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在毛泽东当权的年代，尽管在理论上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说，但是，真正敢于批评毛泽东的人，却可谓凤毛麟角。这敢于“反潮流”的一族，在中共党内高层，以彭德怀为代表；在民主人士中，以梁漱溟为代表；在基层党员和普通民众中，以张志新、林昭、遇罗克为代表；在知识分子中，老作家聂绀弩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
从批评的方式上看，梁漱溟是当面顶撞；彭德怀是上书言事，也有面折庭争；张志新、林昭、遇罗克或上书，或写文章，或发议论，指名批评毛泽东。而聂绀弩则是通过写作旧体诗，隐晦曲折地进行批评。如果要论眼光的犀利和独到，以及批评的深度，聂绀弩当推首屈一指。侯井天先生注解集评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是目前收录最全的聂诗汇编。笔者在阅读《全编》的过程中，随手记下了聂绀弩评论毛泽东的诗句。以下分三个部分，以聂诗为线索，结合历史背景，稍加分析。
一、批评毛泽东的帝王思想
聂绀弩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对于党的历史和党的理论是熟悉的，对于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也是了解的。在革命战争年代，聂对毛泽东很是佩服。１９４５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重庆《新民报晚刊》首次发表了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蒋介石随即组织御用文人以和词的方式，进行舆论上的围攻，特别是指出毛泽东在该词中有帝王思想的流露。对此，聂不以为然，特地步毛词原韵写了一首《沁园春》词，对国民党御用文人易君左的“骂词”作出反击。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经过“肃反”和“反胡风”运动，聂对毛泽东大权独揽，独断专行，滥整无辜的帝王思想，逐步有了清醒的认识。
“缚得苍龙归北面，绾教红日莫西矬。”（《搓草绳》）当年，毛泽东曾有“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诗句。现在，革命胜利了，已经“缚得苍龙”，本应是人民当家作主。然而，毛泽东并未践行“还政于民”的承诺，相反却要“归北面”，虽未称孤道寡，不过，从响彻全中国的《东方红》，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人们不禁要发生历史的联想。毛泽东成了“大救星”，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正是如日中天。为使红日永远不落，需要系长绳以绾。现在看来，所谓绾日的长绳，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专政工具，以强力造成“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伐木赠李锦波》）的局面；一是个人崇拜，“东方红要诗千首，豆麦开花等你题”（《送王觉往东方红农场》），以至发展到后来“用尽三江五湖水，毛主席恩情说不完”，连普通老百姓也要把颂歌挂在嘴边。
“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放牛三首》之二）历来的帝王之所以敢于“矜天下”，盖因权鞭的获得，不是通过民主程序由民众授予，而是通过暴力强行夺取。又因为夺权的目的不是为了民众，而是为家族和小集团谋取私利。所以在夺权以后，就不是以民众为上帝，而是以民众为刍狗。“何物于天不刍狗，此心无地避鸡虫。”（《赠雪峰》）唯有“万众归心吻地皮”，顶礼膜拜，山呼万岁，掌鞭人才能找到“矜天下”的感觉。“鞠躬金殿三呼起，仰首名山百拜朝。”（《拾穗同祖光二首》之二）“万方俯首归行列，广厦萦心定作为。”（《脱坯同林义》）如有不识时务者，非但不吻地皮，还要抬起头来东张西望，甚至说三道四，那可就要“魏武挥鞭”，以示惩戒了。“将以天下为桎梏，人君倘尚不恣睢。大权操在老子手，整错杂种敢何词。”（《阿Q》）当年闹革命时期的同志，在新的执政时期成了君臣。“昔时朋友今时帝，你占朝廷我占山。”（《钓台》）于是，敬而远之，就成了此时的明智选择。
二、批评毛泽东对思想的钳制及对言论自由的打压
在毛泽东“统一思想”的号令之下，七忆人民只准有一个思想，这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必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工人、好社员、好学生）”。要达到这个目的，个人就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更不能表达不同的意见。如有不听招呼者，则有批判斗争、甚至坐牢杀头随时伺候。
“天下是非谁管得，彼为人主咱其奴。”（《雨中瞻屈原像》）奴隶在人主面前，是没有是非可讲的，应当以人主的是非为是非。“赠君毛泽东思想，要从灵魂深处降。”（《赠小李》）“反胡风”也好，“反右派”也好，其目的就是要使知识分子“夹起尾巴做人”，从灵魂深处缴械投降。“香花毒草从君断，罂粟锄光种紫薇。”（《赠朱（蕴山）老》）人主的话就是法律，说你是香花必是紫薇，说你是毒草定是罂粟，一言九鼎，不容置辩。
