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殷海光本名福生，湖北黄冈人，他自称“后五四时代” （post?May?fourthian） 人，是上世纪下半叶中国自由主义的中流砥柱，一位特立独行不见容于世的悲剧思想者。

殷海光早年即对逻辑与哲学深深着迷，高中二年级十七岁时即翻译了《逻辑基本》一书。1937年“七七”事变后，殷海光于次年进入昆明西南联大就读，师从金岳霖，1949年到台湾，在台大哲学系任讲师，几年之后升任教授。殷海光演讲逻辑透彻，广博清晰，激情洋溢，赋予魅力，以至他在台大的演讲总是挤满了听众。学生们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不但有学问，而且有自己的思想，同时待人又非常热诚坦白”。自此，台大哲学系遂成为中国自由主义在五、六十年代的思想重镇，他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青年最崇拜的精神领袖、抗暴旗手、民主斗士、启蒙大师，哺育了一批英才，对台湾的思想变迁乃至社会、政治变迁都产生了奠基性的影响。

1949年11月，殷海光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任编委兼主笔。这个杂志的发行人虽为胡适、雷震，因胡适不在台湾，雷震以负责行政事务为主，灵魂人物却是殷海光。每有文章，人皆瞩目。他用言论、思想给《自由中国》杂志导航，使该杂志声望日隆。在这段时期，殷海光对于现实政治极为不满，不断与国民党威权政治发生激烈的言论冲突。在雷震因组党被捕、《自由中国》被查封的“雷震案”爆发不久，为减轻其发行人雷震先生的所谓“罪嫌”，殷海光不顾个人之安危，与友人共同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大义凛然，共同承担言论责任，在黑云压城的危急时刻，凸现了他的嶙峋风骨与道德勇气。

殷海光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最初是从逻辑实证主义切入的。在求学于金岳霖期间，他对数理逻辑、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以及社会学理论下过相当大的功夫。因此，对于罗素一脉的自由主义曾经相当服膺。同时，他以五四的传人自诩，也曾是反传统主义的中坚人物。这是他大半生信奉的思想主轴。但是这一思想倾向，在其晚年，有了一些转变。他在回答他人自己何以致此时说：“人的思想是有阶段的，而且是会转变的。我之所以转而喜欢中国文化，有四个原因：（一）从思考反省中所得的了解：中国文化对于生命层域的透视，对于人生活动的安排，我渐渐地有较深的认识；（二）从生活的经验中体会出来的：回味以前的乡居生活，这种生活给人带来清新、宁静、幽美、安然、自在--这才是人的生活，才是人所应过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产生中国文化的根源；（三）我受了Eisenstadt,?Parsons等人影响；（四）最近受了张灏和徐先生的刺激，引起我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番思考。”（《春蚕吐丝》，陈鼓应编，增订版，页86） 殷海光临终前，东海大学的徐复观去看望他，他对徐承认自己以前的某些说法不对。后来甚至在信中对徐复观这样说“相识二十多年来，先生常为海光提到时厌恶的人物之一，但亦为海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这一自白，呈现出殷海光为人的坦荡胸怀以及服膺真理的气度。

殷海光对于中国自由事业的影响，与其说是思想理念方面的，不如说更重要是在其人格风范和道德勇气上。他的政论发言权被剥夺，专书被禁，出国权利遭褫夺，但他的凛凛风骨，他的悲剧抗争，他的责任担当，他的满腔热诚，使他在台湾成为自由主义的殉道者和理想标杆。

二、

在某种意义上，殷海光与徐复观之间的戏剧性关系，象征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价值（特别是儒学）之间的分分合合的戏剧性关系。

由于自我认同为五四传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胡适、鲁迅等人一样，殷海光对中国传统是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但是，离开了书本，殷海光通过自己一生的经历，深切体验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指出，中国版的自由主义与西方原版的自由主义不可能一样。像西方自由主义者那样的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真是少之又少。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至少必须具有独立的批评能力和精神，有不盲从权威的见解及不依附任何势力集体的气象。他批评胡适本人及胡适以降的知识份子，思想根基浅薄，心智麻木，失去了独立思考的判断力，缺乏道德勇气、担当精神和批判精神。殷先生为什么要对赋有浩然之气孟子倍加赞扬，原因即在于此。殷海光晚年愈来愈认定：孔仁孟义所代表的道德价值，是传统儒学与自由主义重要的相契之点。所谓中国自由主义者如殷先生举出的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吴虞、胡适、吴稚辉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乃在于他们得了资源匮乏症。

殷海光晚年思想转向最重大的意义，是启发后人思考自由主义与传统思想资源的关系问题。他说：“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自由主义要如何沟通？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的深思。”这虽是他在临终前正式提出的，然而关于类似问题的反思，我们亦可追溯到1965年。殷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批评五四以来影响甚巨、附和甚众的陈独秀的议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殷先生说，类似影响大的言论不一定正确。“一种言论如因合于一时一地的情绪偏向和希望而形成了所谓'时代精神'而被普遍接受，那么错误的机会可能更多。这类'时代精神'式的言论，等到时过境迁，回顾起来，加以检讨或分析，往往发现是'时代的错误'。“我现在要问：如果说必欲倒孔才能实现民主，那么西方国邦必须扫灭基督教才能实现民主。但是，何以西方国邦实行民主和信奉基督教各不相伤呢？我现在又要问：如果说必欲反对旧文学和艺术才能提倡科学，那么现代西方国邦科学这样高度发达，是否同时停止究习古典文学和艺术了呢？”殷指出这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考在逻辑上完全不通。他又说：“也许有人说，基督教义与孔制不同。基督教义涵育着自由、平等和博爱，所以容易导出民主政治。孔制里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无从导出民主政治。因此，中国要建立民主，必须排除孔制，另辟途径。我现在要问：孔仁孟义，再加上墨氏兼爱，为什么一定不能导出民主？”这是对整个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天问！

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现代课题，不是对中国传统的全面否定，而是对传统创造地改进。 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间、道德社群而言；就消极自由层面的分权、制衡、监督机制和积极自由层面的道德主体性而言；儒家和传统诸家都有可供转化和沟通的丰富的精神资源。

1966年12月1日，殷海光在给林毓生夫妇的信中无不悲伤地说：“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份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份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这是殷先生个人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时代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