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成立于1996年，同年我从美国毕业回院任教。学院的前身是1964年成立的国际政治系，迄今六十年整。我于1978—1984年在国际政治系读本科和硕士。1996年从伯克利加州大学得到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关任教，直至2023年秋转去澳门大学并从北大退休，成为北大国关学院的旧人。
兹忆若干旧事，或能成为国关新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缘分
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前身是几乎与北大同龄的政治系。1952年新中国设立高等教育部，推行“院系调整”，北大兼并燕京大学，停办政治系，并从故宫旁迁入燕大所在的燕园。经历了八年人事更迭和思想革命，1960年北大恢复政治系。此时“新北大”政治系已脱胎换骨，从“旧北大”的欧美政治教育换轨到“新北大”的苏联政治教育。当时北大学制为五年，1960年成为入读“新北大”政治系的首批本科生在1965年大批留校。他们入学时正值大饥荒的顶峰，系里让学生尽量避免活动，老师来宿舍授课，学生躺着听课。那时学生患病大多是饥饿导致的浮肿病，给个馒头就能治好。这批60级暨65届留校生成为后来国政系乃至国际关系学院的骨干。我母亲生长于燕园，她父亲是中式建筑营造师，司徒雷登建立燕大时聘他领导校园基建，用今天的话是基建处长。我1960出生，18年后注定将与这批60级的留校教师结缘。
1964年，北大政治系复办四年后，鉴于我国对外关系日渐兴隆和急需培养了解外国国情的专业人才，周恩来总理指示三校政治系转为国际政治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着重研究亚非拉国家；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着重研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着重研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但65届毕业生在毕业次年陷入长达十年的政治动荡。虽然19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直到1978年国际政治系迎来新生也未能“国际”起来。
我1978年考入北大国政系，成为十年动荡后恢复高考进入北大的最早两批本科生之一。77级是1978年春入学，78级是1978年秋入学，两届学生同年入学同年毕业。当时北大国政系学生分为“国际共运”和“国际政治”两个专业，教员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民族解放运动史”三个专业，充分体现“历史政治学”。
我们77/78级是新北大第一批“自由化”学生。这批学生不乏与老师年岁相当者，也遭遇时代的悲催。国政系原计划77年不招生，也没列入当年的高考招生目录。但77年高考后接到国政系当年必须招生的上级指示，所以在第二批次匆忙录取了些外语成绩较好的北京籍考生，全部录入“国际政治专业”。然而，北大是全国统招统分的部属学校，77级在1982年春季毕业，分配工作时遭遇教育部配给的若干外地名额，四位北京籍学生必须放弃北京户口去外省工作。那时，北京户口是全国最宝贵的户口。学生们哭着跪求系领导不要分配他们去外地，但系领导的问题是把哪几位同学分去外地。77级也有幸运事，还在读大二时，三位同学获批成为我国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其中包括曾任国关第三任院长的王缉思，曾在美利坚大学任亚洲系系主任的赵全胜，曾任我国进出口银行行长的李若谷（援朝）。78级在1982年秋季毕业，毕业时问题也多。党员分配去向较好，但国际政治专业四年里只发展了一次两名新党员，大多数同学被分配回本省工作。我们国际政治专业有个号称“愚兄斋”的6人宿舍，室友互称“愚兄”。他们在毕业前集体寻求跳楼的刺激，轮流从二层楼的宿舍窗户往外跳到地面。幸而无人受伤。班里不少人感到前途迷茫，有人在80年“竞选”时出头遭正式批评，有人怀疑自己档案里有当时正被官方打击的“三种人”记录。国政专业班也有幸运事。1982年全国没有国际法专业毕业生，但外交学院招收国际法硕士研究生，我们班六位同学考中。因为六位学霸离去，我这中等生才有幸挤入本系硕士研究生行列，避开了毕业分配工作。
