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教授新书的书名叫做《信仰人民》。这个书名本身就很吸引人。什么是人民？人民怎么能成为信仰的对象？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信仰？这是许多读者头脑里马上就会浮现的问题。
我先掉点书袋，梳理一下西方政治理论中表述跟“人民”相关意思的术语。
1.古希腊人讲的人民，demos，以这个概念为基础产生了democratia，直接民主，在这里，人民是直接出场统治的，而不是通过代议的方式来统治。
2.罗马人讲的人民populus，经常是在Senātus Populusque Rōmānus （元老院与罗马人民）这样一个指称罗马最高政治权威的惯用语中出现的，在这里，人民是与元老院并列的。
3.罗马人讲的平民，plebs，它是populus中排除了显贵之后的部分。平民是人口中的部分，但是，在革命的时候，它将宣布自己代表着普遍性和正当性。
4.法国大革命所推崇的人民，peuple，已经和主权的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卢梭的理论中，人民主权是唯一正当的主权形式。但卢梭希望人民直接出场统治，这在现代条件下很难实现，所以现实中人民主权只是指出统治的最终权源，但统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代表来进行的。
5.这个作为最高权威的peuple，有时候也被称为nation，我们大致可以翻译成“政族”。但是在19世纪，nation也有另一种理解，侧重血缘、文化等方面的同质性，而未必跟政权关联在一起，我们翻译成“民族”。
6.作为列宁主义新式政党出现的结果，出现了党与群众（mass）的区分。在这种用法里，群众总是与党相对而出现，往往是相对被动的一方。当然，我们经常看到“发挥群众积极能动性”的用法。
7.还有一个晚近流行的词，叫做“诸众”，对应的英文是multitude。最喜欢用这个词的是左翼思想家Negri与Hardt，他们又将这个词追溯到马基雅维利和斯宾诺莎。“诸众”强调的是内部的丰富多样性而非同质性，Negri与Hardt反对单纯以阶级议题来组织反抗，反对列宁主义先锋政党，也对组织化的人民主权很警惕，他们试图借助一个内部充满张力的概念，牵引出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主体。
那么，潘教授是在什么意义上用人民这个词呢？
第一， 显然不是古希腊直接民主的demos；
第二， 也不是罗马意义上的与元老院并列的世俗权威populus，这个populus具有很强的描述性，很难说是信仰的对象；
第三， 潘教授在《信仰人民》一书中的几个地方将人民与权贵相对，这实际上具有那么一点罗马plebs的意味，意味着整体中的部分代表着普遍性与正当性。但这不是潘教授全部的用法；
第四， 潘教授也不是在讲法学意义上的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概念，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宣称自己是人民主权的。但是规范意义上的宣称，决定不了一个国家怎么治理；
第五， 潘教授也不是强调文化意义上的同质的nation, 尽管他强调了家本位的伦理对于团结中国民众的作用；
第六， 因为潘教授反复讲先锋政党，讲“组织起来”，所以Negri与Hardt这样的当代左翼也不会对潘教授感兴趣。
潘教授对人民的用法，是在古典中国的民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实践这双重背景下展开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潘教授一方面会反复地讲民本，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并将其解释为林肯讲的“民享”，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这是很儒家的讲法。但另一方面，潘教授又不会满足于人民作为政治权力的沉默的最终裁断者这么一个消极角色，所以我们看到，他强调“组织起来的人民有无穷的伟力”，组织起来的人民可以自己解放自己，他希望是中国共产党来承担这样一个组织的角色。他没有特别强调阶级，而是试图在两个传统之间建立关联。
那么怎么关联呢？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潘教授对中国群众和人民的具体形态的社会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强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是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不同于西方的civil societies, 以家庭为单元的社区和工作单位构成中国的社会网格，而这种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最后，家庭伦理深入并影响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在这里，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重合的观察尤其重要。不过，即便是有所有这些结构，如果党和政府缺乏整合与团结民众的努力，大家仍然是分散的，那就只是比较消极被动的群众，还没有成为拥有积极能动力量的人民。
人民是被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力量。但如果没有组织，它就是没有力量的。那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信仰人民”呢？前面提到，潘教授有两个表述，一个其实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展开，水上的舟，当然需要敬畏水的力量。但是，舟未必需要信仰水。古代的帝王可以敬畏人民，但说不上“信仰人民”。帝王自称“天子”，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权威是“天”，尽管“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给了“民”相当大的分量，但“民”在此毕竟只是“天”的一副面孔，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主体。
那么，怎么叫做信仰人民呢？这里潘教授的另一个表述“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其实就指向了中国革命的传统。在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演讲中，人民的形象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是权力正当性的来源；另一方面，它在现实中又是在“受苦”。但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共产党不是居高临下地拯救人民。《国际歌》里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党的作用，是将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换句话说，党并不外在于人民，而是在人民自我解放的事业中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党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其实也就是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力量。当党没有能力组织人民的时候，她自身也将是孱弱的。党要获得力量，恰恰是需要相信，“人民”这个母体，拥有源源不断的力量。
在今天的政治伦理教育中，讲“敬畏人民”是比较容易的，这个有我们几千年历史与民本思想的支撑，很容易做得比较厚实。但讲“信仰人民”难度会更大一些，因为这是20世纪的新传统，它经历过波折，它的理论与实践都还在发展之中。
潘教授写了一本好书，开启了一个值得我们不断讨论下去的话题：如何从“敬畏人民”，走向“信仰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