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中国老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金岳霖的变化最让人难以理解。一般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史的人，倾向于认为金岳霖的转变，外在压力是主要原因，这也是观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1949年后真实处境的一个基本思路。我们判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变，特别是他们在知识系统方面的变化，主要强调“一致性”，也就是说，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知识上的突变，要有知识变化的内在逻辑，转变不能让人无迹可寻，如果在短时间内简单否定个人一生所获知识的基本价值，大体不符合常识，因为简单否定自己的知识系统，意味着对自己智商的否定，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这很难认为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变化要求。
我们观察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权转移时的选择，留意情感和理智两面的复杂情况，比较容易走近他们的内心世界。理智是他们一生的知识系统决定的，而情感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整体，包括了相当丰富的个人经验和国家命运。具体到金岳霖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个人的情感经验和民族命运之间有一个很难跨过的局限，那就是他们成长时代的民族命运留给他们的记忆过于强烈，他们把国家统一和强大的事实，看成超越个人理智和情感的一种想象，一个经典的细节是1971年，听到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冯友兰、梁漱溟等都流下了眼泪。金岳霖和他们是一个类型的人。
胡适当年在美国，听到金岳霖的转变就很难理解，1952年，胡适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英译本写前言，特别举了金岳霖的例子，胡适的看法是，在外力下要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真正转变是不可能的。他说新政权“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的意思也是强调知识的“一致性”，他只能从外力压迫的角度理解金岳霖的变化。我认为判断金岳霖的变化，我们一定要注意他所生活时代的真实处境，抽掉这个背景，就容易不近人情，在确定有压力的基本前提下，再来判断他的变化，并从他的变化中看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内心的一些真实情感，这样似乎更合常理，也比较能注意历史的复杂性。完全的“压力说”，在解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变化时，难免会忽略他们内心的真实情感。
1955年12月9日，中央统战部为即将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交过一个文件，名为《在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运动中如何加强对高等学校老教师的团结改造工作的调查报告》，其中特别提到金岳霖思想的转变：
以北大哲学系主任金岳霖为例：金岳霖在学术思想上受罗素的影响很深，是我国旧哲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声望。他热爱祖国，但在解放前对我党深怀疑惧。他骂参加民主运动的教授说：‘共产党来了没有自由，中国都是你们这一伙人搞坏的’。解放了，共产党来了，他不断地‘发现了奇迹’。他说：‘人家却真能使自己所梦想的民族翻身变为事实！’‘这样的党，是中国从前所没有的！’于是，他的政治态度转变了，对我党由疑惧转为拥护，成为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这是他的第一个转变。但是，他‘并不因此就接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他在学术思想上仍然坚持唯心主义的观点，并且和先进的哲学工作者们经常发生公开的正面的争辩。正是在反复的争辩中他受到了许多教育，同时他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认真地阅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特别是学习了《实践论》，这时，他说：‘我思想上有个近乎突变的转变。两年中点点滴滴的心得，结合到《实践论》的学习，使我认识到旧哲学是形而上学的，根本是反科学的，而辩证唯物论是科学的哲学，它硬是真理。’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术工作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他的第二个转变。自此，他更努力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苦于不能摆脱唯心主义长期以来所加于他的桎梏，感到‘能学不能用’，对自己能否在思想上得到根本改造还有怀疑。思想运动的发动，使他增强了信心，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方向和前途。他积极参加思想运动，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进行认真的批判，基本上自觉地站到唯物主义这一边来，这是他的第三个转变。在思想运动中（至七月底为止）他共写了两篇论文，发表后都获得好评。他在讨论会上有些意见提得很中肯，当别人对他的文章提出批评时，他也能够比较虚心地考虑和接受，对于他所认为不能接受的的意见，他也直率地说明不能接受的理由。他比较重视年轻同志的意见，认为‘年轻人提意见单刀直入，你要不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他们决不放手，不像我们老年人提意见，蜻蜓点水似的’。在党和民盟的推动下，他对其它唯心主义毒害比较深的老教师，能够经常给予热情坦率的帮助，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目前在他身上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还很不充足和熟练，感到”战斗有心，武器不足‘；一是头脑中还有比较多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残余，不时还发生‘内应’。”（《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第26—27页）
这个报告中描述的金岳霖思想转变的情况，特别提到他转变中关于“民族翻身”的感受，应该说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中，这个感受是发自内心的判断，至于建立在这个判断基础上的对自己以往知识系统的简单否定，可能更多还是来自于外在压力，因为完全改变一个成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知识系统，在逻辑上一般是不可能的，这个观察还是胡适的判断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