无论苦或甜，幸运与不幸，都是与国关缘分的一部分。
能不能“国际”看英文
当时国关77/78级学生最深刻的感受是：国际政治系的教师普遍无力“国际”，几乎没有能听说读写外文者。而且，研究印度的没去过南亚，研究中东的没去过中东，研究拉美的没去过拉美，研究非洲的没去过非洲，遑论研究苏联东欧美国西欧的。对我们这届学生而言，出国是每个学生心底的梦想，而像外语系学生那样学好英语是走向“国际”的唯一路径。
那时我国缺少学英语的环境。77/78级国政系学生不乏高考英语零分的；因其他五门考分奇高，总分超越北大录取门槛。砖头大小的录音机是我们本科毕业时才兴起的奢侈品，互联网更是二十年后才开始应用。我们这两级学生大概花掉一半学习时间练习英语阅读和听说。去食堂、上课、回宿舍的路上，我们大多随身携带有短波频道的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以及英国BBC新闻。比起21世纪学外语的环境和手段，我们的外语学习效率非常低，以至这两届学生的外语平均水准也比较低。那时全系有几位曾长期从事翻译工作而获“免修”英文资格的学生，是我们多数同学羡慕嫉妒的对象。年龄也是我们这两届学生学外语的一大障碍。那时国关77级大一新生的平均年龄是25岁，78级是25岁半。王缉思是77级，年长我整一轮。只在那奇特时代，我才有幸与这位中美关系研究的泰斗成为大一同窗。
那时的我们为什么非要学好英语走向“国际”？想挣钱致富是其一，学知识报国是其二。那时我国何以落后？普遍贫穷、知识和信息封闭，是根本原因。我26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才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坐飞机。我节省出的几天会议给的餐费补贴居然相当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5年的工资总数。当时我对会上听到的信息和理论也非常陌生，不明白别人在说什么。
国政系曾多么“不国际”？这里我转述60级国关老师讲给我的两个70年代前期的他们训练工农兵学员的故事。其一，为让学员们直观了解世界上的“人种”，即区别于“黄种”的“黑种、白种、红种”，国政系曾组织学员去天津港参观，那里有来港补给的外国货轮，学员能仰望到船上各种肤色的外国海员。其二，为让学员们警惕“西方资产阶级腐蚀我国青年的阴谋”，从而“拒腐蚀，永不沾”，国政系曾策划去参观北京市某垃圾场，看外国使馆抛弃的面粉、食糖、食用油、沙发家具、甚至汽车。当时那被认为是向我国青年炫富，展示资本主义优势。一位市领导（改开后他成为我国高级领导人）陪同我院教师“踩点”，开的是外国使馆丢弃的一辆厢型货车，加装座椅用来载人。使馆成袋的食品在臭烘烘的垃圾场里已脏兮兮。唯一可圈可点的“罪状”存放在垃圾场办公室的木柜里，上面挂着三把锁，队长、党支书、团支书三人各一把钥匙，三人一起才能打开。市领导吩咐开柜，结果里面锁的是《花花公子》（Play Boy）杂志。那些成袋丢弃的食品是怎么回事？照惯例，使馆都有应急食品储备，以备在他国领土上遭遇围困时应急。但那时我国还没有“食品过期”概念。他们“踩点”的结果是不举办这次教育活动。
我们这届学生也有类似经历。本科毕业时，有系领导在给学生进行爱国教育时公开批评首位去美国留学的77级学生赵全胜，他给自己起了英文名“约翰”。正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他不明白，英文几乎没法读出他名字拼音的首字母，Zh、Q、Sh。老赵在美笑着回应说：我不想总被称为“灶宽僧”，所以起英文名；惟当时只知“约翰”，却不知“约翰”类似中文的“柱子、铁蛋”。系领导当时大概没想过：在中国的外国人可以有中文名，在外国的中国人何以不能有外国名？
因为身处1964年成立的“国际政治系”，我们77、78级学生有“走向世界”的强劲动力。我们拼命学英文，翻译外文书籍，削尖脑袋争取出国机会，回国建设紧跟世界知识进步的新学科、新课程，培养一届又一届的国关学生。因为终于“国际”了，我国融入世界潮流，未来还可能引领世界潮流。
