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

在《殷海光书信集》出版以后，我就辗转接到殷师母夏君璐女士在先师海光先生逝世后不久，托人带至香港友人处存放的，历年来我写给殷先生的书信。当时看到了这些信，真是百感交集。最初一封是二十多年前，在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在狮头山上海会禅寺中读书时写给他的。竟然经殷先生生前妥为保存，又经殷师母费心与殷先生的其他来往函件一起送到香港。我对此信早已忘却，现在原件居然又寄回我这里。二十多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殷先生逝世已经十年有余，世事与国事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而我自己也早已进入中年；但，在大学时代跟随殷先生那几年的读书生活，现在回忆起来，却仍历历如在目前。当时虽然对于身边所见之种种，深致愤慨，然而，精神却是无比昂扬与奋发的。主要是因为：在思想上，受到了殷先生的启蒙，看到如何进展的远景；而在精神上，受到了殷先生那种特有的道德力量与精神力量的震撼，自然怀持着一种使命感，深深地觉得应该为苦难的中国尽一己之力。因此，青年人所易有的忧郁与寂寥的情怀，虽然有时也曾来袭，却从未占据自己的心灵。

一九六〇年我离台来美，转瞬已二十年。羁旅异邦，心情是寂寞的。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九年，殷先生给我的信可说是在羁旅生活中得到的最大的鼓励与支持。殷先生的信都是挂号寄达的，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有时中午或下午从外边回到宿舍，看到来自台湾的挂号信通知单，便知道一定是殷先生的信到了，心中立刻感到无比的高兴。马上放下别的事，骑脚踏车到邮局签字把信取出。先在邮局中打开匆匆看一遍，然后骑车回到校园中，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再看一遍，晚上吃过饭，往往会看第三遍以后才开始读书或写作。

我在一九六四年，因先严的身体不佳，而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一部分也可在台湾进行，刚巧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师所推荐的奖学金可由我自由运用，并未限制要待在芝大，遂返台住了半年。因此，得以与殷先生重聚。在台期间，殷先生时常邀我到他府上吃饭，每次只有我们师生二人，师母与师妹并不上桌。师母在厨房忙，师妹则负责端菜。每次我跟殷先生说，请师母与师妹一起来，他总是笑着答道：“她们忙，让我们先吃。”我提了几次，但毫无动静，以后也只好不说了。殷府的菜肴，鲜美而不奢，没有酒。往往我们刚开始吃了不久，就大讲起学问与世事来；每次我讲到他赞许或会心的地方，他就用筷子夹一块好吃的菜放在我的盘子中，以示奖励。这使我忆起大学二年级最初跟随殷先生读书的时候，因为有许多问题要请教，问他是否有时间详谈，他约我在寒假期间每礼拜四下午两点钟到他家去。那时他与师母住在公家配给《自由中国》杂志社的宿舍内，与另外一家人合住一幢房子。他与师母的房间是一进门往右走，大约只有七八个榻榻米大，白天是书房兼客厅，晚上把被褥从壁橱中拿出，铺下来就睡在地板上。他的家虽然很小，但收拾得窗明几净，令人觉得甚为舒适。那时，师母正怀着尚未出世的文丽，每次我来，她把红茶或者咖啡冲好以后，就出去散步，我们师生便开始对谈。当时我问到或讲到他赞许或开心的地方，他便把放在桌上从“美而廉”买来的小点心拿一块给我吃，我只得一边吃一边讲。那是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学年度寒假里的事情；当时大家都非常清苦，很少吃到如此精美的点心。这样的师生论学之乐，虽然事隔二十多年，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能清楚地记得。

和殷先生谈话是人生难得的境遇。他那低沉而富磁性的声音说起话来，隽语如珠，灵光闪闪，偶杂含意深邃的幽默突梯（但从未为说笑话而幽默），在辞锋犀利的分析中夹带着道德的热情与对中国和世界的关怀。他与学生相处，一向坦诚相见，和蔼若朋友然；但，与殷先生接触，无论过从如何亲密，彼此之间总有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距离感。殷先生是属于五四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为中国的思想革命贡献了一生，与师友学生交往也是站在这一个“公”的前提之下进行的。他欣赏或憎恶一个人，是与他觉得这个人对中国的前途是否已经或可能有所贡献有关。殷先生生活格调高，道德想象深远，感情真挚而丰富，和他相处，自然会感到浓郁的人情味和“奇理斯玛的”（charismatic）震撼。不过，这一切皆因彼此志同道合之故，极少有个人“私”的成分。相反的，当他发现某人言行并不是根据他的了解所想象的那样，他便不能不视情况之严重性而与之疏远或断绝往来了。殷先生一生绝不是没有可以批评的地方；但，他于生活与理想之间，求其一致的努力，所显示的光风霁月的道德境界，是令人景仰的。

