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级的学生进校时，北大百年校庆刚刚落幕。南门外边那个矫揉造作的“倒计时牌”此时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但又不好马上拆掉，便不尴不尬地立在那里，就好比一个硬要赖在台上的过气明星，自讨没趣。对我们而言，不要说什么沙滩红楼的流风遗韵（比如“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就连老生们津津乐道的图书馆前的大草坪、大讲堂前的柿子林都已经无处寻觅了，取而代之的是图书馆新馆和“百周年纪念讲堂”，气派倒真是气派，不喜欢的人却也特别多，大概是因为北大人自由散漫惯了，这种堂而皇之的威严不大合口味吧。校方把我们称为“北大第二个百年的开路先锋”，结果使得大家都颇为自信，一开口就是什么“北大精神”、“百年传统”——我对这些东西却颇有些怀疑，“传统”和“精神”当然是有的，但它们真能历百年而不死吗？
一九九八级的男生多半住在二十八楼。这个楼的“掌故”是最多的，“文革”中曾被北大“地派”“井冈山”拿来做司令部，楼下边挖了好几条地道，八十年代的一些很著名的人物也曾把这里折腾得够呛，但现在一切都早已无迹可寻，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或许就是学校里的“自然法则”。女生住在三十一楼。这个楼从前的故事我不大清楚，但自从九八的女生进去后故事就不断了。最出名的是有一个大四的男生要追小师妹，每天晚上都跑到楼下弹吉他唱情歌，一直悲情到毕业，结果把全楼的姐妹（包括守楼的老太太）都打动了——但是除开他喜欢的那一个，最后那一夜很多女生都买花送给他。
我亲眼目睹了这个场面并因此对“爱”产生了深深的感慨。二十八楼和三十一楼之间是著名的“民主与科学”塑像，也不知道是哪位“后学”大师的杰作，反正没有谁看得懂。而我们之所以都知道它叫“民主与科学”也是因了道听途说；关于这个塑像有很多笑话，最经典的是——因为塑像的顶端是一个球状物——把它称作“民主科学顶个球”。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每到夜晚都会有很多小儿女在它周围享受爱情的甜美，而象我这一类“光协”的成员，一般都不敢在此时此地出没，万不得已要路过时也是“骇而疾走”，因为撞见的都是同一级的兄弟姐妹，虽然他们决不会因我的出现害羞，但我却受不了他们给我的“刺激”。不过，“德先生和赛先生”下的耳鬓厮磨其实也是一件颇具象征意义的事，有心的人抚今追昔，或许会“悲从中来”了。
许多人都哀叹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失掉了“人文精神”，失掉了激情和热血。我在北大就可以为这个话找到很多证据。现在的北大三角地满是些花里胡哨的海报，比如“诚征寄托男（女）高手”“哈佛博士征友（品貌端庄面容姣好1.65米以上）”“背词集中营三天搞掂红宝书”“考研串讲王长喜林代昭”之类的，看多了不免气馁。九八级的学生尤其“实用”得厉害。记得刚进校上第一堂高数课时，我们班就有几个女生就跑去问老师数学系的学生“出路”怎样有多大比例出国保研是否容易万一不成的话留京指标多不多，当时就把那个老头子吓得faint过去。
但是——或许您已经料到了这个转折——我还是想给诸位打包票：北大还是北大，北大就是北大，尽管经历了百年风雨，尽管闹出很多很糟糕的事，但她骨子里的那种精神气质还是在的。我的理由如下：
首先是“怪人”多。北大学生的狂是出名的。因为校庆的“广告效应”，九八级招进来了空前多的“状元”。大家从前都是威震一方的“腕儿”，现在自然也互不服气，一争论起来就没个完，有时候为了什么学术观点甚至可以打一架——反正伙食好有力气，而且打完了还是不服气。但有一种人大家都不得不服，那就是怪人。我宿舍里便有一位。这位老兄来自中国的苦寒之地，但是一年中倒有九个月都见他穿个拖鞋啪啪啪的满世界跑——自称最后一个“拖派”，也不怕冷。北大宿舍的条件非常糟糕，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床奇小，对北方大汉而言翻身都觉困难，但“拖哥”偏偏书多得没地儿放，堆了半床，结果晚上睡觉常常被倒下来的书给砸醒了，还以为闹了地震；当然久而久之也就安之若素了。
