有这种高贵的情操。比起个人主义，同胞之情并不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只有一小部分社会能从社会组织的野蛮阶段进步到文明阶段，成为civilized society。人人自私只是野蛮社会的机制。

《圣经》里有这样的说法，“Many are called, few will be chosen.”就是说，上帝召唤了所有的人，但只选择了极少几个。道德情操是举世皆知的，但能拥有这种道德情操的只是极少数人，以道德情操为本的民族也极少。

为什么到1700年为止，我国文明在世界上领先了两千年？我国有孔子，孔子以道德情操为“大学”，让所有的社会精英去研究和遵循“大学”，成就了中国的道德治国，成就了“礼仪之邦”。（http://www.yannan.cn）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科学追求的都是发现和解释客观规律，也就是追求理论。然而，德国的歌德曾说过一句非常发人深省的话，“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人文学科的历史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久远，意义不在社会科学之下。有了价值思辨，有了人类生活的描述和记录，人类文明才有了灵魂。人文知识让我们能品味甜酸苦辣，感受痛苦与快乐，懂得耻辱和光荣。

为什么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当作“至善”？为什么“至善”被称为“大学”?我的第一个解释是：“社会”的进步需要利他的道德情操，也就是理想主义。除了学习实用的科学知识，大学生要为服务于社会做准备。大学生要有服务于公共生活的精神，成为我们社会关系中的健康力量。

当然，只有人文，没有实用的科学也不行，就成了泛道德主义。南宋的理学大师朱熹要“存天理，灭人欲”。他只讲道德，不讲满足人之物欲的科学，便失之虚伪。缺少现实主义，南宋无力抵抗外来入侵是情理中的事。所以，《礼记》又记述了孔子对“今大道之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私有时代的政治理解，以及强调道德灌输和上下尊卑的制度礼仪设计，体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http://www.yannan.cn）

我在今天强调理想主义，不是来争论道德理想与科学精神哪个更重要。今天的人文精神衰落了，特别是在培养精英的北京大学衰落了。人文精神被商人精神取代，北京大学向商学院靠拢，才引发了我在这里的话题。缺少了人文精神，我们的社会就堕落，我国社会就不团结，就重新回到一盘散沙的状况。强大的国家是团结的国家，是有精神的国家，是有集体主义精神的国家。

因此，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当作“至善”，把“至善”称为“大学”，第一个原因就是社会进步的需要，社会团结的需要。

第二，既然讲究集体主义的“至善”是“大学”，是大学问，就只有社会精英才可能掌握。或者说，具有了这种精神的人就是社会精英。社会精英未必有正式大学训练的经历，更不一定是考试成绩最高的那些人。士兵雷锋，掏粪工时传祥都是精英，因为他们是我国社会精神的楷模。罗马统治末期（大约公元500年左右），英格兰出了个大英雄，率领民众抵抗日耳曼撒克逊人入侵。他被称为“亚瑟王”。在爱听故事的欧洲人中广泛流传着关于他英雄业绩的传说，但学者们怀疑这传说有多真实。对此，丘吉尔是这样评论的：

“这些事情并非虚构。如果我们能目睹这些历史片段，就会觉得学者们所研究的这个问题像《荷马史诗》和《圣经》旧约一样，有事实根据，又有神圣的想象。那全是事实，或者说应该全是事实，因为那故事比事实更壮丽，更动人，早已构成人类精神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人们为自由、秩序、和尊严而斗争的时候，他们知道，即使牺牲了，他们的光辉业绩会博得永恒的纪念，......为世世代代的正直同胞树立榜样。”

