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里有两个黄色的棉布钱包，是在北京最热闹的旅游景点——什刹海酒吧街的摊上买的。一个钱包上印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另一个印着：“全世界必须说中文”。生产这样的商品，是为了刺激眼球赚钱。不知别的国家是否出售这种商品，印象中没有。这两个钱包，给下面几位学者的话作了生动注脚。
许纪霖在2010年8月号的《读书》杂志上说，最近10年中国出现了民族主义狂飙，从反西方与反启蒙出发，发展为崇拜国家的政治保守主义。
资中筠在2010年7月5日的《经济观察报》上说，现在国家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特别严重，以国家主义牺牲国民福祉满足虚荣，推向极致就会导致法西斯主义。
徐友渔在2010年7月号的《领导文萃》杂志上说，民族主义是近年来中国社会最为喧嚣的声音。一些人打着“爱国”旗号坑蒙拐骗恣意妄为，鼓吹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作秀、捞钱和升官的伎俩。民族主义的各种口号，没有独立的、内在的、与中国人民真正利益相关的价值。
2010年9月18日，《新京报》发表易中天与李泽厚关于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话，两位直接提出中国已经出现纳粹思潮，应当警惕。李泽厚说：“中国龙主宰世界”的民族主义一旦和民粹主义结合，就非常危险，它将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厉行专制。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正好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易中天说：现在要是有人提出和日本、美国干一仗，他们都群情激昂，都愿意。李泽厚先生在这个时候提出反对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的“纳粹倾向”，我举双手赞成。
话要从头说起。
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两大阵营划分世界的格局寿终正寝，两大阵营各自坚持的意识形态丧失了理论和实践意义。当代世界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是全球化加速，民族和国家的界限逐渐消融（如欧盟）；二是民族主义趁势而起，呼啸登台。
德国学者梅志尼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中说：“民族必须具备的条件应该是一种自然特性，这种自然特性从血缘中产生。”民族主义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排他性族际情感，本质上具有非理性特点，而且缺乏价值内核。民族主义有如万花筒，旋转一次，就会看到不同的景象。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它是一种思想化合剂，发挥凝聚整合功能，抵御外辱，保卫本民族的正当权益；有时，它又变成海洛因，使吸食者陷入梦想般的狂热之中，导致分裂、战乱和倒退。正如王逸舟所说：“它还可以有多种变形，一切视具体的条件和场合而定。”
有些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现代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用英国学者盖尔纳的话来说，就是民族的地理边界与国家的边界要互相重叠。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族一国。
庞大的苏联分为15个国家，俄罗斯境内的车臣又要求独立建国。塞尔维亚境内的科索沃独立。加拿大魁北克省法兰西民族后裔要求独立，西班牙北部巴斯克族要求独立，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族要求独立，斯里兰卡北部泰米尔族要求独立……这些诉求都是基于一族一国的原则。毋庸置疑，这个趋势对我国也造成了威胁。就此来看，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同时也在刺激少数民族一族一国的政治诉求。
我国宪法的序言是这样使用民族主义概念的：“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显然，这里是从批评的角度使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
英国学者伯林说，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一种“发炎红肿”状态，常常是一种受自卑感折磨的人的过度反应，类似压弯的树枝反弹（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249页）。
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说，自16世纪至今，先后在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发育兴起并遍及世界的民族主义，在演进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民族主义于16世纪在原发地英国兴起时，原本是一场全体人民把权力从皇室夺回到大众所有的运动。最初的民族主义高扬的是“主权在民”原则，人民不再是低微的奴才，而是整体提升为享有权利的公民。这样一个民族的范围由国家疆域确定，包含全体人民，不分肤色语言，人人平等，而且强调个体主义。格林菲尔德把这种原生态的民族主义概括为基于自由主义-个体主义原则之上的“公民民族主义”。
可是，民族主义一路周游下来，发生了变化。除美国继承了英国那种个体主义的民族主义之外，在德、俄等国，民族主义逐渐丧失了个体主义原则，转变为集体主义原则。人民变成空洞的概念，个人的选择自由和批判精神消失了。民族主义与民主之间，丧失了曾有过的血肉联系和等同关系。民族主义转变为威权主义甚至是极权主义，领袖高度专制，一切强调服从。只要打出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无论是践踏人权、煽动仇恨、铲除异己，还是策划分裂、杀人放火甚至发动战争，都是“天然正确”、不容置疑和批判的。这一点，二战之前德国民族主义膨胀很能说明问题。
格林菲尔德的研究成果，或许可以诠释上述学者对民族主义崛起的担忧。
还有一条，16世纪的英国以国家疆域来确定民族界限，后来逐渐转变为以血缘、语言来确定民族界限。这样就出现了不与国家边界重叠的民族边界，从而导致了忠诚于本民族和忠诚于国家之间的冲突，使人类陷入了困境。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民族主义，他们赞成全球范围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共产党宣言》的名言是：“工人没有祖国”。
在中国，最早是何新在1990年提出民族主义主张，要求反击西方颠覆阴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战略与管理》杂志在1994年和1996年分别发表两组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意见有分歧。有学者提出，冷战后民族主义思潮重新蔓延，“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选择”。
1994年创刊的《原道》杂志公开申明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从中国历史的内在性和一贯性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积极探索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表达方式，即是《原道》的追求目标。”稍后，京沪分别有学者发表文章论述文化民族主义，提出中国文明优越论。以上这些讨论，是在一个很小的知识分子圈内进行的，对社会大众没有发生什么实际影响。
