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修订：马楚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学学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本次讲座的问题意识在于，将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二者相关联，其背后折射出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的范式经历了怎样的演进与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反映在哪些重大的现实问题上？这次讲座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讨论的是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提出的 “中国式现代化”反映出的现代化理论的范式演进：在对过去的现代化经验的总结，以及对未来的现代化布局的规划当中，重新将国家这一主体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
在新中国第一个三十年的流行观念里，阶级无疑是群众理解政治问题的基本单元；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中国政治的转型，阶级这一基本单元逐渐被政府与企业及其相互关系所取替；而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有必要将理解政治发展的基本单元转向更大的主体，也就是那个居于政府与企业这样的中微观主体之上的，并且有能力在党的领导之下，从更宏观的“一盘棋”战略层面去协调政府与企业、计划与市场、政权与社会等各方综合发展的更具整体性的主体，也就是政治共同体——国家。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曾深刻影响我国的现代化理论。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剥夺剥夺者”的固有思维，[②]使国人陷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二元对立框架，导致我国一度出现政权驾驭市场甚至是随意扭曲市场的局面。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如何妥善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就显得至关重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单列一节专门论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③]根据这一要求，作为我国新时代现代化建设总指南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切合我国当前改革和发展的实际。
富强是我国现代化的主旋律，其核心是这样一种崭新的史观，即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百年奋斗，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百年党史则被划分为党领导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阶段。与以往的叙事有所不同，这种史观更加突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完全在于党的领导，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种叙事方式的优点在于，当社会在重大问题面前产生争论之际，中国共产党将在话语的阐释方面具有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因此，“剥夺剥夺者”的理论可能性何在、是否还要固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野、政权要在多大程度上驾驭市场……凡此诸问，便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而是党必须紧紧围绕着“富起来”“强起来”的客观目标而予以现实考量的战略选择。
为了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下，理解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意义，这里有必要先阐释三方面的理论议题，从而揭示出中国式现代化与传统的现代化观念相区别的时代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的本义：没有“国族”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当中，亚里士多德就曾以阶级划分与阶级组合解释政治结果。[④]而当人类社会步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亚当·斯密也曾强调生产方式变迁对政治结果的影响。[⑤]十九世纪后半叶，马克思恩格斯继承西学强调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传统，并借鉴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创造了历史唯物论。根据历史唯物论原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⑥]这里强调的是阶级的对立，而不是民族或国家的对抗。一句话，“工人没有祖国”。[⑦]
可吊诡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生前并未预料到，他们的祖国德国在二十世纪以后竟成为欧洲最强大的政治共同体；更没有料到的是，这个强大共同体竟成为两次非正义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碎资本主义体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将得以实现；这里面没有国家和民族的位置。到了今天，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也正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基本单元依然是国家和民族。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如何阐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关联的合理性，是一个有待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及时回答的时代课题。
（二）理想与现实
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一认识在古今中外是相当普遍的。中国的孔子、古希腊的柏拉图，乃至于几乎一切宗教理想当中的“来世”里都不存在私有制的因素。[⑧]但对于孔子及其弟子而言，通向理想的路径却是不确定的。
孔子当然对大同理想有所阐发，但对他来说，如何实现小康却似乎是一个更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在《礼记·礼运》中，孔子向子游首先阐述了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但紧接着又谈到小康：“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轨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紧随大同阐释小康，孔子似乎是在要求理想服从于现实。