我们不追究《雷锋日记》里的细节是否真实。为世人所知的雷锋是精神世界的楷模，他使我们的社会比过去更文明，更亲切了；也使我们知道，缺少了雷锋精神的社会是多么堕落，多么冷酷。（http://www.yannan.cn）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英雄。英雄是精英中的精英。英雄的基本特点是：他们不是自私自利的“小人”，而是胸怀远大理想，以天下为己任，并为之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变不可能为可能，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那些人。美国商界的英雄不是那些赚了很多钱的人，而是那些赚了钱，却将这些钱全部奉献给社会进步事业的人。连商人都如此有理想，美国成为伟大的国家就是自然的了。企业是不可能永恒的，但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永恒的，让世世代代的人所敬仰。我们人类不是因为有了企业之间弱肉强食的竞争而成为人类，我们是因为有了人类的精神，也就是人文精神，我们才成为人类，才有了人类社会。正因为如此，政界的英雄都是那些一心一意为社会进步做出个人牺牲，领导社会走向团结和胜利的那些人，我们称之为“伟大领袖”。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人员只有三万，衣不蔽体，连皮带都吃掉了，更不用说枪支弹药的捉襟见肘。但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写下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样的诗句。长缨几乎子虚乌有，但蒋介石这条苍龙有数百万军队却是真实的。所以，毛泽东拥有的是浪漫的理想，是不顾一切，要把小农的中国变成像苏联那样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理想。在这样的理想感召之下，就会有精兵强将，就会聚拢全中国最出色的人才，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当周恩来死去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决定在联合国下半旗致哀。人们说，那是没有先例的，因为周不是国家第一领导人。然而，秘书长回答说，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第二领导人能没有子女，身后没有一分钱存款，数十年如一日为本国的独立、强大和进步服务，我也为他下半旗。我们中国有毛泽东、周恩来这样出色的政治领袖，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是中华文明的骄傲，他们来自我们文化的深厚底蕴，来自“大学”，就是大学问。

能够坚持理想的成年人是极少数。理想使他们坚强、弘毅，百折不挠，成为英雄。培育先进稻种的袁隆平，没有科学院研究人员的地位，没有研究资金，无怨无悔默默耕耘了数十年，终于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事业，为中国和世界的粮食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我国农学家的楷模。袁隆平的成功，当然是理想主义在起作用，理想主义使他成为百折不挠的英雄。当他功成名就之时，得到了大笔的资金，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大幅改善了家庭生活。大概，那也标志他研究工作的终点。作为思想家，马克思是百年世界里的第一人。他以自己的理想批判社会，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国家，批判私有制度，批判家庭。他生前从没得到过任何官方的承认，没有大学教职，没有女王的奖励，甚至没有祖国。他终生勤奋，在学术领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国。在我们的国际关系领域，半个世纪以来，做出最重大知识贡献的是Kenneth Waltz。他创造的是现实主义理论，但他对知识的追求绝对是理想主义的，他终生追求最出色的理论，一生勤奋研究，与亚当·斯密那样只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博士论文，另一本在退休前十年才出版。在生活上，沃尔兹在美国名校的政治学教授里是比较困难的，他只靠固定工资活着，还要养活不工作的太太和三个孩子。在现实生活里，他像马克思那样坐了一辈子冷板凳，然而对国际关系的学术世界，他几乎是永恒的。在美国去年政治学年会之余，教授们议论今天给学生的国际关系必读书单。谈论的问题是，百年之后，哪一本还会继续列为必读书？对所有的书大家都有争论，但只有一本大家没争论，那就是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缺少了贡献社会，追求完美知识的理念，就没有沃尔兹。没有普及于西方世界，乃至美国大学里的理想主义精神，就没有出色的西方乃至美国学者。（http://www.yannan.cn）

现实生活会摧毁理想，摧毁理想主义。然而，如果大学不鼓吹理想主义，如果我们不是在大学播撒理想的种子，我们就不会有精英，不会有百折不挠的英雄，不会产生知识泰斗，我们中国社会的质量就会比较低。

大学是培养精英的地方。北大希望能培养出精英中的精英，希望这里能出领袖人才。然而，缺少了理想，缺少了人文精神，这里就很容易成为培养废物的地方，甚至频繁出现自杀、精神忧郁症。

因此，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当作“至善”，把“至善”称为“大学”的第二个原因是：那是英雄的品德，是领袖的要素。大学只讲分数，不讲“至善”，就不会是培养精英的地方，那里的“精英”经常只是分数的奴隶。

