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全球化理论开始在泰西诸国引起热烈的关注，几年后流布中土，很快成为一时之显学，稍稍耳食西学者皆言必称“全球化”，由此诞生的数量惊人的论文成果更似乎足以证明中国学术的昌明与繁盛。和当年的“老三论”“新三论”或者“现代化”不同的是，“全球化”西学东渐的周期不再是几十年而是短短几年，所以有论者感叹，“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全球化的绝妙注解，它表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它无情的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俞可平：《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视角》，《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翻检中国学界对“全球化”所做的讨论，基本上可以归于以下五个子题中：
一、到底什么是全球化？
二、除了经济之外，政治与文化也存在全球化吗？
三、全球化首先体现为民族化还是某种普世化？
四、全球化对于中国以及其它所有相对于the west的vest国家而言，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五、全球化对于社会主义（包括宣称仍然在实行社会主义的几个国家，也包括走中左路线的、在某种意义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西欧社会福利国家）的前途具有何种意义？
带着这五个问题来重读《共产党宣言》，我想我们会发现，老祖宗那里是有答案的——当然对这个答案可以认可，也可以不认可，但这是另外的事情。
二
我觉得，最精辟的“全球化”的定义，就是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所称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或者是德里克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世界历史的抽象”。
在全部的历史中，人类实际上只经历了两种经济形态：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和以资本扩张为特征的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划分的五种社会形态，就其根本而言，都是依附于以上两种经济形态的。就社会主义而言，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可以搞，但是自然经济天生是排斥任何发展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扩张兼并，导致贫富分化，导致无法“计划”，最终瓦解自然经济本身——所以我们出现了几十年的“穷过渡”(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盛衰的“周期律”即是这种观点的明证。此处虽不能展开论述，但是我初读金观涛夫妇的《在历史表象背后》、接触有关史实时所受到的震撼至今仍然记忆如新。尽管可以嘲笑金氏当时根本不通西学，可以批评“超稳定结构”说没有扎实的考据基础，但是我还是认为他们发现的是一个“真问题”，哪怕没有做出“真学问”)；而市场经济要求发展，要求竞争，要求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和市场，在这个基础上也可以搞社会主义。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解释邓公“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的论断的合理性，才可能明确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
近代历史上，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中世纪的田园生活迅速被“羊吃人”的市场经济吞噬。市场经济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所以也就没有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那一套。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当国内的“变革”（也就是榨取剩余价值）达到极限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和防止社会革命，资本母国便向其它外围地区扩张，工业生产成为了世界性的运动，“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从而“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些精辟的论述，正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世界历史的抽象”也即全球化的最好概括。而这个发轫于17世纪英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在苏东集团崩溃后达到了极盛（今日多数学者所乐道的“全球化”，其实仅仅指最近我们所观察到的这一波全球化浪潮，而本文既以《共产党宣言》为关注对象，所讨论的自然不局限在当下的阶段）。
全球化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运动（在宏观层面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什么“纯粹的经济现象”，我甚至因此认为，微观经济学可以成为科学，而宏观经济学根本只是假说），资本所到之处，除了廉价的呢绒和坚船利炮之外，必然还有传教士和“基督的福音”。《宣言》里边即明确提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既然是“精神产品”，那么西方“资本母国”就可以凭借其强势地位，取得政治文化的话语霸权。最近也是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在2000年挑头召开了有107个国家参加的"世界民主大会"。大会在6月27日通过了《迈向民主世界共同体》的宣言，“确认”民主制适用于全世界，并确定了衡量民主国家的世界统一标准。宣言的签署国“决心联合起来推动和加强民主”并“确保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得到巩固”。会议讨论了在联合国机构以及其他相应的国际机构内设立民主工作小组的问题，决定将来要促成联合国设立这样的专门机构，与会国还决定在2002年召开第二届民主大会——真是“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倒是法国人对如此“宗旨”提出质疑，认为美国有把民主制造成一种“宗教”并且强迫所有其他国家改信这种宗教的倾向(转引自潘维：《民主迷信与政体改革的方向》，http://news.163.com/editor/001106/，注解1)。民主成为“世界宗教”——这正是政治文化全球化的一大关键。