修己治人是先秦儒学的重要原则，对包括大同、小康在内的任何政治理想的叙述，都必然是在这一框架之下展开的。子云：“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⑨]想要实践道，就不能脱离人；道，只能在儒者一系列的帮助他人、教化他人的伦理实践当中实现。欲实现小康，执政者就必“以民生为本”。《诗经·大雅·民劳》有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西周以降，民本思想始终是社会安定、百姓安康的核心所在。总体上讲，当代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不过，古典的理想社会和发源于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还是存在着三点不同。第一，先秦思想家所设想的大同秩序，需要政治贤能来担任领导者，这一点与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存在着重大区别；第二，大同强调的是“育小养老”的普世性，而不是个人自由的普世性；第三，先秦哲学家没有论及通向大同的路径具体怎么走，而马克思却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即发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可见，中国古典的思想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明显的互补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同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二十一世纪使命，也应当在中国化的同时亦注重时代化的阐释，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梳理清楚。
（三）关于“生产的方式”
“生产的方式”（mode of production）问题讨论的是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关的有如下四点。
第一，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人没有祖国”。但现实是，工人有祖国，而且所有国民的终极依靠是必然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本国。经历了建国以后的艰辛探索，中国关于社会演化主动力的认识已经出现了变化：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要以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建设为中心。
第二，制造业没有终结生产的方式。人类财富的主体正在发生变化：从制造的有形财富变为创造的无形财富，我们尚待深入理解争夺无形财富与争夺有形财富的逻辑异同。相比于有形财富，人们创造出的思想、数据、算法等无形财富才是当下最主要的财富，它已不再体现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所不同的是，无形财富的拥有者并不一定要拥有工厂、土地等固定资产；相反，他们往往是通过算法、数据处理等工作获取到的。因此，制造业时代里生产的关系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很多已不再适用于创造业时代了。
第三，就“患寡”和促进生产力而言，世界各国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比市场机制更为有效的机制。改革开放的经验业已表明，计划并不必然与市场对立，政府对市场的调控更多地只是为了增进政治共同体的内聚力，而非直接下场参与经济生产活动。所有的国家政权都致力于解决两大问题：其一，为了解决“患寡”而发展生产力；其二，试图解决“患不均”的问题。不过从客观上讲，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共同体都在不同程度上既存在“患寡”又存在“患不均”的状况。此外，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又是相互制约的。如果单方面要解决“患不均”的问题，那么该国的生产力恐怕就很难提升起来；如果过分追求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必然又会造成财富分配的“不均”。所以，当代中国的发展仍然应当关注对生产力提升与国民共同富裕的协调问题。就促进生产力即促进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的生产而言，企业家和资本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是无可替代的；与此相关的是，就国民共同富裕而言，如果一味采取“剥夺剥夺者”的方式强行实现均贫富，那么这种强制改变生产关系的做法，必将颠覆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国家经济的混乱乃至于国力的衰落。
于是，问题就在于，如何能够协调地解决“患寡”与“患不均”的矛盾？为了维持政治共同体的内聚力，政府往往会强力干预构成市场机制的三个要素。其一，干预劳动力市场，通过增加税收为国民提供足够的养老金、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其二，干预土地市场，以土地用途管理和对不动产征税，以及管控大都市中的住房租金来推动事实上的土地国有化。其三，干预货币市场，调控本国法定货币发行量和对外币的汇率以调控分配。历来为资本主义所推崇的土地私有化，实际上仅仅是一个理论层面的概念。
在今天，仅仅从字面概念出发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重要的并不是给各国政权和制度贴上某种“主义”的标签；而是要明确，政府干预市场是各国的普遍的实践，这与其“主义”的理论内涵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关联。促进生产、调控分配是所有国家的必然选择，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应为新时代我国生产的方式问题贡献更多的智慧。
二、差异：中西方的现代化定义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
现代化既可以被用来指代一个特定的政治过程，也可以被用于定义一种发展的结果。这里要指出的是，对于现代化的定义，中西方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对于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世界各国亦有着不同的实践。
（一）中西之间对现代化的理解差异
首先，西方国家对现代化的理解，大致可以被概括为三点。第一，按照生产方式（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的理解，现代化指的是生产方式的进化。换言之，现代化就是一个从种植养殖食品财富、到制造物质财富、再到创造非物质财富的进程。可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化，科技创新愈发重要。