第三，讲究集体主义的“至善”是“大学”。大学问要从年轻时代养成，成为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要着重在青年时代讲究“理想”？为什么理想的种子要在青年时代播种？因为理想不是现实，现实会蹉跎理想，摧毁理想。许多人在年轻时有远大理想，但多数人在成家、工作、或者遭受挫折之后就成为现实主义者，甚至变成争权夺利，庸庸碌碌的“小人”。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大学里鼓励学生参与社团活动，鼓励集体主义，讲授理想，与学生一道憧憬人类社会的光明前途。教授们懂得社会的黑暗，但他们批判黑暗，鼓励大家追求光明。我们不在大学生中散布个人主义的、甚至反社会的灰色阴暗情绪。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改善社会，我们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培养未来的，社会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者。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当年，过去的成年人对我这样的过去的青年，曾经这样讲。可当时的我没有感觉。而今，作为今天的成年人，我对今天的青年也这样讲。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显然已经成为目前社会的主导力量，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我们的昨天，我们昨天的理想，决定了中国今日社会的现实。当我在这校园里呼唤找回理想主义的时候，那反映了我对中国今天社会现实的痛苦反思。看着那些今天正在办理退休手续的我的老师们，我才醒悟到：当我退休之时，在座的诸位将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如果你们今天对现实不满，那么，你们的理想就是祖国的未来。我希望这未来不是更堕落，而是更美好。

昨天的《北京晚报》登了一张半版的照片。说是一个叫刘路菲的63岁退休老师，业余研究永定河历史，发现某地应有一座建于1890年的大王庙，纪念永定河1890年决口。该庙1958年就被拆除了。从1993年起，他遍访当地知情者，收集了大量资料，奔走了10年，矢志不渝。他的努力有了回报。下个月大庙复建工程将结束，成为永定河东岸一个免费对市民开放的博物馆，里面藏有他收集了四十年的永定河资料。因为有了刘路菲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他的理想主义，显然不是退休后养成的。

我听说我院一年级的班集体组织了给建筑工地民工捐赠书刊的活动。建筑工地的民工是我们城市社会里最下层的人民。他们干一年活，还可能拿不到工资。他们一年四季住在工棚里，睡三层床，数十人一屋，吃的是青菜汤和馒头米饭。他们盖无数漂亮的房子，但永远也无法买得起北京城里的哪怕一小间厕所的面积。那里每天都在发生工伤事故，甚至会死人。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工地上看看，你们将能读到他们用粉笔在墙壁上发出的绝望哀嚎。那里有普通的农民，也有乡村中小学教师，年龄有老有少。一些人写诗歌，另一些人画自己被成年累月压抑的性冲动。无论你们做的事情多么微不足道，那是高尚的，是茫茫黑夜中的一只蜡烛，代表着未来社会良心的希望。（http://www.yannan.cn）

有人说，我不会是什么精英，也担不起中国兴亡的责任。我只想嫁到美国，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当家庭主妇，打理house，养两个孩子一条狗，相夫教子。这是我在北大拼命读书考试，考TOEFL，考GRE，读双学位的现实主义目的。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人。然而，我看到她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积极参与美国的社区生活，培养了出色的孩子，赢得了全社区人的尊敬，为中国人赢得了声誉。而且，她们努力要孩子们学习中文，在小学、中学、大学里回击美国人对中国的偏见，要他们维护自己母亲的祖国。看到了吗？在和平时期，她们是中美关系的纽带。当中美发生严重冲突，甚至战争的时候，在美国的大批华人——她们出色的子女们，就给祖国的生存带来更多希望，带来更多胜利的希望。这就是大学生活里理想主义的重要性。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比较有理想的青年，决定祖国比较理想的未来。

如何让大学鼓励青年有理想？关键在教授们。为什么大学被称为象牙塔？我们从犹太人知识分子的来源说起。在两、三千年以前，犹太人部落养活一种人，专门抄写《圣经》。他们每天沐浴焚香，只抄一页，为的是不出错。久而久之，他们便能解释《圣经》，于是在部落里很有地位。这样“有闲”的学者是怎样生活的？在犹太社区暴富的时候，社区只给他们一碗饭，让他们能吃饱。在社区最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吃不饱，甚至面临饿死的威胁，可社区依然要给抄写《圣经》的人一碗饭，让他们吃饱，以便饥荒后存活下来的犹太人能继续享受祖先积累的文明知识。这就是知识分子“铁饭碗”的历史来源。也就是说，因为铁饭碗，他们与社会有某种程度的隔绝，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们不为财富而生活，不为财富而折腰，靠传承文化的理念活着。这样的人受整个犹太社区尊重。在犹太人知识分子那里，没有“学而优则仕”，更没有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世界上的大学问家，包括马克思和爱因斯坦在内，犹太人居多。犹太知识分子独立，所以思想的触角没有禁区，左中右的大学问家都有。犹太人出色，今天的美国几乎被犹太人控制住了。之所以如此，他们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精神功居第一。有了这样的教师，就有了这样的文化，就有了人数极少，却这样成功的民族。（http://www.yannan.cn）