三
全球化造就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和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把原先仅有松散联系的各个地区“结合成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同时，伴随着资本从市场化水平高的中心国家向仍然保留着大量自然经济残余的外围国家的扩张，导致“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就必然产生依附与反依附的矛盾，外围国家的挣扎和反抗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民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正是全球化过程的产物，正是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打破了“一切的万里长城”，给我们这个原本是“一盘散沙”的古老国度送来了“民族国家”的模式和“民族主义”的理想，是西方资产阶级把他们“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强迫的教给我们，“现在却对准（西方）资产阶级自己了”。因此对于前述的第三个问题，《宣言》的答案也是明确的：全球化既体现为普世化，又体现为民族化，而“首先的”应该是民族化。
或有论者提出反对，认为以上的解释已经与现时代追求“国际标准”“国际规范”“国际合作”的潮流不符，新的一波全球化浪潮似乎正在打破民族国家的壁垒，很难说清“国籍”的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而且具有普世意义的“国际主流”已经成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但我以为，此中原因其实正可以借用钱钟书先生论诗的名言来解释，“亦步亦趋是模仿，反其道而行之也是模仿”——“反其道而行之”是民族主义，“亦步亦趋”未尝就不是民族主义。象中国这样的国家追求“与国际接轨”，在我看来，潜台词就是要改变外围的地位，进入“资本中心”，根本的动力仍然是民族国家的利益。而所谓的“国际社会主流”，说得好听，其实大家都明白那不过是某种霸权的代名词。
全球化对于非西方国家的意义，正可以参照马克思在《英人在印度的统治》中所提出的殖民主义的“双重作用说”：一方面固然有破坏，而且是残酷无情的破坏（这一方面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印象，以市场标准和利率准则为最高依据的国际金融投机可以在极短时间内使一国经济倒退十年），一方面却也带来了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制造了新的发展机遇。近代历史上大国的崛起，无不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完成。最初惟有英国一国占据了中心位置，即便强大如法国也不过是为前者提供廉价葡萄酒和谷物的农业国，但是到拿破仑时代，觉醒了的法国抵制住英国资本的侵蚀榨取，赢得工业国的地位，成为了中心中的一极，而之后的德国、美国，乃至今天实际上主宰世界的“七国集团”中除英国外的全部成员，历史上都曾经是“外围”中的一员。它们成功的事实证明，全球化的每一次发展浪潮，对于外围国家而言都是巨大的机遇，我们也可以预料，“21世纪还会有新的民族国家通过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强力抵制而崛起为新的资本辐射中心” (张文木：《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118—119页)。换句话说，正是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相互作用，成为了近代以来霸权兴衰、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
四
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似，仍然是全球化的伴生产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已然昭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全球化”特征。此处我们尤其希望讨论的是，在福山之流已经宣布“历史终结”的今天，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主张已经俨然成为“宗教”的今天，到底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大、深入，社会主义到底是彻底销声匿迹还是走向复兴？
德国左派学者约什卡·费舍对西欧社会福利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类国家比苏联帝国更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的危机与作用进行了探讨（参见张世鹏：《社会福利国家是否过时——德国学者费舍著文探讨福利国家的作用与危机》，《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实际上他的结论也可以用来回答上述的问题。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资本主义阵营的自相残杀和工业化时代大规模的群众性贫困导致了严重的社会解体，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罢，西欧式的社会福利国家也罢，都是对此种空前的社会危机的应对；而社会主义也确实发挥了社会一体化的作用，建立了卓有成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经济的良好运作，也促使资本主义各国汲取社会主义的经验，推行宏观调控和社会改革。尽管社会主义出现了危机（对于社会福利国家而言，一是结构性的非周期性的失业，二是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形成破坏了民族国家在本国范围内的宏观调控能力，破坏了国内传统的团结互助关系），但是只要进行改造还是有前途的。
确实，只要自由与平等之间，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紧张还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即便“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知识经济”的资本主义也根本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两对矛盾——《宣言》中所描述的那个“幽灵”就仍然要继续游荡。历史没有也不会终结，人类对于自足的终极目的的追求还未有穷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