“拖哥”的“怪”自然不止是生活上的不拘小节，他主要的造诣在西洋近世哲学。只要见他抱着一大卷卫生纸急匆匆的冲出门去，腋下夹着的就必是康德的“三批”一类的书。良久，他才慢悠悠的踱着方步回来，脸上总是欣欣然有喜色，也不知是不是又到了什么“境界”。
文史哲三系的怪人最多，这三个系的空气似乎也更养人，哪怕貌不惊人的小女生也多半有一些足以入小说的“嘉话”。我认识的一个历史系的哥们儿，长得黑黑胖胖，胡子留得很长，而且喜穿长袍，搞得不伦不类，但是招摇过市，从来都自我感觉良好，也从来没有老师或是什么政工干部去过问。他学问也很好，大二已经发了四五篇论文，自称“可以评讲师了”。最近据说在搞唐代的职官制度，而且有阎步克先生指点，想来一定能闹出点名堂吧——我简直要由羡生妒了。
学生“怪”也就罢了，年轻人，放旷一点是自然的。偏偏老师里边的怪人也特多。比如汪丁丁，他的书多得很，文章也漫天飞，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大叫看不懂（包括他的同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海闻），因为他不光是喜欢讲经济学，而且哲学书读得多了点，文章写不了几行就奔康德、黑格尔去了。有一次我跑去听他的课，讲着讲着开始来“玄”的了，只见他一个人在讲台上激动得大汗淋漓，拼命在黑板上写呀画的，突然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你讲错了，然后走上去就指着黑板教训他，他听了一会，说，好，你是对的，现在请你来讲，说完就到第一排规规矩矩的坐好——当时所有人都呆了。
第二个理由是课堂上“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自由风气还在。我的老师王联先生，以前做过全国闻名的“九二国政班”的班主任，评过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照理说应该“纪律严明”了。但是王师上课决不点名。有一次他说：“点名是不可能的，那是破坏形象的事。”学生们大笑，他却一本正经——因为这确实是真话。在北大，老师，哪怕最年轻的小讲师，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名士的派头，靠点名来约束学生只说明自己没有魅力，当然也就会“破坏形象”了。
如果读过“余永泽”的《负暄琐话》，那一定会对那些拒绝批阅试卷的老先生仰慕得不得了。其实北大现在还有这样的遗风。某学院（为了避免教务部去追查，此处不便言明）九八级的班主任曾经要求学生把自己希望得到的分数写在试卷上，开始大家不知所云，只好随便写了一个数字，结果这真的成了他们最后的分数。或疑为天方夜谈，但我保证：童叟无欺！
随便举两个亲见亲闻的例子也就足够了。这起码说明了几点：北大的老师是尊重学生、信任学生、爱护学生的；北大里边“分数”是个次要的东西，学生有充分自由的发展空间，可以选择自己爱听的课，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北大是培养生气勃勃的“人”而不是什么死木头的（哪怕是“材”）。
当然，我不否认北大存在的堕落、媚俗、无聊甚至无耻，但是我依然愿意把那些我以为代表了北大“校格”的东西写出来给大家看。我想九八级的兄弟姐妹们都会一样，毕竟北大第二个百年的历史是由我们开始写的。我们没有资格隐讳什么，但我们有义务传承什么，有责任呼唤什么。在所谓的“新千年”来临之际，我绕过大讲堂前喧嚣的人群去看蔡元培先生的铜像，发现蔡先生面前有好多鲜花——我流了泪。我总想，我们血管里流淌的是一种蓝颜色的液体，那是春暖花开时未名湖水的颜色，那是贵族的血，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