第二，按照国别计算的人均生产效率的理解（国民应用先进技术的普遍性），即是否为产业意义上的发达国家。关于计算方法，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人均GDP是相对有效的指标，其标准大约在三万美元以上。一般来说，业界普遍认为，发达国家均是已完成现代化的国家。
第三，按照社会政治的理解：现代化体现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即由市场体系驱动的城市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从维持最初的血缘、地域、宗教习惯，到开始世俗化地精细盘算成本收益，进而又以法治化手段惩罚逐渐兴起的市场欺诈，最后是在民主制度下向民众“拍卖”政权。因此，现代化的进程伴随着世俗化、城市化、法治化、民主化，以及在全民普及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进程。
其次，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作为欧美国家现代化的追赶者，对现代化也都存在着不同的理解。第一，对近代以来的日本而言，现代化就是民富国强。其路径在于以当时欧美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为参照，大力发展本国制造业。日本在十九世纪末，基本实现了上述目标。
第二，近代以来的中国对现代化的理解与日本类似，但相比于日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着两大特殊挑战。一方面，当时的发达国家已经逐渐进入到第三产业时代，可中国的现代化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才刚刚走完半程，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和国土规模之庞大，使得中国天然是一个具有强国潜力的大国；只是在当时大而不强或强而不富而已。
中日两国对现代化的理解不同于西方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第一，两国的“宗教”并不像近现代西方那样，会对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起到明显的阻碍作用；[⑩]第二，两国推动现代化的动力，主要针对的是列强的封锁、战争和发展产业的技术障碍，最初都是在国家间竞争中落入不利位置时的一种被动反应。
然而进一步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远比日本的更为复杂和困难？要知道，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仍未完成日本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实现了的现代化或近代化。对此，有三种一般性的解释是成立的。
首先，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中国的人口规模都远远超过日本。因此，如何统筹协调巨大规模的人口共同推进现代化进程，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其次，中国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的地形地势复杂，导致国民的居住区域分布得远不如日本那样集中。各个地区的方言和风俗差异巨大，且教育水平、官僚队伍的素质水平参差不齐，从而给整个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地理文化阻碍。最后，日本先后于1894年和1931年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以武力的方式强行打断了中国刚刚起步的现代化进程。
（二）世界各国现代化实践的路径差异
如果只是笼统概括的话，那么固然可以说，东西方对现代化的定义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然而在现代化具体是如何实现的这个问题上，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现代化路径。特别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各国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尽管不少论者认为英国和美国同属于昂格鲁-撒克逊文化，但英国在此前快速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高度依赖遍布海外的殖民扩张，而美国却鲜少开辟海外殖民地。再如，二十世纪的欧洲大陆强国法国、德国与意大利的现代化进程，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法国占有大量的殖民地，而德国和意大利则不然；法兰西具有悠久的国家统一的历史，而意大利迟至1870年才完成国家统一，德国则是在1871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在更为晚近的1868至1890年间。再如，战争往往成为影响各参战国的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因素。作为二战轴心国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战争前期通过国防军事工业等领域的发展，快速推动了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但这一进程却一度因战后的国际秩序重组而面临阻碍甚至是倒退；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则抓住战争和战后秩序带来的外部机遇，成长为领先世界其他各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强国。然而，韩国、新加坡等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却又并非是借助战争的影响实现现代化的。
另一方面，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现代化未必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还可能因国家的战略性失误而向回退却。二十世纪末，前苏联解体以后，其政治遗产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从盛极一时的现代化强国倒退进入“第三世界”；在南美洲，阿根廷和巴西也从二十世纪初的富庶国家，落入第三世界国家行列。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德国、意大利，仅用二十年时间就实现了复兴，而前苏联-俄罗斯在解体三十年后仍未出现复兴迹象。因此可以肯定，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条普世的现代化道路。
三、关于现代化的知识体系创新
（一）现有知识体系的缺陷：国家的缺位
当代论者通常将公共领域划分为政权与社会，但这一二分框架无助于知识体系的创新。此前，学界对政权与社会二者，分别进行了许多更加细化的量化研究工作。比如，不少学者将社会这一宏大领域，细化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性别等具体指标，试图以此来解释因变量政权；同时，学者们还热衷于将政权区分为不同的性质。然而，这样的做法对于知识体系的创新来说，意义是有限的。