美国犹太人的比例远远不足1％，但他们在美国大学里占主导地位，是规则的制定者。在美国当政治学教授要经历什么训练呢？4年的大学，2年的职业训练（硕士），或许还有若干年的工作经历，然后是6－8年的博士。但这么久了还拿不到铁饭碗。大学教职任上还要再考验6－7年。四十几五十岁了，早已生儿育女，一心一意追求知识的理念经受住了考验，再不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挣钱，这时候才能挣到宝贵的铁饭碗，享受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也享受社会平均水平的工资。正因为教授是这样培养出来的，理想主义在美国代代相传，美国成为世界上理想主义势力最强大的地方，或者说，在那里的老百姓中，“天真无邪”的人口比例最大。美国的成功与理想主义，与大学、与理想主义的大学教授密切相关。如果我们对今天的青年不满，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青年们相信什么，那是因为成年人让他们相信什么。我这代人的青年时代正值“思想解放”时期，想法非常不同，不像美国社会里有个天下一统的“社会主流思想”。所以，你们的思想也非常庞杂。我在这里说的话，当然只代表我自己。但是你们年轻人的思想，是“成年人”思想的折射。

我来概括一下。为什么大学的重要内容是鼓励青年有理想，鼓励集体主义？第一，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社会进步；第二，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精英和英雄；第三，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理想的青年，没有我国理想的未来。（http://www.yannan.cn）

三．理想与和谐的社会生活

西方社会的魅力究竟在哪里？有人说，那是自由社会，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国当代社会是压抑的社会，是集体主义的社会。这是个天大的误解。早年在美国生活的时候，这个貌似成立的说法一直让我深感困惑。

在我国的公路上开车，就会想到美国。在美国的公路上，一旦出车祸，身旁会停下一串车，帮着打电话叫救护车，留下电话号码为车祸过程作证。一旦开车上路，公路上的司机们就自动成为一个临时的集体，互助精神挺强。美国很少有司机用喇叭表示不满，因为那不礼貌。“礼”是社区的纽带。在我国的公路上，你看到更多横行霸道，zero-sum game，个人主义的“零和游戏”。在美国送孩子上学，家长们立即组成家长协会。家庭主妇们要去看鸟，她们组织看鸟协会。社会上的一切都是有组织的，而且是自动组织起来，因为心向集体。当我到了德国，那里的组织更“社会”。德国的汽车、火车；车上，车下，都没人查票检票，却没人逃票。那是个集体，集体是不容被伤害的。（http://www.yannan.cn）

你们经常读到的书里说，西方社会是个讲究个人主义的冷酷社会。可我在那里看到的是温情、是处处能见到的集体主义，或者叫做社区主义，团体主义。Civil Society，无论翻译成市民会社、公民会社、或者文明会社，首先是“会社”，不属于“会”或者“社”，就不是民，就不公，就不文明。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那里有封建传统，我国没有。我国是有两千多年“自由小农”传统的社会。相对我国社会而言，今天西方的社会比较“社会”，比较civil，比较有亲和力，比较令人羡慕，人际关系比较和谐。

什么是西方封建传统？那里过去怎样组织社会劳动？先是奴隶耕作，后是农奴耕作。国家没有大一统，领主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庄园、人口、土地、收入。庄园是个大集体。在那种集体里，等级、纪律、服从、权威、“共同意志”之类的词汇是屡见不鲜的，是西方社会的“基因”。那些精美的艺术品，昂贵的雕塑，几乎永恒的花岗岩建筑物，没有集体的劳作，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的自由小农社会，那么昂贵的永久性建筑绝不可能遍地都是。到了近代的西方，组织变成了更具有压迫性的东西。现代军队，现代的工厂和流水线，现代的公司和办公室，都依照军队模式管理。公司行号里的上下级关系比历史上的阶级等级关系更严厉。你可以“自由地”被老板解雇，也可以“自由地”解雇老板。没人雇用你，你不再是社会的现代奴隶，但你什么都没有了，彻底“自由”了，自由地成为社会垃圾。正因为如此，西方的人们向往自由，向往个人尊严，“个人主义”才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大理想。

