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我差不多这十年来，积极的去干，但是非常灰心。为什么？就因为我们面对一种改革走不动的境况，面对着有些人认为我们制度世界第一，经济全球第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存在着太多的利益冲突难以化解。我想讲四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真问题是什么？前面有些先生提到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会上，在这个题目下，中国的真问题就是党治还是法治问题。首先讲一讲我们老前辈江平先生提到钱端生先生，在钱端生先生境遇非常糟糕的时候，我是他家里的学生，我拿的都是共和国的出版物，是他在1949年前写的，但是在49年以后出的书。先讲一下李剑农先生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说这个事意义重大，此后政治中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从前是约法无上，今后是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今后谈党议；从前谈护法，今后谈入党；从前争法统，今后争党统。这是李剑农先生《中国政法史》531页上面有的。再看政法大学出版社在这几年重印的《法学救助》中，王世杰先生、钱端生先生讲，所谓党制即由一党统治，一党独裁治理，党政与独裁政治唯一的不同，前者是一党的独裁，后者是一人的独裁；党治和民治是不同的制度，在民治下，政治取决于全体公民，在党治下，则政治取决于一党的党员；换言之，党可以独裁，而不问党外民众的意见，党的决议事实上甚至形式上等同于法律，党可以用决议的方式随时取消和变更法律。这是政法大学出版社在1997年重印的王世杰先生和钱端生先生的《比较宪法》，在第425页。
这里有些问题我们很值得认真思考，雷颐先生是搞历史的，有一次他说没有记载就等于没有发生。在我不是搞历史的人，我更体会到，记载了我们不知道，可能对这个国家仍然等于没有发生。我们有些研究，甚至是主流的研究，比如像中央党校的研究和我们的教科书，不只是给中小学生，包括给大学生的教科书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年来我们承认的问题在教材中还是老一套。比如到大街上看一看，要开大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话在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对，因为我们打开国门以后，人民日报有一个比我小的朋友说，我们一心一意惦念有一天走出去解救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处在水生火热中的阶级弟兄，我们今天讲这个话，能不能在台湾讲没有国民党就没有新台湾，如果双方这样讲下去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作为后发国家和地区，走入发达，为什么在东亚是日本和韩国？为什么在中国是香港和台湾？这是我们值得认真思考的。我们能不能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得更好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就党治和法治的问题进行回顾。
中国在1860年以后进入自己的备现代化时期，到二十年代已经完全具备了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二元经济结构和市民社会，我们老讲公民社会起步晚，我们曾经起步一回了，曾经搞得很不错了，在那时候都形成了，而且在这个阶段里，1906年大体已经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格局，虽然一个偶发的事件，武昌起义导致各省独立，国家分崩离析，改革中断，预期在1917年完成的君主立宪政治成为泡影，但新建的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接续了清末的政治改革和法治改革的基本走向，在主流社会和政治领域中宪政和法统成为掌权者虽然不情愿接受，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有点私利不愿意接受，但很少有人公开站出来否定。所以，在那个时代才有了法统，才有了护法，才有了法统重光这样一些说法。关键是我们离开了一般发展中国家的道路，是在1924年国民党提出党治，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那么在1930年到1960年这40年中，中国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党治道路，国民党是以党治国，公开提的，文件都这么写的，建立党军党国体制，党掌控军政立法，司法党化，最近社科文献出版社出了一本司法党化的书，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当时的经济社会文化是与开放的世界连在一起，是相通的，所以我说这是一种半党。共产党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美苏对峙的国际环境中，在封闭中经过了超强力的社会整合，建立了在无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它以党治民，实行一言化，支部建在连上，党掌控一切资源信息和发展机会，领导指挥每一个人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专制，这是一种全党制，这种全党制在1969年走入了极致阶段，走到头了，研究宪法的人应该好好读一下1975宪法，那是一个太经典的党治宪法，里面不但规定了党领导一切，而且规定了公民的义务是服从党的领导。走到尽头就开始转型。我觉得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了不起的标识，但不要忘记了，在这之前外交上从乒乓外交开始，城市管理和工业从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整顿铁路开始，农村从第二次农业学大寨改回工分制开始，终于在1993年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方向，1997年确定了法制国家的方向，2004年人权入宪，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发展面临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问题，另一方面修复旧体制的行动卓见成效。