概言之，西方学界倾向于认为，可以用社会结构来解释政权性质。如，麻木的人民造就了专制政权的生存土壤；再如，正是美国中下层白人的平庸和愚昧，才将特朗普推上了总统之位。而中国学界或者说中国人，自古至今都往往认为政权质量才是对社会现象的根本解释。如，古代知识分子所推崇的贤能政治观；再如，在当代话语之中颇为流行的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变化的这类叙事。
那么，问题在于，到底是社会塑造了政权，还是政权塑造了社会？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互为因果的逻辑陷阱。但是，政治科学研究要求研究者对因果机制予以清晰的解释。
对于中国而言，传统学问通常将社会分为“官”与“民”两大群体。根据传统的政治观念，国家的治乱兴衰取决于官，即执政集团是否服务于民、顺应民心；除了改朝换代的政权更迭时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对政治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二十四史》讲的是王朝兴衰史，但在阐释王朝兴衰时却论官不论民，着重叙述的是帝王将相而非庶民百姓的优劣与修为。其中，《史记》记述的便是为官者的历史，其主线是十二篇帝王“本纪”、三十篇诸侯“世家”、七十篇臣工“列传”，这里面更是少有平民的位置。诚然，著史者不否认平民在做官方面的机会平等。特别是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形成，使“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取得了现实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在中国古代学者的认知中，官对政治过程的重要性远胜于超民。
以“官”为核心或者说以政治精英为核心的历史观延续至今——“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11]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古代士大夫群体的执政精英属性，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在过去的政教相维的儒家政治文明体内，《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目”构成了读书人从自我修炼到平治天下的理想递推状态。而如今的领导人同样指出：“伟大的斗争，宏伟的事业，需要高素质干部……（要）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把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奉献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12]可以说，官员及其道德水准是维系共同体运转的重要驱动力，这在中国的政治传统当中是一脉相承的。
有所不同的是，如今社会已逐渐步入创造业时代。为了使社会的运转达到最高效最廉洁的理想状态，每一位公民都应对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对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事务负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官在当代中国政府政治与国家治理体系当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而是说，应当开创出一种官民同心同德、齐心协力的有机互动局面，从而更有助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事业。
（二）新的因果假设：国家决定社会
科学的理论一般包含三个要素：一是因果关系，二是因果关系存在的条件，三是因果关系发生的机制。上节业已指出，就理解现代化而言，政权/社会二分的框架将造成国家这一分析单元在因果机制中的缺位，特别是不适用于对具有特殊性的中国政治文化的理解。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政治共同体的现代化进程的动力，这里提出一种新的因果关系，即国家决定社会。所谓国家决定社会，就是政治共同体间的生存竞争及由此而来的相互交流和彼此促进，为社会带来四方面的变化。
第一，推动一切实用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比如冷兵器时代的交战双方为了取得军事胜利，不断更新己方的武器装备；第二，推动一切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的变迁，比如中美竞争的格局倒逼我国进行产业升级，客观上造成了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第三，推动一切政治设施和法律体系的进化，比如中国二十世纪的内外战略态势，使得执政集团和有识之士主动向当时在制度上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相关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第四，推动一切语言和宗教文化的演化，比如近现代以来英国和美国的强势崛起，将原本囿于英伦三岛狭小适用范围的英语，迅速推广向世界其他地区。
这种生存竞争的格局，塑造出五千年来社会演化史的主线索：部落聚合为城邦、城邦聚合为帝国领地、领地聚合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中小国聚合为大型甚至超大型国家……这个主线索几乎能够解释一切技术生产力进步、一切社会结构演化、一切政治变迁、一切语言文化的变化。从历史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这体现出政治共同体理论这一新的理论假设的解释力，丰富了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假设，说明阶级斗争并非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此外还有可能是政治共同体的生存竞争和交流促进，此即中国共产党在今天着力强调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意义所在。这里提出这一新的理论，有助于阐明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丰富和发展当代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三）因果关系成立的条件：历史上国家存在的必要性
国家（nation）是由诞生于大约五千年前的城邦演化而来的，是政治共同体的最高形式。[13]所谓政治共同体，就是有统一政治领导的生活共同体；而所谓生活共同体，其两大基本功能是扶老携幼和扶危济困。待到生活共同体发展到政治共同体阶段，由于共同体内部出现了统一的政治领导，于是便发展出守望相助和国防的政治功能。为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突显出现代化进程中的因果机制，国家的起源应当被追溯至古代的城邦，而不能仅仅按照当代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观点，将后来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简单视作现代国家建构的起点。