在我们当代中国，农民自己雇自己，企业也是家庭企业，在家庭之外，个人始终是自由的——自己当自己的老板，当自己家庭成员的老板，不靠集体，不靠社会，不靠会社，所以“君子不党”。在这样的社会，社会主义思想是很难扎根的，更不要说产生。

在西方，集体主义是现实，个人主义是理想。在我国，个人主义，或者说“家庭主义”是现实，集体主义是理想。大家都向往集体主义，但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却是现实。国家、国家，国不过是家之聚合而已。（http://www.yannan.cn）

建国数十年来，以色列的农民一直采用集体主义耕作，是人民公社的翻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苏联集体农庄的翻版。西方的农民也彼此紧密配合，组织了种种合作社。而在我国，建立人民公社就会饿死上千万人，最后仅仅落实到了“小队”，也就是20多户人家的集体。而且，就这个集体，也是靠国家强力维持的。国家决定不维持，它一夜之内就垮掉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国家还在实行计划经济，但集体活动已经很少了。在美国的大学本科生，几乎人人都参与某种程度的集体活动，而且他们不按专业分班，没有辅导员，没有团支部、党支部、甚至并不住在一起。因为那里抱团的传统，也就是集体传统很强，所以团体自治能力也很强。我国是家庭公司，个体企业。西方则是大公司，能活上百年的集体企业，也就是股份制的企业。我国的股份制企业充满了对股民的欺诈，最后还要变成个人的企业。美国的股份制企业也欺诈，但比中国少得多，欺诈遭到的惩罚也严厉得多。

西方的个人主义理想是以集体主义为前提的。法律是上帝与人民整体的契约。民主也不是个人做主，而是团体党派的代表做主，以利益集团的划分为前提。而中国的集体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为前提的。以个人主义为前提，我国儒家建立起了集体主义的理念。儒家以个人为中心推导集体主义精神，就是“为仁由己”。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集体，到民族国家，到整个世界的人文精神。这就是《大学》的精神。儒家不是为公之学，而是“为己”之学，是发展自己的人格，发掘自己内心的道德精神资源，以个人为中心点，讲人的尊严，推己及人，像个同心圆，通过社会网络来推广同情心和关于非善恶的情操。这就是中国先个人，后集体，再国家，然后天下的道理。正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大学之）道也”。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http://www.yannan.cn）

在传统中国，读书人不多。中国字难认难学。况且，在自由小农社会里，读书无“用”。以“黄金屋，颜如玉”加以引诱，才有人读书。读书人读的第一部书是《大学》，只有读了《大学》才能当官领导国家。所以，中国历代士子，也就是知识分子，读懂了《大学》，才会有“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的儒家志向，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没有这种儒家理想训练出来的士子精英来领导国家，猜猜看，我国的自由小农社会是什么样子？

团结才有力量。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之后，我国才有了面对西方世界的“崛起”。其实，这个道理并不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社会科学界出了个泰斗级别的学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他1902年出生，1979年去世。他以试图综合所有西方19世纪的社会科学思想著称。他认为，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社会心理从“个人导向”（self-orientation）转变到“集体导向”（collective-orientation）。今天政治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是哈佛教授帕特南。帕特南写了《使民主运转》，解释意大利的民主靠什么生根发芽。他的结论是，哪里有集体主义传统，有社会主义精神——也就是他称之为“社会资本”的那种东西，哪里的民主就能运转。前不久他又写了本书，Bowling Alone，大概可以翻译成“自己跟自己玩”。书里讲美国社会开始堕落，堕落的原因就是社区主义，集体精神的逐渐丧失。要知道，美国是个高度集体主义的国家，这是给法国人托克维尔印象最深的美国特色。无论做什么事，美国人都要组个会社。不属于任何会社的美国人基本上是社会垃圾。不团结的中国人面对高度组织起来了的西方人，怎么可能不被打败呢？

我国的自由小农社会在1840年以后被击败了。屈辱了半个多世纪，就有了“五·四运动”。一腔愤恨都对准了儒家，对准了孔子。的确，自从汉代，特别是宋代以来，儒家思想支持了小农的保守主义，还有颇为狭隘的家庭伦理，男性中心主义，政治权威主义。然而，批判了儒家思想，我国社会就更“一盘散沙”了。于是，就有了强烈的反弹，就有了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领导，走向了极端的集体主义。