要维稳，要在非公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等这一系列的东西，包括实行网格化管理，把每个人都管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会感觉到，当年我们非常相信的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逐渐淡出，意识形态的色彩逐渐减弱，利益的权衡日渐影响和主导了决策。这是一种危险，正是这样一种发展的路径依赖和转型中新的利益格局的形成，导致今天经济高速增长，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社会缺乏主流的价值理念和伦理标准，转型中诚信缺失，道德失范，这是党的文件里写的，和强权立于弱势社会，这是清华大学十二五规划前给中央的报告，这两者互为因果。而且我们看在世界上和国际国家间，我们现在几乎没有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我们走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坚持党治还是转向法治是摆在中国面前无可回避的。
第二，中国当前应该有的两大目标，告别党治走向法治。
走向发达，不能以长期处于发展中，来遮掩和维护在两种体制并存情境下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发达不只是经济量的增长，发达是全方位的，是以人为本的，是和谐的和可持续的。我们要告别党治走向宪政，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己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它的重要文件中提出自己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但每当面对改革风险，我们特别要注意改革风险的研究，当面前改革风险和内部贪腐这样一些既得利益群体时缺乏有效行动。各个基层从上一直到乡镇最底下一级，都有一些当权者只愿意自己任期内不出问题，对后世、对人民不负责任，中国共产党要真替自己着想和为人民着想，应该主动告别党治接受法治，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否则就可能面对同样以革命的名义而不遵从法治的暴乱状况。我们应该看到，在人类社会中缺乏主流认同的价值理念和规则只靠强力去维持的体制是不可能太长久的。
第三，我个人对宪政基本原则的看法，同时要谈到处理好几个问题。
我认为宪政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认可尊重人权，界画公私领域，限定国家权利。人的基本权利是立法不能剥夺的，要依照善治的理念和法治来处理公众事务。设立独立的、中立的和利益无涉的司法，用来协调衡平利益，裁处纷争。在今天宪法为衡平利益化解冲突提供了一种机制，是国家发达，人民安康、社会和谐和世界和平，人类福祉的制度保障。在中国最起码要做几件事，第一要做实宪法第35条，同时前面有先生提到的改革不动产制度，设立有效的权利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我们现在是分地区、分不同人身份的社会保险制度。在宪政下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逐步实行民族自治和地区自治，中央管外交、军队、警察、司法，国家层面的税务、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以及对较大灾祸救助等。地方官员为地方所有，地方官员在地方常住人口中选举产生。二是国与国的关系，要和负责任的大国合作，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坚持原则，能做有原则的妥协。我们应该做的是强硬的鸽派，而不是做鹰派，不要一天到晚鼓吹和谁打仗。国家的力量只限于对外，这是今天世界上国家中多数的通则，战争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好办法，武力的使用主要在于威慑，以达到维护和平的目的，因此除了反击之外，要严格限制武力的使用，这其实是一个宪法问题。三是要认可保护公民的健康权和环境权，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党内最高领导人曾多次讲这个话，保障人民能够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吃上安全的食物，在无害的环境中工作生活，改变消费模式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这也是今天宪法中应该有的命题。
最后一点，革命和改革赛跑的事。中国的事不进则退，有人说最大的功绩就是打开国门，但也有人说我们是半开放社会。有人常说改革三十年，但有人说改革早已停滞。我们能不能尽快稳妥的启动改革，是中国能否走向发达的关键。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不断有人提出改革和革命赛跑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人说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所以我们需要研究改革风险，需要重塑史实，从过去的教科书中的说教中把自己解放出来，梳理问题，寻求基本共识，建立信心，前天俞可平教授在蔡定剑宪法教育基金颁奖时讲到，以一种负责任和理性的精神，尽力促成中国的平稳转型，转向以人为本把人权放在第一位的国家，转向在法治下公平不能容忍任何特权的市场经济，转向一个具有衡平利益协调机制的公正的社会主义。
最后再说一下蔡定剑，俞可平先生把蔡定剑的精神解释为三项，奉献精神，负责任和理性。在定剑离去后，我们活着的人还应该保持这种精神。虽然像前面那位律师朋友谈到的，我们也会感觉到恐惧，我们没有安全感，但我们应该是能够有担当的。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