城邦作为早于现代国家而存在的一种政治共同体，有其形成和存在的历史必要性。最初，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依靠狩猎采集为生的游荡部落定居成为农耕部落。同时，在这一过程当中，部族、氏族、家族及其土地的合并也在不断发生，游荡部落最终聚合形成定居而生的城邦。在古代的城邦内部，普遍存在着四种建筑，它们分别对应着四种不同的政治功能。首先是宫殿，代表着统一的政权所在；其次是庙宇，传达出旨在缔造本邦共同体意识的神话或历史故事；再次是广场，广场上通常矗立着镌刻有本邦立法的石碑，表明了特定政治秩序下的社会规范；最后是城池，城墙、深沟、高垒、护城河等一切防御性工事，共同反映出国防事务对于一个城邦而言的极端重要性。
随着古代以城邦为国际行为体的区域性国际政治秩序的逐步形成，各邦所面临的国防安全形势愈发紧迫，这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一方面，国家的存在有利于大规模地动员国民参与到国防事务当中。城邦与邻邦的共存关系，构成了地缘政治问题。受到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逻辑的支配，本邦的安全就是邻邦的不安全。为此，国民需要共同承担起领土防卫的任务，不少城邦中更是存在着全体男性公民皆兵的情况。时至今日，韩国、新加坡仍然采取这种兵役制度；而以色列为了在中东乱局中谋求自身的安全环境，更是采取了男女皆兵的模式。另一方面，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军事和政治的权力必须被集中起来。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中，指挥权只能交由一人或者极少数人，否则无法实现参战人员的协同行动，也就难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在历史上的通常情况下，这样的权力往往集中于国王一人。政治共同体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基本需求，在客观上促成了共同体内部的统一领导。可见，在长达数千年的国家间关系的博弈当中，国防事务的重要性始终构成国家存在的必要性。
（四）因果关系的运行机制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构成不同阶级的要素以及不同阶级的特点才是分析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但是，根据国家决定社会这一新的理论假设，基本分析单元将由阶级转变为国家。在长达数千年的国家竞争与融合发展的历史中，胜出国的社会化效应使得当今各国在生产力、社会结构、政治基础设施和语言文化等方面逐渐趋同。这对理论研究而言，造成这样一种结果，即传统的阶级分析法已不再适用于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模式进行比较政治分析。那么，分析的基本单元自然从非国家层面的阶级，回归到国家本身上来。
在上文讨论完因果假设关系（国家决定社会）和因果关系存在的条件（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以后，接下来要谈到的是因果关系的发生机制问题：具有存在之必要性的国家，究竟是如何塑造社会的？本节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要涉及到三个有关塑造国家竞争力的、相对的、动态的要素及其相互间张力的问题。
第一个要素是相对的国家规模。所谓国家规模，是一个综合展现国土规模和人口规模这两者的相对概念。
首先是国土规模。在现实主义逻辑的支配下，各个政治共同体在不同程度上对自身国土规模进行维系和扩张的意图，造成了地缘政治的长期潜在风险。而安全困境的存在，反过来又迫使各个共同体不断强化旨在提升自身国土规模的潜在实力。这样一来，相对的国土规模便构成了关乎政治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最根本的要素。自城邦时代以来，区分人类群体的最重要的界限，便始终是政治共同体之间有形的地理界限，而不是被某种人为设定的标准所区隔的阶级差异。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国土规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相对国土规模的大小不仅仅是以绝对的、国际法意义上的“硬”国界来界定的，它还是对一个国家“软”性或曰弹性的势力范围的体现。从法理角度讲，俄罗斯相较于前苏联的国境面积或绝对的国土规模客观上下降了23.7%；但从实际情况看，如果不考虑经济、文化等方面而仅仅着眼于地缘政治角度的话，那么至少在二十一世纪头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随着俄罗斯的国力实现缓慢复苏，其实际的势力范围或相对的国土规模，事实上覆盖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当中的多数地区，实现了内部国土规模的外部弹性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讲，相比于直观的国境面积，俄罗斯当时的相对国土规模的下降并不十分显著。这里之所以要强调国土规模这一概念的相对性，正是因为相对国土规模才是反映一国实力的有效标准。
其次是人口规模与国土规模的综合。一方面是人口规模。三千年来，中国的人口规模始终占据着世界第一的位置，长期维系着中华政治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韧性；同样，如今的印度也存在着巨大的人口规模。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这使得中印两国在劳动力价格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另一方面是人口规模与国土规模的综合。与中国具有相近人口规模的印度，在国土规模上却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导致其相对国家规模与中国存在显著差距。
总之，由相对国土和人口规模构成的相对国家规模，是任何一个政治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
第二个要素是精英与平民之间的相对的内聚力，即同一政治共同体内部精英与平民这两大群体相互之间的凝聚力。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现以前，精英与平民间的矛盾始终是无法调和的。在不考虑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观争论的前提下，无论是单方面地主张精英至上还是平民至上，都将造成不利于政治共同体长远发展的后果。如果一个社会过分追求绝对意义上的人人平等，拒绝彰显精英的个人或少数人智慧的话，政治共同体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整体平庸；如果一个社会过分依赖于单个或少数精英的决策和判断，无形当中压缩平民的财富权、行政权和思想权的话，就会使广大平民感受到被剥夺、被支配。因此，在抉择国家重大战略方向的权力分配方面，若一味强调精英与平民的权力平等，政治共同体可能因整体平庸而在国家间竞争中落败；若一味鼓吹精英统治权、决策权的优先性，政治共同体又可能因社会撕裂而同样在国家间竞争中落败。所以，精英与平民之间的相对的内聚力，往往对社会各群体、各阶层间的秩序安排造成深刻的影响。
第三个要素是相对的人均生产力，即政治共同体内部以技术水平为基础的人均财富生产效率。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漫长历史阶段内，人类从事生产活动时所运用到的各项技术，其水平的革新与发展是相对迟缓的，因此技术变迁在很长时期内都不构成社会变迁的主要推动力。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古代中国依靠庞大的人口规模，一度通过传统的生产方式造就出巨大的财富总量。