西方学者不大会把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他们研究共产党时期的我国社会，就得出中国是集体主义，西方是个人主义的结论。中国学者也大多人云亦云。殊不知，西方个人主义是理想，集体主义是现实；我国的集体主义是理想，个人主义是现实。与个人主义的现实作斗争，是我国文明长达两千多年的主旋律。（http://www.yannan.cn）

受到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当我国开始改革开放，集体主义受到严厉批判，个人主义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大学，美其名曰“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然而，在中国，个人主义还需要讲授吗？那是不学自通的东西，不仅是人之本性，更是中国小农社会的悠久历史传统。在中国，只有克制个人主义，社会才“社会”，才能成为理想的社会，和谐的社会，温情的社会，舒适的社会，文明的社会，才能人人自觉买票乘车。

于是，丧失了理想主义，我们就有了大学今天的气氛。竞争就是一切，分数就是一切，分数不好就什么也没有了。大学如此，中学如此，甚至小学也如此。于是，社会也如此。我们的社会就成了弱肉强食，只知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野蛮社会，我们北大培养的人就成了个人精英，社会的废物。二十多岁的人，没教过几天书，只因快速攒了一、两本书，就评教授。而他们的老师，培养了成千上万学生，吃了一辈子粉笔灰，到退休也不能评教授。于是，这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环境就鼓励年轻人急功近利，拼命去抄袭，而且要抄袭得高明，最好是抄袭别人看不懂的洋书。于是，我们不仅没有了学术创新，也不再产生学术大师。更糟糕的是，我们社会的“纲常”没有了，年轻人不择手段，拼命踩着自己的老师往上爬。这样的社会是个人主义的社会，是个可怕的、没有道德的社会。连师道尊严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大学》之道？老师糊弄学生还不容易？

这样的社会能被改变吗？当然能！！因为我亲身经历了个人主义的社会被改造成集体主义的社会，而集体主义的社会又堕落成个人主义社会。我自己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所以，当大家说，恢复理想主义是天方夜谭，我坚决不这么认为。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我们能够在大学、在社会，恢复理想的精神。（http://www.yannan.cn）

我想讲一个人的故事来结束我的演讲。

七十年前的1933年，陈翰笙将近36岁。他在《东方杂志》的元旦特刊上预测中国的前途。文章说，“对于未来的中国，也可说二十年后的中国，我以为有三种可能局面。一是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二是沿海各地变成属地或共管区域，而内地却还能独立，不受帝国主义支配；三是中国能完全独立，印度、朝鲜也独立，帝国主义从此寿终正寝。但我只希望第三种局面快快成功。”

1933年元旦，什么是当时中国的“现实”呢？一年半以前，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四年半以后，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企图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1933年元旦，蒋介石正准备发动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几个月以后开始的这次围剿在1934年迫使红军逃离井冈山根据地，踏上2万5千里长征。

1933年元旦，什么是当时世界的现实呢？在1933年，为了逃脱经济大危机，国家干预市场成为标准的经济手段，所有西方国家的经济都开始复苏。1933年，法西斯势力已经崛起。1933年元月，德国纳粹党当选为执政党，准备与老牌殖民大国摊牌，重新瓜分世界。两年后的1935年，德国废除了《凡尔赛和约》限制德国军备的条款，准备新一轮划分世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5年后的1939年爆发的。（http://www.yannan.cn）

在1933年新年时，陈翰笙，当时的一个左派青年学者，对中国前途是这样梦想的，也是这样预言的：“对于未来的中国，也可说二十年后的中国，我以为有三种可能局面。一是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二是沿海各地变成属地或共管区域，而内地却还能独立，不受帝国主义支配；三是中国能完全独立，印度、朝鲜也独立，帝国主义从此寿终正寝。但我只希望第三种局面快快成功。”

在当时看来，他的理想没有希望实现。

陈翰笙是江苏无锡人，生于1897年，比帕森斯还大了8岁。1914年17岁时，他偶然吃到美国产的桔子，很好吃。他同父母吵闹，要去美国学种柑桔。他母亲生了9个孩子，只有老大陈翰笙和那时刚出生的九妹活下来了，家境并不富裕。可母亲疼爱纵容陈翰笙，偷偷变卖了自己的首饰，给陈翰笙买了船票。1915年，陈翰笙去美国留学，成就了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

