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生于1919年，在他幼小的时代，光华四射的“五四”已渐渐退潮，他没有踩上“五四”的尾巴，虽然他喜欢自称是“五四后期的人物”，其实准确地说，他不过是“后五四时期的人物”。在他处于精神成长中的三、四十年代，离“五四”已远，他是西南联大孕育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他开始思考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命运，他的身上一直有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是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产物，怎么评估他求学7年之久的西南联大对他的影响都不会太过分，那是他思想之旅中最重要的一站，他的精神底色大致上就是这个阶段打下的。在他看来，西南联大汇集了“五四”一代的精华，那里的校园风光就是一个小型的“五四”，对当时中国大西南的影响，也是一个小“五四”，他本人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心灵的鼓舞”，多少年后回忆起来还是那么美好，他不是无根的飘萍。他的人生追求从对逻辑学的热烈向往起步，然后踏上执笔论政之路，并以他在《自由中国》半月刊的那些炽热文字赢得声誉，最后又回到学术的殿堂，即使身处逆境，贫病交加，他始终守护着“知识的庄严”，他死于1969年，与海峡这一边的另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顾准晚年的命运有许多相似性。他死的时候，只有50岁，正当学术生命的旺盛期，他的肉体生命就被折断了。

殷海光的悲剧命运，以及他在20世纪中国走过的道路，都令人叹息、令人深思，近年来，随着他的著作和有关他的著作，不断在他最终未能回来却从未忘怀过的故土问世，他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影响了台湾社会转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已在许多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读者心中定格。他常说自己“没有机会享受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不过，他生前应该想得到，总有一天，当人们蓦然回首，会重新发现他的存在。复旦大学教授章清的新著《思想之旅——殷海光的生平与志业》，让我们有机会再次重温殷海光的心路和他奋斗的全程，还有他亲身经历的那个可以歌、可以哭的大时代，放在整个历史的三峡中，这个“大时代”至今还没有收尾，殷海光这个独特的个体生命的意义也正在一点点显现出来。

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青年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主笔任上，曾发表过一些尖锐批评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现象，诸如《赶快收拾人心》等文，表现过对时局的忧虑和急切。他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前后经历了几次变化，从坚定的拥护者（西南联大的“右翼学生”）到怒其不争的批评者，最后在台湾岛上，他终于与这个他寄托过希望的权力集团彻底分道扬镳。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就是《自由中国》执笔和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的阶段，他那些犀利痛快的政论代表了一个时代，曾引起广泛的共鸣，穿过了台湾岛上阴郁的50年代，直到1960年雷震锒铛入狱，他与《自由中国》另外两位主要撰稿人夏道平、宋文明毅然发表共同声明，愿意为自己的文字承担责任。在台大校园里，他更是一位受欢迎的老师，在学生陈鼓应的印象中，他的讲课不如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不如他的聊天，他的聊天不如他的演讲，他的演讲灵光闪闪，理性中带有浓厚的感性色彩。不过他所以成了台大学生心目中的一块“精神磁石”，主要不是靠演讲，而是他的人格魅力，他树立的人格标杆，他代表的道德力量，对年轻一代富有强烈的感召，不光是哲学系，还有历史系的许多学生都将他视为精神偶像。这一切当然都是当时国民党当局所难以容忍的，1966年，他们以种种卑鄙的小动作迫使殷海光离开台大，他失去了他赖以安身立命的职业和能够影响青年学子的直接渠道。

政论的浪花消歇了，学术的晚潮卷过殷海光生命的沙滩，他最后的三年，身处连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的逆境，依然没有意气消沉，他的学术关怀、文化关怀和现实关怀是相呼应的，他从来没有把学术当作自我娱乐的方式。即使病魔袭来，他也含笑面对。故乡湖北黄冈的山川人物勾起他温暖的记忆，西南联大的师友让他感叹时代的沧桑，他尤其忘不了金岳霖老师，尽管海峡隔断了他们的音问，但这一切都萦绕着他生命的晚年，和哈耶克、波普尔一起陪伴着他那些寂寞、凄凉、未能免于恐惧的时光。当雷震被捕时，他在公开文章中曾引用《圣经》的话“为义受难的人，有福了。”我也想对殷海光说：为思想受难的人，有福了。他留下的遗言说，他的墓碑只要刻上“自由思想者”几个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