然而，自大约三百年前伊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逐步建立，“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4]究其原因，这一方面是资本的日益集中与社会化商品生产的渐趋发达所致；另一方面则在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呈指数级提升，而“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5]。近三百年间，生产力开始更多地体现为政治共同体内部以技术水平为基础的财富生产效率，而不再仅仅表现为重复性体力劳动的简单加总。
具体到我国而言，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居于当时的首要任务即“第二步奋斗目标”的“三个重要问题”之首的，恰恰是“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6]而就在同一时期，党的领导人还旗帜鲜明地多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17]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18]可见，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当代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如今，科学技术浪潮再次迈入迭代式发展阶段，人类生产活动的前沿从有形产品制造转入无形产品创造。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在大部分的商用高端技术领域起步晚、底子薄，且国内人口基数庞大，加上多数劳动力仍在从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致使我国的人均生产力与发达国家尚存很大差距。
这种现状造成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两个。其一，在当前中美博弈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美国通过科技封锁等手段展开对华全面战略竞争，试图以此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外部风险的压力下，我国科技水平相对滞后这个短板被明显放大，科技安全与经济安全受到双重挑战。因此，为了塑造国家竞争力、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我国提出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高质量发展。
其二，在我国经济总量逐年稳步增长的大背景下，多数劳动力仍从事低科技含量、进而低附加值的产业，客观上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即“患不均”的可能性，考验着新时代我国社会的内聚力。因此，我国一方面致力于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将生产力总量“蛋糕”做大，以科学技术为核心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则着手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使相对人均生产力的提升尽可能惠及到更多民众，从而在价值层面体现出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的同时，也在现实层面增进社会内聚力、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筑牢群众基础。
（五）三要素间的张力
政治共同体的竞争力取决于规模、内聚力与生产力三要素的合力；反过来讲，三要素间张力的动态变化限制着政治共同体竞争力的提升。
其一，规模与内聚力的张力，使一国民众难以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这正是众多相对国土规模意义上的大国，很难进一步跃升成为现实当中的超级大国的原因。印度国土面积排名世界第7位、人口总量排名世界第2位，刚果（金）国土面积排名世界第11位、人口总量排名世界第16位。两国在相对的国家规模方面，毫无疑问均位居全球前列，但印度社会能否形成与其相对国家规模相匹配的内聚力，目前尚不清楚；而刚果（金）至今仍是处于动乱甚至内战局势中的失败国家。
至于我国，尽管长期致力于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上不断取得新成果，但客观存在的规模与内聚力的张力问题，当前依然对我国的社会稳定、进而对推进现代化进程构成潜在挑战。前文已述，我国的相对国家规模巨大。这意味着我国广大的边疆区域与东部、中部地区的地理距离相隔十分遥远，且大量分布着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多元化少数民族群体。因此在我国，在保持相对国家规模基本稳定的条件下，如何协调规模与内聚力的张力问题，就更多地表现为如何促进民族团结的问题。
其二，规模与生产力的张力，使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各地区、各部分人群之间的贫富分化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我国逐渐探索出一条“先富带后富”的发展模式。邓小平曾创造性地提出：“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19]相比于解决“患不均”，我国当时更加注重解决“患寡”的问题。
经过数十年的财富积累和经济发展，中国现今的GDP总量已跃升为世界第二；然而，我国人均GDP却仍与全球人均GDP大致相当。易言之，由于我国存在着巨大的人口规模，且多数人口从事的产业尚有待转型升级，我国的人均生产力水平已明显落后于生产力总量的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20]
面对这一问题，党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十九大以来的工作重点，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缓解相对国家规模与相对人均生产力的固有矛盾。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1]中国是规模巨大的国家，也因而是要将规模与生产力的张力作为突出问题予以防范和化解的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
其三，内聚力与生产力的张力，往往在一国的战略重心发生转移的时期体现得最为明显，它反映出国家在特定形势下对社会进行塑造的战略意图。如前所述，在一段相对持久的建设和发展时期内，理性的政权一般致力于提升社会生产力总量，但这又会带来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问题。而贫富差距的扩大，将在客观上造成政治共同体内聚力的减弱。相反，一旦国家面临战争的风险和压力，政治共同体为了维系自身的生存，便会以主动或被动牺牲生产力为代价着力塑造其内聚力。因此一般来说，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初期，政治共同体会推行更多的显示社会平等、有损经济效率的政策，其结果是社会的平等度提升、生产力下降。