阴差阳错，陈翰笙在美国被发现色盲，不能学农学，转学地质也失败了，只好去学历史学。他靠勤工俭学，得到了学士学位。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得到硕士学位，又去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再后来，他结婚去了德国，在德国得到博士学位。9年以后的1924年，陈翰笙学成回国。蔡元培聘他做北大教授，是我们北大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回国后的次年，也就是1925年，李大钊介绍他参加了国民党，再次年，他参加了反对段祺瑞政府的三·一八运动，李大钊就介绍他参加了共产国际。我国留学欧美得到博士学位的学者，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是第一人。1927年，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陈翰笙被迫逃往苏联，成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1928年，陈翰笙回国，蔡元培组建“中央研究院”，让陈翰笙主持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领导了我国第一个大型农村社会调查，也带出了一批后来声名卓著的经济学家，比如孙冶方，薛暮桥，张培刚。

他主办的《中国农村》月刊发表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论文。他有一项研究是这样的。英美烟草公司（BTA）给中国农民发放大量小额贷款，引诱他们不种粮食，种一种来钱的经济作物——烟草。当然，农民们收获烟草之后，只能低价卖给BTA。当烟草市场低迷，或者BTA垮台，耕地却再也不适合种植粮食了，烟农们就没了活路。这说明中国农民不仅受地主的压迫，而且受外来资本的渗透盘剥，而且外来资本主义是同本地官僚政权相勾结的。因此，中国农民除了起义，没有别的出路。这项三十年代初，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做的学术研究，代表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为中国共产党依靠贫苦农民，农村包围城市，推翻“三座大山”的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预测说，“对于未来的中国，也可说二十年后的中国，我以为有三种可能局面。一是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二是沿海各地变成属地或共管区域，而内地却还能独立，不受帝国主义支配；三是中国能完全独立，印度、朝鲜也独立，帝国主义从此寿终正寝。但我只希望第三种局面快快成功。”（http://www.yannan.cn）

他的理想实现了，而且提前实现了，“快快成功”了。20年后的1953年元旦，中国展示了自己独立自主的能力：在一片外国的领土上，能够与最强大的美国打阵地战，寸土必争，迫使美国坐到了谈判桌前。朝鲜战争吹响了传统帝国主义“寿终正寝”的号角。又过了20年，到了1973年，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殖民地的占领已经基本被清除干净了。

我为什么讲陈翰笙？陈翰笙是我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也是我的硕士导师。他今年（2004年）3月13日才去世，活了107岁。北大图书馆为他开辟了永久的研究纪念室。他横跨三个世纪的生命见证了我国的崛起和进步。

他的个人生活是怎样的？在1933年元旦发表的这篇文章里，他这样写道：“假使梦想就是希望，我总希望着我个人的工作能助长人类的进步。”他自始至终都是个理想主义者，不畏权贵，热情帮助青年，醉心于思想的创造。他生前有书面遗嘱：身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骨灰撒入富春江。进他的家，我会产生满怀的感动。他的家与我20年前在那里读书时一模一样，非但从未“装修”过，一件新家具都没有，连书桌摆放的位置都没变。在两年里，几乎每周一次，他坐桌这边，我坐桌那边，学英文，谈历史，一杯清茶，漫议国事，还打赌开心。虽然“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可他那高贵的精神是不死的，是会薪火相传的，因为那精神高贵，为世世代代的正直同胞树立榜样。

所以，即使从理性的角度看，理想主义也应当是大学里的主旋律。有了理想主义，我们的社会才是有机的，团结的，才会比今天美好。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们有坚强的信念，坚定的理想。无论你的分数如何，无论你将来挣的工资多少，从事的职业多么不同，你是我们国家需要的人才。无论你的分数如何，无论你将来挣的工资多少，从事的职业多么不同，只要你足够善良，愿意百折不挠地为“社会”这个大集体热忱服务，你就能够，而且必然成为我们社会的纽带，成为精英。在把我国社会推向进步的过程中，共同的理念，共同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是我们每个北大人的责任。（http://www.yannan.cn）

正因为如此，我们北大人——如果我们还自认“北大”是优秀的代名词，就不能忘记早年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精神，更不能抛弃祖先的道德人文精神。

这精神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