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特殊的、关键的时段，为人类，特别是为中国人做了他们自以为是应该做的事。而他们身后可以留下"不生不灭"的是，表现在他们和我们身上的人类的向善之心与人类追求公正、正义与和谐的美好愿望。
蔡定剑走了。
四天前，我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中央党校的蔡霞、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的刘晓楠去305医院看他，"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只不过为推进中国的宪政、民主……"，蔡定剑这些话，使几年来一直和他一起工作的刘晓楠泪流满面。
今晨，收到短信--蔡定剑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离我们而去。
蔡定剑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在此之前，他曾长时间任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级别不算低的官员。
被称作知识分子，而自己也以知识分子自命，我们这一代人有着特殊的经历：
在整体的世界已然形成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封闭起来。我们这一代人，在这种封闭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被动员起来，参加运动，上山下乡、去工厂当工人--如我即有8年在农村务农，4年在工厂做工人的经历，或者是入伍从军--如蔡定剑即有在军中服役的经历；当国门重新打开，在开放、改革中，又历阅了种种世事变更，沧海桑田，尝使我们感慨万分。
而在中国，在这番经历之后，仍能持续思考，终成知识分子的人，所面对、无可回避的问题，就不只是一般的人、家庭、族群、人类，以至是国家如何，而首先是自己过去的言行思想，有无错处？我认同这样一种说法：知识分子就是一些对现实社会做批判性思考的人；依凭良知，不因循苟且，有所敬畏，重学问，而绝不以"学问"谋生。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种认识：中国自告别传统社会，结构改变，至今150余年，清季以降，内部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叠加而成的危机与外部的挤压，致发展步履艰难；外寇入侵、内部战乱，加之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又为上世纪中期独特的总体性社会形成提供了条件，当再度开放，主动推进现代化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遗产的负面影响，导致发展的路径依赖，致经济高速增长而社会中利益关系严重失衡。
当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当中国确定了法治国家的目标，在人们已分化为利益、主张不同的人群时，惟有宪政能够同等地认可、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形成社会、政府和市场间的制衡，以使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和谐，成一种互惠共生的景象；以使中国走向发达--我想，这种认识，就是蔡定剑和我，和其他一些人，能够长时间地交往、合作的基础。
但要使中国走向宪政又是不容易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遗产在结构上和观念上都会表现为阻碍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十七大报告）的"体制机制障碍"（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而发展的路径依赖又使新的利益格局已然形成，强势者暴敛强夺而连些微小利也不肯让。三十年来，在市场、法治、人权、宪政尚未经当政者确立为既定方向和价值选择、制度选择时，持此种主张的知识分子大都曾感受到压力。而转型中，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盘根错节的纠葛与日益增多的社会冲突无法通过制度化的路径化解，又使人际关系冷漠，相互猜疑戒备，整个社会日益情绪化，坚持理性思考，不主张采取过激的或者是极端的行动的知识分子，又会有一种不被公众理解、信任的感觉。我想，由此而生的孤独和无奈，蔡定剑也不能免。不惧上，不媚俗，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将自己的所想通过言说贡献于人类，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品性--一种在今天的中国，较为缺乏的品性。先贤有言："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廷，时穷节乃见，一一写丹青"。作为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第一要义当然是要好好活着，善待自己的家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旁人，但又要有担当，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面前，能尽责任。我想，蔡定剑应是做到了这一点。