如今，世界已迈入创造无形产品的创造业时代，技术革新速度极大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是当今时代背景对发展中大国提出的客观要求。对于正处在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下的国家来说，重点发展生产力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性选择。同时，生产力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经济领域的问题，同时也直接决定着一国的军事实力；对提升内聚力的过分追求，必然意味着对一国未来战争能力的削弱。“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22]如何协同推进社会凝聚力、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以及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升国家物质实力，是一个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抉择。
四、新理论对理解现实重大问题的意义
前文业已表明，一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竞争力而非一国内部的阶级性质，即国家决定社会。根据这一新的视角，有必要重新理解与当下中国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的几个重大问题。
（一）关于历史主线索
对于何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解释。概括起来说，传统的左翼通常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自由主义内部的多数流派往往相信，利益集团的自由博弈能够在客观上带来社会的繁荣与进步。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不过，根据本文提出的理论解释框架，国家决定社会、政治共同体间的生存竞争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二）关于理解政权与社会的变迁
历史上政权与社会的变迁，并不完全是由二者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有观点认为，战国后期的秦国之所以战胜楚国，是因为两个政权的性质不同：楚国政体更倾向于贵族制，秦国政体更倾向于平民制；[23]楚国实行有限的郡县制，秦国实行彻底的郡县制；一句话，秦国的政权性质比楚国更为先进。问题在于，统一六国后的秦王朝仅仅统治了十五年，而之后由楚国人后代建立的汉王朝却享国四百余年。此外，类似的悖论还可以举出很多：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远比日耳曼部落先进，但最终被后者毁灭；宋朝的社会经济水平远比蒙古发达，但最终被后者取代……因此，仅用政权与社会本身的性质，是无法解释王朝兴衰政权更迭的。归根结底，政权与社会的变迁还是由政治共同体间的竞争所塑造的。
（三）关于意识形态
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但凡有意识地去引导群众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大都是出于对现实利益的理性考量；而不是像大多数沉浸在争论中的群众所设想的那样，完全是出于某种天真的道德理想。通常来讲，刻意突出意识形态对立的目的，要么是为增强社会内聚力或是为配合某种特定的国际战略的实施（如“三个世界”理论）而服务；要么，就必然造成空谈误国的后果。从宪法政治的理论视角看，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瑞典是资本主义国家，前者的意识形态自然比后者更加先进；但是，从分配制度的实际运作看，当前瑞典社会的总体贫富差距更小、社会福利体系更完善，其在发达资本主义模式下取得的发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相契合。可见，一国公开宣扬的意识形态理念，并不足以支撑对其发展水平的评价及其解释。
（四）关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国际体系朝向多极化的趋势发展，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为我国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期。通过深度参与全球化事务，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获得了丰厚的全球化红利。然而，在当前中美竞争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美国为了维系自身的全球领导地位，试图转向“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美国优先”等博弈策略。于是在美国的主导和影响下，当今世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24]此前，论者普遍持有这样一种乐观的观点，即全球化反映出以民主党理念为代表的美国自由主义精神；因此，只要美国一直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全球化的趋势就不可能逆转。然而，即便执政者当局公开宣扬的理念，已由共和党右翼政府的MAGA转为更开放、更包容的民主党B3W，逆全球化的趋势却依然在不断发展。所以说，是否支持和践行全球化的理念，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少数大国为了参与并赢得国家间竞争而作出的现实选择。
（五）关于先进技术
在今天，大国重点探索的先进技术领域，通常是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先进技术。诚然，“科学无国界”一语，折射出全人类共通的普世主义、人道主义的科学精神。但另一方面，在人类文明步入大同世界以前，国家间竞争显然是一个更具紧迫性的现实问题。就中美竞争而言，也许多数的美国科学家和政治精英秉持“科学无国界”的情怀，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实的竞争格局要求其执政当局作出选择，以牺牲人类整体科学进步的可能性为代价，阻滞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其实，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核心不仅仅是经济制裁，更是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的一轮全方位阻击。究其原因，我国当前依托市场经济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先进技术，恰恰是我国增强自身军事力量的重要基础。由于在大国博弈中，战争手段是国家竞争当中落后一方为扭转国运所可能采取的最后手段，而中美双方目前的结构性矛盾，又决定了中美竞争格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然朝向更为激烈的方向发展；因此，通过贸易制裁的手段阻碍中国的科技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为中美双方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甚至全面战争作最坏打算的体现。所以说，一国发展先进技术，其本质目的还是在于提升自身的国家竞争力。
