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政法大学宪政研究中心联合召开拆迁条例废旧立新研讨会，我被邀请做一个评议。其实，我算不上专家，但我很爽快地答应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蔡定剑老师可能会到会，而我知道，蔡老师已经身患绝症，我极希望见蔡老师一面。

蔡老师确实参加会议来了。他是从医院赶过来的。看得出来，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不说话的时候，他的身体似乎要蜷缩起来，以尽可能减少支撑身体所需要的力量。与人闲聊的时候，他的气息相当微弱。

但是，他仍然坚持大会发言，并且精心准备了PPT。他讨论的主题是规划的民主问题。在他看来，目前拆迁中民众权益被广泛损害，根源在于规划制定过程中，民众就被排斥在外。这样，当拆迁者临门的时候，一切都晚了。蔡老师的声音洪亮而有力，完全听不出这是出自一个重病患者之口。

中午吃饭的时候，与蔡老师坐了一会儿。也许是耗费了太多力量，他几乎没有力气说话。与另一中年学者谈及，未来十年，中国的民主、法治制度必将完整地建立起来。蔡老师幽幽地说，你们还可以看到，我就不一定了。闻听此言，我心中黯然。

音容犹在，11月22日凌晨，蔡老师撒手人寰，享年仅54岁。呜呼，天于斯文，何其艰哉!

我与蔡老师并没有多少私人往来，但在仅有的几次肤浅的交往中，蔡老师的为人给我深刻印象。我的主要感觉是严肃。这里所说的严肃，不是不苟言笑。不，蔡老师待人十分和蔼，即便是对我这样的后学晚辈。

我说严肃的意思是，蔡老师极具君子风度。《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谓：“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蔡老师就是这个时代罕见的君子。不论是在论坛上，还是在餐桌上，蔡老师所谈论的话题，永远不会是房子、车子，也不会是私人恩怨，而必然是最纯粹的公共事务，比如，民主、法治的理论与实践。

在物质主义的今天，这是罕见的。蔡老师所惦念、所谈论的，始终是中国的民主化、法治化。这已经化入蔡老师的生命。至少从我认识他的那一刻起，我就强烈地感受到，蔡老师的生命与这些事业已经混融为一。他的生命仿佛就是为此而生，他也为此而鞠躬尽瘁。为了他的理想，他“夙夜祗惧”。

也因此，在这个含混的时代，蔡老师的生命却是异常纯净的。他的心灵是单纯的，因为单纯，他的心灵具有异乎寻常的穿透力，所谓诚贯天地。宋代大儒程伊川在纪念乃兄明道先生的文章中形容：“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这恰可用来形容蔡老师。

蔡老师在中国宪政学发展历史上之地位，也正仿佛于道学史上的二程。蔡老师是这门学科的引路人，尽管他并没有长篇大论。他能够洞悉这个时代的制度所存在的关键问题。他能够以一种并不艰深的语言，将这些问题异常清晰地表达出来。同时，他也能够始终秉持建设性心态，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可操作的变革提议。

而这，也正是君子的技艺。在宪政学界，蔡老师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理论是广博的。但他绝不只是单纯的学院教授。蔡老师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十余年，深度参与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制定，推动多种重要的民主、法治制度的构造。因此，与学院教授不同，蔡老师具有政治家的技艺，或者说，他具有立法者的技艺。

也就是说，蔡老师不仅具有理论理性，同时也具有技艺理性或实践理性。这在今日中国政学界，都是极为罕见的。因为，今天中国的学术与治理是断裂的，双方互不了解，有的时候相互仇视。即便有所往来，也是学术充当治理活动的婢女。其结果，学者在书斋中空谈，官员则在现实中蛮干、胡干。治理活动本来就缺乏民意基础，同时也缺乏理性规约、引领。

作为君子，蔡老师则罕见地把理论理性与技艺理性融为一体。在实践中，他关注理论。而他的理论思考，也是始终围绕着治理的现实展开的。但当然，他绝没有顺服地迁就现实，而是始终坚守理想。在二十多年的宪政活动期中，蔡老师让理想引领现实，用理论完善制度。这就是蔡老师作为君子的治国技艺。君子的心智是综合性的，君子也总是能够在最细微的地方同时见证理论的洞察力和实践的能力。对于处于大转型中的当代中国而言，这样的君子心智是罕见，却是最可贵的。

凭着这君子心智，蔡老师能够在看似让人绝望的现实中看到希望。因为面向现实，所以，他的理论不是空泛的。他的心中有一个完整的蓝图，但他从来没有指望罗马可以被一天建成。他知道，罗马是要被人们一砖一瓦建成的。因此，一方面，他积极地投身于关于民主、法治的价值的论辩中。另一方面，他又极为关注一砖一瓦的烧制、砌筑。正因为如此，尽管他的各种努力总是遭遇挫折，但对于中国的转型前景，他总是十分乐观。

这样的君子技艺、君子心智，就是蔡老师带给这个时代最可贵的遗产。蔡老师所惦念的理想之实现，有待于更多的人具有这样的技艺、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