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０年行将结束。这一年出版的新书中，有几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其一是《朝闻道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１０年３月），作者周有光生于１９０６年，今年１０５岁。书中文章共39篇，其中百岁以后的新作23篇。这些文章以独特视角重新检阅人类文明，是对中外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是对国家、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深度观察。内容涉及民主与专制、科学与信仰、历史与真相、理想与现实、大同与小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华夏文化的光环与阴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文化冲突与文化和谐、金融危机与全球化等大家关心的公共问题。在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上，他的意见往往更中肯，更深刻，更具说服力。

其二是《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作者何方今年８８岁。何方曾以《党史笔记》和《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两书得到海内外知识界的激赏。但这两部书由香港出版，内地普通读者一卷难求。如今，何方将近怀念师友的二十篇文章结集成册，可使内地读者有机会从一个侧面，领略他思想家的风采。何方追忆的都是在人格上认同的师友。他多年为高层起草文件，文字以精练准确见长。回忆文章属于散文一种。他的散文保持了行文一贯的精准，兼得中国古典文学的神韵，了了数笔，不事渲染，相当传神。

其三是《文化的流亡》（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８月），作者李工真是武汉大学教授。２０世纪初，德国是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希特勒上台以后，推行种族主义政策，使得５０万犹太人被迫流亡他乡，美国接收了这些难民中的四分之一，并给难民中的知识精英提供施展才华的环境，使得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发生了一次洲际大转移，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难民知识精英把德国学术体系中最先进的方法论和最严谨的学风带到了美国，奠定了美国在全世界科学教育上的领先地位。对于这次科学文化中心的转移过程，中国学界过去知之不多，更缺乏专门研究。李工真积十年之功，填补了这一空白。希特勒为什么要煽动种族主义？上台后为什么要迫害犹太人？为什么让犹太知识难民流亡出去？其他国家对犹太知识难民分别实行怎样的政策？公众对知识难民持什么态度？为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生存发展条件？这些知识难民怎样适应接收国的环境？对接收国的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书都有详细的梳理和到位的分析。作者对科教兴国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像美国这样由社会力量自主发展科学教育，导致国家振兴的模式，可称“科教兴国”，而德国１９世纪由威廉皇帝集中国家财力投入大学，但国家不干涉大学的学术自由，导致德国崛起的模式可称“国兴科教”。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既不是“科教兴国”，也不是“国兴科教”，而是国衰科教。中国近几年经济发展很快，科教兴国的口号也提出了多年，虽然对大学和科研的财政投入越来越多，但在尊重学术自由方面却乏善可陈，行政权力独大，致使学界媚权媚钱之风日盛，学术风气空前污浊。别国的经验教训，当为中国所参考。

其四是南京大学高华教授的《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月）。高华的文章，不论是研究孙科、研究延安，还是研究50－60年代的社会变迁，都有独特见解。革命年代，意味看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其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作者近年身体欠佳，这部文集更值得关注。

其五是柳红女士的《八０年代：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0年１０月）。在改革开放３０周年的纪念活动。主流舆论把重点放在了对政治领袖事功的赞颂之上，剩余的笔墨，也大多投给了当今经济舞台上的明星和红人。３０多年前，中国之所以能够启动一场自我革新，执政者的因素当然极为重要。如果执政者固步自封，刻意维持现状，学界有再好的革新意见，也不能影响国策；民众有再强烈的革新渴望，也难以付诸实施。执政者的开明心态，使改革有了启动的可能。然而，政治家也是人，不是神。他们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落差，想奋起直追，但改什么，怎么改，心中并没有清晰的蓝图，周密的规划，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好在他们求贤若渴，这就给三代中国经济学人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机遇，施展的舞台。政治家海纳百川，学者超越教条，方能正视来自外国的好经验，尊重来自民间的创造性，让古老民族的扬帆启航。这是历史的本来面貌。然而，颂圣文化一旦成为惯性，结果只能是鲜花堆满了政治家的墓地，镜头过多地向少数明星聚光。一些在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参与者，或在无意间被遗忘，或在有意中被遮蔽。柳红的书，意在打捞遗忘，穿越遮蔽，努力复原历史真实的全息图景。好在这段历史还不太遥远，许多当事人还活着，还能够清楚地回忆当年的事情。这些记忆合在一起，和文献互相参证，展开了一幅让人耳目一新的历史画面。本书既有历史的高度，思想的密度，也有鲜活的细节，生动的文笔，可以给当今政学两界以多方面的启示。

其六是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也是一个出身河南农村的农家女儿。文学研究毕竟是通过分析、概括、解读别人的作品来表达，要传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就显得隔靴搔痒。梁鸿要越过这层阻隔，寻找更直接的言说方式。于是，她选择了散文，选择了纪实。当今的农民到底怎么生？怎么死？想什么？盼什么？梁鸿有亲眼的目睹，亲身的体验，不把自己对家乡、对乡亲们的关切写下来，说出来，内心不安。于是，她写出了这本《中国在梁庄》。她把自己的家乡放在当代中国的大背景下描述，让更多的人和她一起，近距离地感受当今中国农民的真实存在。她所钟爱的故乡，在城市化的历史的转型中人为地坍塌着，崩溃着，无奈地边缘化了。这是乡亲的痛，也是她的痛。她用一枝传神的笔，也触痛了我们，让我们久久不能平静。

其七是袁敏的《重返１９７６》（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月）。本书讲述的１９７６年发生的“总理遗言案”背后的故事。“总理遗言”表达了那个时代民间对当局极左政治的不满。编造者蛐蛐儿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年人。作者的哥哥和父亲在不知底细的情况下牵连其中，身陷囹圄，全家人都被卷入冤狱的阴影之中。虽然一两年以后他们都重获自由，但这段沉重的历史在所有当事人心上都留下了不散的阴影。蛐蛐儿既是反抗者，也是被暴力扭曲者和伤害者。作者超越了对历史黑白两极的简单评判，达到了今人少有的心理深度。看了此书，我才知道，袁敏女士先后作为图书和杂志编辑，能够推出韩寒的书、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胡发云的《如焉》等好作品，绝非偶然。

其八，梁卫星的《成人之美》（花城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１月）是近几年少有的真正能够激动人心的长篇小说。作者已经从事了近２０年中学语文教师工作，过去不曾写过小说，初次尝试，把他对教师、对学生、对学校、对社会的全部生命感受，都灌注进来，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小说以犀利的思想见长，直面惨淡的人生，体现了真正的鲁迅传统。２３年前，也是中学教师的刘心武，曾以《班主任》一炮打响，一度成为当代文学复苏的标志。梁卫星的《成人之美》问世于中国文学的又一个低潮期，可成为当代文学再出发的新起点。

我视野有限，必有许多好书我没读过。但以上几种，我是真心喜欢，愿意和朋友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