（六）关于先进的语言和文化
具有国家间竞争力的政治共同体，必然是也是一个具有竞争力的语言文化共同体。第一是语言共同体。塑造国家竞争力的现实需求，要求一国内部通行统一的语言。一门统一的语言是一国公民理解该国法律、经历政治社会化，获取平等的教育机会、工作机会，进而将参政议政权利落实为参政议政能力的可行性基础。因此，对于维系政治共同体的常态化运转而言，公民能够使用一种统一的语言来理解政治共同体的基本秩序安排，是一个不必可少的条件。中国历来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意味着我国很多的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体系，而“统一”则意味着全体公民都要能够使用汉语，从而为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法律法规和政治常识的普及，以及为我国境内跨地区的劳务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提供语言方面的便利条件。
第二是文化共同体。打造国际传播格局是时下的一个热门议题，其核心在于塑造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引导世界上其他的政治和文化群体同情并理解中国文化。不过，中国文化与世界相沟通的接合点，本身是外在于中国文化传统脉络的，有待当代的国际交流和融合。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工作者需要在我国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和依据受众一方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去主动促成而非被动等待这一接合的实现。新中国文艺界曾围绕花木兰的故事，出品过大量的戏剧、影视等形式的文化作品，但这些作品在国门以外则鲜为人知；美国迪士尼《花木兰》一经上映，这一故事却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共鸣。究其原因，尽管美国一直推行其意识形态霸权，但该国的文化环境相对更为多元化，能够将中西方的文化特性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文化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繁荣和发展的精神基础，而推动本国文化在世界其他地区取得影响力，无疑将提升国家的“软实力”竞争力。
* 本文根据潘维教授在2023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专题研修“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治理体系”系列课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一讲的内容主旨和各级标题，对原有论证思路和逻辑结构进行修订而成。本文题目为修订者所加。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页。
[②] “剥夺剥夺者”指代的是那种试图消灭将多数人劳动变为少数人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4页。——修订者注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6-21页。
[④]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The Politics）的第三卷至第六卷中，讨论了由不同统治集团执政所造成的六种不同政体（regime）的复杂划分。简单来说就是：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2-343页。
需要指出的是，在亚里士多德的笔下，每一种政体都不是绝对合理的，君主制、贵族制、共和政体有其内在缺陷，而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在特定情况下也有其产生和存在的理由。——编者注
[⑤] 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名《国富论》）中认为，人类的交换倾向经过缓慢发展而形成劳动分工，进而又形成全社会层面的大规模合作，人类社会便步入了商业文明。工商业的发达造成了多方面的政治影响，最首要的表现就是国家财富的积累和国力的增强。——修订者注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7页。
[⑧] 这里的“来世”是一个广义说法，意即先秦儒学或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政治哲学所设想的理想政治秩序。——修订者注
[⑨] 《中庸·第十三章》
[⑩] 这里的“宗教”指的并不只是狭义上的启示类宗教信仰，而是广义上的civil religion，即中国、日本等民间社会对血缘、宗教、习俗、风尚等道德和伦理关系的固守。——修订者注
[1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页。
[1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页。
[13] 我国在传统上就曾称城邦为“国”，如《左转》：“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1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版，第32页。——修订者注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版，第698页。——修订者注
[16]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载于《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17页。——修订者注
[17]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载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4-276页。——修订者注
[18]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7页。——修订者注
[19] 邓小平：《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载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2页。——修订者注
[2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修订者注
[2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修订者注
[22] 习近平：《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载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96页。——修订者注
[23] 这种观点只是从战争胜负的现实角度出发去看待平民制与贵族制的优劣的，与古希腊政治哲学关于政体优劣的论述所强调的不是一回事。——修订者注
[2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6页。——修订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