我所知道的蔡定剑，作为知识分子，谦和恭谨而有原则。上世纪初，我就看过他中国人大制度研究方面的著述。十年前，我们又都关注立法和决策的公众参与，先是他在制度设置方面的一些建议对不少地方人大都产生过影响，后来，我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做模拟立法听证，他也来参加。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草拟的《立法听证规则》、《行政听证规则》和《网上多政府机关协同听证办法》三部立法专家建议稿中，可以找寻到我们多年讨论辩争的轨迹。2001年我应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政府劳动部之请，为中国加入国际劳工组织111号公约--即《反就业职业歧视公约》作法律评估，后来，蔡定剑也在宪政研究所开展了"反就业歧视项目"，邀我参与，他邀请大学、研究机构和多个党政部门的诸多专家参与研究，共同完成了《中国就业歧视现状和反歧视对策》等100余万字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自2005年以来，在研究的同时，组织学生深入社会，在招聘会现场进行宣传，开展地方人大反歧视立法培训，和《法治周末》、《南方周末》等一起推进记者的反歧视报道培训，至2008年、2009年、2010年又持续进行"当前大学生就业歧视现状"和"公务员招考中的就业歧视现状"调查，2010年9月，又召开了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妇儿工委、全国总工会、最高人民法院和大学、研究机构及民间组织参加的"推进就业机会平等经验和方法讨论会"--这时的蔡定剑早已在重病之中。
蔡定剑还自2006年至今推进"公众参与制度研究"，我也是一系列的研讨会和工作会议的参与者之一。蔡定剑选择从城市规划、公共预算改革等方面推进公众参与，在海南、上海等地和政府进行了有价值的尝试。
蔡定剑是一个宪法学学者，这几年来，他发动组织召开了"十七大与中国政治发展理论讨论会"（2007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十年反思与前瞻研讨会"（2008年）、"中国宪政前景理论研讨会"（2009年），是一个当之无愧推进中国走向宪政的研究者和行动者。
我和蔡定剑之间还有一项在学界少为人知的合作，蔡定剑崇尚民主，重视选举制度的研究与践行。2008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中国政府卫生部以蔡定剑为中国全球基金项目国家协调委员会选举首席顾问，试图改进这个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全球基金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倡导建立的为帮助发展中国家防治艾滋病、疟疾、结核病的筹资机制，至今中国已从中获得了十几亿美元的资助。在中国全球基金项目国家协调委员会的17个有投票权的成员中，按规制，除党政机关、企业、国际组织外，应有一个来自民间草根组织，一个来自感染者。但在中国， 公民的结社权难以做实，遂至草根组织和感染者代表的选举屡生争议--蔡定剑邀我参与这项工作，我与蔡定剑约定，我只是提供建议（通过一起讨论和在事后提供书面建议），而他采纳哪些，不采纳哪些，不需要告知我，更不需要陈述理由。我想，在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坚持己见和认可别人和自己不一样，在时间有限，不可能充分论争的情况下，这真不失为一个办法。保持距离而又相互尊重，于是，就有了我和蔡定剑在当年长达数月的合作。当时，参与工作的还有政法大学的王建勋，及苏楠。
一年多以前，蔡定剑病了。我们都已知道他最后的时间有限了，他仍忙于工作。2009年12月的"中国宪政前景理论研讨会"是在他病状已非常明显时召开的。从国内各地，甚至是从国外前来赴会的学者既是认真地探讨中国宪政这一关系人类发展的世界性重大问题，也含有与蔡定剑告别的意味。2010年9月的"推进就业机会平等经验和方法讨论会"是在他的病已十分沉重的时候召开的。他仍全力工作，其间，还与我谈到预备在年底开的会和明年的计划，第一天会后的晚间，甚至和我为修改"推进就业机会平等倡议书"，一直工作到11点钟。
已经步入人生最后时刻的蔡定剑，那种平静、认真的生活态度和工作精神，感动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实际上，朋友们在此前后已多次和他告过别了。2010年3月21日是一次，倡议者提出：在治疗逐步失效，蔡定剑身体还比较稳定的时候，为他举行一次小型的聚会，"希望好朋友们聚在一起，共叙友情，并希望我们的相聚和友情能给定剑带来力量、鼓舞和信心，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和晚上，让定剑也散散心"。我没有想到的是，去的人有那么多，五六十人聚在了一起--有各方面的朋友们，也有他在人大时期的老领导。5月1日和29日各是一次，蔡定剑居然和朋友们两次爬上了慕田峪长城。7月27日，是一次小型的朋友聚会，只不足十人。9月4日，则是我所知道的这种朋友聚会的最后一次。
而在这一次一次的朋友聚会与告别中，都有我和蔡定剑共同的朋友张乐伦，她尽全力使蔡定剑在生命历程的最后时段，得到最好的治疗，感受到朋友们的关爱，怀着平和之心离去。
蔡定剑有许多朋友，这真是人生的幸事。
对生死，我们这样的人已能很平静地对待了。记得5月时，我与蔡定剑谈："干活，要悠着劲儿；治病，以减少痛苦为要"。蔡定剑是我今年送走的第三个比我年轻的人--另两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白南生--他曾对中国的改革，特别是中国农村的改革作出过卓越贡献，以及，只有一些人知道的赵铁林--他以他的镜头记录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对于朋友们的离去，我不悲伤，不惋惜，因为他们已经做完了他们自认为应做的事。我只是在有生之年会持续地怀念着他们。我相信，在我之后，仍有人会记住他们，怀念他们，因为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特殊的、关键的时段，为人类，特别是为中国人做了他们自以为是应该做的事。而他们身后可以留下"不生不灭"的是，表现在他们和我们身上的人类的向善之心与人类追求公正、正义与和谐的美好愿望。
夜深了。窗外，月光如水，洒向大地，是以记。
11月22日 李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