殷先生逝世至今已经十多年了。现在每次想到再也见不到他，再也不能和他一起讨论学问、品评人物，再也不能接到他的论学感怀的长信，内心深处所感到的空虚与悲哀仍与在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夜里于麻省剑桥听到他逝世噩耗时一样的强烈。像殷先生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再找到了！

自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接到我写给殷先生的许多封书信以后，心中不时浮起把我们的通信编辑出版的念头。但，由于我的工作甚为忙碌，以及其他种种思虑，这桩事竟然拖延至今，一晃儿，已经是四年多了。去年，台湾出版界热心人士出版了印刷精美的《殷海光先生文集》上下两册。我为纪念他逝世十周年，也曾在八月中旬写就《在转型的时代中一个知识分子的沉思与建议》（后经《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在十一月廿四与廿五两日连载发表，现已收入拙著《思想与人物》），就殷先生一生关怀的自由、民主、法治与中国文化的前途，提出了我目前的看法，希望能在思想内容或论式转折上，推进一步。现在为了追念过去跟随殷先生读书与论学的生活，以及其他的一些意义，决定把我们之间历年来的通信编辑发表。

正如看过我的中、英文论著的读者所知，我现在的思想内容与思想方式和殷先生的论著所显示的，有相当的不同。（但，与殷先生为自由、民主、法治奋斗的志业，在大方向上则完全相同。）另外，当重读我写给殷先生的书信以后，发现现在已经不能同意我在一些书信中的见解。例如：Clyde Kluckhohn（克莱德·克拉克洪）的文化相对论，我在大学时代接触之后，心中颇为兴奋，可说当时是经由他的著作才渐渐进入人类学理论的领域；但，现在从波拉尼（Michael Polanyi）的知识论的观点去看，发现Kluckhohn的理论相当肤浅。另外，在抵美以后最初写给殷先生的几封信中，对有卓著成就的西方社会科学家们，动辄冠以“大师”的头衔，这反映了当时颇为西方社会科学所提出的种种“系统分析”所震慑的心情，而这种心情也意味着对当时国内支离破碎、迂腐而顽固的学术界的反抗。但随着时间之流逝，心情也渐趋平静，我同时也逐渐研读了一些哲学、文学、神学与倾向人文的史学的典籍，发现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因受到基本假定的限制，对人间事物的了解实在是有限的。我在这里，无意否定西方社会科学应有的地位，但要提醒大家：在攻读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之时，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被其术语（jargons）所眩惑，同时我们要探讨它的基本假定与表面上看去颇具系统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当然，在我们研读人文学科的著作时，也要应用这个态度。

然而，现在在这里既是发表过去的书信，当然要存真。唯一要求读者的是：请注意每封信撰写的年、月。信中内容表达的，是我当时写信时的思想与感受，并不一定与我现在的思想与感受完全相同。我的思想内容与思想方式的改变，是在大学时代以后，近二十年来读书与思考的结果。不过，我的思想基本取向则始终未变。二十年来，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可说是在极不稳定、极为浮泛、上下翻腾的情况之中。从右至左（甚至从极右转到极左—这两者之间，距离可能最短）、从左至右、从中间转到偏左、从中间转到偏右，各式各样的转变都有。与这些形形色色的思想转变相比较，我的思想取向，从大学时代受到殷先生的启蒙，开始服膺理知的自由主义以来，至今一贯未变。这一点我想是可以告慰先师在天之灵的。

自由主义在西方正面临着许多危机，此处无法细述；而它在中国是否能够逐渐实现，实在地说，一向相当渺茫。因为每个时代反自由的力量往往大过促进自由实现的力量。自由主义认为个人是一不可化约的价值，所以不可化约为别人的工具。这种人的尊严，必须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有了人的自由，才能有人的尊严。为了保障人的自由与人的尊严，则必须建立民主与法治的制度。这些，只要我们根据理性与爱心确认它们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就不能说它们不是我们的理想，除非我们愿意自相矛盾。不少中外知识人都会犯一种毛病：在理想屡受挫折、悲愤填膺、痛心疾首之时，便怀疑自己的理想之正确性；然后，不是找寻一大堆理论彻底毁灭自己的理想，便是变得玩世不恭，或投身至一套假理想以补内心之空虚，或变得心灰意懒、百事消沉。事实上，这些现象往往是，自己的罪恶感—因承担不了自己的理想—而导致的精神分裂。然而，真正的理想向来是很难实现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应斥之为孤高；既然找到了终极关怀，自然可以安身立命，择善固执。何况，维护自由的民主与法治的实现，实质地说，是一程度问题。只要真心觉得它们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我们就应该不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能做多少，是多少。这不仅是为了保持自己思想的完整性，从实效的观点来看，只有执着自己的理想，才有希望切实找到它的某种程度之实现的方法与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