“反右派”斗争是当代中国最大规模的文字狱。其直接后果，就是人们从此不敢说真话，更不敢说批评的话，以致形成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莫言料恐言多败，草为金人缚嘴皮。”（《割草赠莫言》）“谁知两语三言事，竟是千秋万世名。”（《某事既竟投夏公》）“天下祸多从口出，号间门偶向人开。”（《赠老梅》）多言的结果，不仅是倒霉，因两语三言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更有可能要进号子蹲监狱。“留尔头颅为活鬼，亏他面目似灵官。”（《有赠》）毛泽东在谈到胡风等人时，曾经说过，这些人不是没有可杀之罪，之所以不杀，是留作反面教员。身在而不能思想，真所谓“头亡身在老形天”（《胡风八十》）了。这里的头亡，不是人头落地，而是有头不能思想，实际上也是头亡，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甚至比掉头更为痛苦。
“春风十里征花信，天下一匡扫霸才。”（《杂诗四首》之一）在革命大棒的横扫之下，才智之士纷纷望风披靡，其所造成的恐怖气氛，令人不寒而栗。“我曾梦非天所宠，夜深不敢仰天眠。前怕狼，后怕虎，怕灶无烟锅无煮。怕无首领入先茔，怕累一妻和两女。”（《诗人节吊屈原题黄永玉画<天问篇>》）然而，在全面专政的年代，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怕也无用。“一字不曾关北阙，四年终竟戴南冠。早知喉舌真吾累，拣尽寒枝作禁蝉。”（《杂诗四首》之三）这是聂绀弩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以后发出的心声。“百事输人我老牛，惟余转磨稍风流。春雷隐隐全中国，玉雪霏霏一小楼。把坏心事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连朝齐步三千里，不在雷池更外头。”（《推磨》）从此“匡匡画在吾心上，半步雷池自己哗。”（《杂诗四首》之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经过反复多次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连腹诽也不敢了。由此可见“反右派”斗争的成效是何等巨大深广。
三、批评毛泽东挑动群众斗群众
在毛泽东治党治国治军的几十年间，不断采用种种手段，利用一部分人，打击另一部分人，其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手腕，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对此，聂绀弩深有所感，并诉诸诗篇。
“武斗文争事已非，又挑蟀蚁斗蛛蜚。”（《赠织工小裴》）在毛泽东所发动和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组织积极分子围攻被整对象，可以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模式。文革中的“武斗文争”，不过是这一模式的翻版和升级而已。早在“反胡风”运动中，聂绀弩就是被整对象，“末座叨陪百之五，会场祗候再而三。”“勇奋辈侪千臂膊，热煎衰朽寸心肝。”“昨日相逢酒一卮，今朝舌骋万雄师。地无裂缝天无路，你是何人我是谁。”“天若有头砍当怕，地虽无底揭也慌。何人万缕青丝发，不为昭关一夜霜。”这一组《反省时作》，就是诗人在“反胡风”运动中被错误揭发批判的情景实录。由于搞运动需要打手，于是董超薛霸之类的人物就应运而生。“解罢林冲又解卢，英雄天下尽归吾。谁家旅店无开水，何处山林不野猪？鲁达慈悲齐幸免，燕青义愤乃骈诛。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董超薛霸》）在“超霸二公”得到宋徽宗赵佶，奸相蔡京，以及高俅、童贯之流支持的情况下，出现“五月百花初妩媚，漫天小咬太猖狂”（《锄草》）的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在当权者所布下的绞肉机和人肉筵席中，几乎人人都是被利用的傀儡。“盘盘棋打鸳鸯劫，出出戏装宇宙疯。”（《反省时作》）整人者，被人整；杀人者，被人杀，可以说成了一种常态。“知是人狂是我狂，人肉筵宴四开张。仁义道德为纱幕，骨血心肝作羹汤。彼吃人者终被吃，将被吃者也来尝。”（《题<狂人日记>》）这一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已经作了最好的验证。
今天的人们，大都钦佩聂绀弩的胆识，能够发常人之未见，言人所不敢言。如果要深入一步，追问他何以能够大梦先觉，慧眼独具，我们就可以发现，他是继承了诗人李白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平交王侯”的优良传统，以一种平视的眼光看待政治领导人，没有仰视，更没有在精神上跪倒。这与他曾经是黄埔二期学员的革命资历有关，也与他对自己的认识能力高度自信有关。在个人崇拜的迷雾甚嚣尘上之际，他能够穿云破雾，透过现象看本质，并且敢于发出“皇帝新衣半件多”（《怀张惟》）的不平之声。尽管他为此遭受了十多年的流放和牢狱之灾，但他依然无怨无悔，充满要为真理而斗争的豪情壮志，体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２０１０年５月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