而今的国际关系学院教师队伍非常国际，所有教员都通晓至少一门外语并有出国留学或长期在境外访学的经历，对外交流更是每天的日常。我们曾经俯视世界，又曾仰视世界，到而今平视世界，当然不能走回自吹自擂、封闭无知的老路上去。
我们的学院，我们的大楼
我博士毕业前一年，当时的国政系系主任梁守德老师（1936—2023）带领国政系党政领导设宴，盛情邀我回国政系任教。他还透露，有位意大利人有意捐款给国政系建栋楼。我当即提出改“系”为“学院”（school）。他笑称已在考虑，只是中英文名称需要斟酌。我建议，中文用“国际关系”比用“国际政治”更有吸引力；而英文则应弃用两者，称为“international studies”。
国关首任院长梁守德老师对国政系走向“国际”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从就任国政系系主任，他坚定主导了教学科研内容从“共运”和“民运”方向到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方向的转型。他守德不守旧，于是国政系从培训意识形态立场转做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我们这代人见证了从欧美知识转到苏联知识，又重回中西交流轨道的过程。
尽管上述转型是改革开放大势所趋，学院领导的力量是不可磨灭的。梁老师致力于引进西来的知识和留学欧美的人才。我回归北大的一切手续都是他带着女儿梁微代办，未要我写一张纸，而且在我回国前就代我办好蔚秀园一套住房的手续并拿到钥匙。梁老师并未止步于引进人才和知识，他还率先鼓吹国际政治知识的“中国学派”。他归纳的“球权、主权、人权”成为很多届学生的口头禅。我国国关界最早的“建构主义”思想应从他说起。
高等教育的外行会声称大师比大楼重要。他们不懂，筑巢引凤、拥有体面的科研教学场所和为教师提供较高薪水或住房待遇，是高质量大学的必备条件，古今中外皆然。
1996年我回国任教时，国关学院还在1993年建成的逸夫楼暨老法学楼里的第三层。那时办公场所有多紧张？院长和院党委书记都属世界政治教研室，但我们这教研室的9位教员共用一小间办公室，教员每人分不到一张办公桌。因为书记频繁使用那间办公室与教员和学生谈话，教员们一般只能在家里接待学生。
北大国关大楼不仅漂亮，得过建筑设计奖，还处于燕园最佳位置，位于北大招待外宾的勺园宾馆对面，紧邻外事活动中心和北大的湖光山色。北大国关楼是引来凤凰的“巢”，十分体面。
获得这栋楼十分不易，1995年获批土地，直到2004年才落成。大楼不同部分有不同名称，因为前后得到三拨捐款才勉强凑够建设费用，“奠基仪式”也因此至少举办了三次。其间，功劳、苦劳最大者是接替梁院长的潘国华院长，还有他1960级的同班同学沈仁道老师。沈老师1984年从国政系党总支书记任上转去政府任职、官至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沈老师为国关楼联络香港捐款人，潘老师则实操一切错综复杂的谈判和建设事务。在我看来，把国关楼称为“潘国华楼”也恰当。在新旧世纪之交，给中国大陆学校捐款建楼可不是寻常事。而今想给北大捐楼者众，问题不在钱而在燕园早已无地可建。
潘国华老师任副院长及院长时期还致力于为国关教员“创收”。那时北大实行各自为战的“封建制”。因院长亲自操刀“创收”，国关教员的收入仅次于商学、经济学和法学，远高于那时北大文理科教员的平均。体面的楼和体面的收入，奠定了北大国关著称于世界的基础。
而今，我们国关的院友遍天下，在瑞士都有院友会。在我目前执教的澳门大学，国关79级学生胡伟星是社会科学院院长，管理包括经济、社会、心理、传播、政治五个系。在政府与行政管理系，包括院长在内，北大国关院友和院友的学生是骨干。
更有趣的是：据历史地理考证，而今北大国关楼的基址上曾建有乾隆时代的“国宾馆”。1793年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就住在这里，在这里谈判去圆明园觐见乾隆皇帝事宜。这个英国政府使团花一年时间首访中国的境遇，在中国外交史上至今争议不休。当时貌似寻常，回首却是滔天巨浪，注定了此后百年中国的命运。
国政系六十载至今，对我们数以万计结缘国关的旧人而言，这是我们的学院，我们的大楼，是藏在心底的、永远的认同和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