情况在1996年出现变化。这一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宋强、张藏藏、乔边等著），引起强烈反响，一下子猛烈地刺激了情绪化的民族主义，使民族主义议题开始从学界少数人进入大众领域，并且形成一股汹涌的盲动力量。
这本书是在什么背景下问世的呢？1995年6月，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实现所谓“外交突破”，此举遭到大陆猛烈反击。1996年3月，大陆向台湾周围海面发射导弹，以示警告。同月，美国派遣两支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域，以便在“必要时向台湾提供帮助”。中美之间出现了对抗风险。这一年夏天，《中国可以说不》出版。这本书显然是针对美国而来，海外不少人认为这本书反映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因此引起世界的注意。
此书一出，出版界立即跟进，《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就是要说不》等纷纷问世。一时间，“说不”成了时尚，人人挂在嘴边，大有掀起一场“说不”竞赛的势头。仿佛谁要是不“说不”，就有被视为“二毛子”、“三毛子”的危险。
一位学者说，这其实是一场商业炒作，为赚钱“玩了一把”，各种跟风的书不过是“分点汤喝”。
对外来压力进行有理有据的抗争当然是应该的，但是该书提出的口号却走火入魔般的“发炎红肿”了：
“苍天当死，黄天当立”；
“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
“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
“我号召中国人要记住仇恨”；“美国正加紧组建反华俱乐部”；
“焚烧好莱坞！”；
“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小大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美国的完蛋只是时间上的事情！”
这种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和发泄方式，扩大了“中国威胁论”的市场，增加了周边国家和其他相关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刺激这些国家进一步扩充军备，向美国靠拢，并且给中国的国际交往放置了路边炸弹，大大伤害了中国的利益。
《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宣称：“我们从不讳言自己是民族主义者”。该书还耸人听闻地说：“当你真诚地向友人推荐美国品位时，殊不知你已经成了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那么，怎样评价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1998年向干部群众推荐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呢？
中国社科院学者沈骥如在1998年2月出版了《中国不当“不”先生》一书。他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是作者对世界政治的情感抉择，但感情不能代替政策。如果21世纪的大国动辄“说不”，时代的主题岂不是要从“和平与发展”退回到冷战与对峙？和平与发展，需要对话、理解、合作与妥协，求同存异。动辄“说不”，不利于地区和平与世界和平。中国是大国，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和平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因此中国对世界大事的表态决不能如此轻率而不负责任。
《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余绪未消，同年（1996）年底，李希光、刘康等8人合著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问世。
8个作者都有在美国学习或工作的经历，相对来说，这本书对美国的批评，比《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更能击中要害，也更深入，但此书仍然充斥着情绪化的煽动。
作者们挥舞起“阶级斗争为纲”的武器揭露说：“美国媒体完全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跨国集团的利益”，“美国媒体只服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等等。
众所周知，在中美关系问题上，邓小平从来没有大谈国际阶级斗争，也从来没有以无产阶级代表自居，号召人们反对美国“大资产阶级”。正相反，邓小平在1990年所作的《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的讲话中，特别告诫我们，在对苏、对美关系问题上，“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美国学者布朗在1994年提出中国未来将有可能进口粮食的问题。《妖魔化》一书说：“这也是他们宣传‘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出于偏见和敌意。”
其实，我国粮食供求是否能长期保持平衡，并不能说没有任何疑问。对布朗提出的问题，应该认真研究。不分青红皂白先斥之为敌意，是缺乏科学态度的表现。事实上，中国在不同时期从各国进口粮食不是一个秘密。2010年还从美国大量进口玉米以补充需求，这都是正常的。
《妖魔化》一书全盘否定美国电影，指好莱坞是制造“丑陋的中国人”的“大本营”，“对中国与华人形象一贯的恶意丑化和诬蔑”。即使李小龙不近女色的银幕形象，也是好莱坞的阴谋，因为这“剥夺了东方男子的性象征”。但在《妖魔化》一书出版的同时，中国许多媒介却高度评价美国投巨资用4年时间拍摄的《花木兰》。中国报刊称赞美国电影制作人员不辞劳苦到中国深入生活，并说这部影片“浸透着中国文化底蕴”。
《妖魔化》说：“在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上，看不到任何多元化的东西，完全是一种狭隘的和排外的”，“发自中国的任何报道都必须是为了给美国公众灌输这样一种偏见：中国是一个极权的、专制的、反人权的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既然苏联已经解体，下一个就该是中国”，“美国记者甚至不做任何采访，把一切来自中国的消息都说成是假的。”
这些话，充满了“完全”、“任何”、“都是”的绝对化，包括了美国一切媒体和记者，也没有时间限制，是不是太过头了？
事实上，30多年来，仅中国出版的《参考消息》，就发表了近千篇替中国说话的美国新闻报道和评论，以至于经济学家梁小民都起了逆反心理，他最近发表的《我不看参考消息》一文说：“所谓《参考消息》，就是借外国人的嘴夸中国的好。”近来，甚至还有西方人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受到一些国人追捧。
有些留学生身处异域，漂泊海外，产生一种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焦虑，可以理解。《妖魔化》的8个作者当然有权利高涨自己的民族主义激情，但这股激情是否对中国有利，那就另说了。
1999年11月，房宁、王小东、宋强等人合著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出版。此书的封底广告称：“本书是继《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之后，中国知识界又一次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族感情所进行抉择。”
此书的要点，一是反对全球化，二是提出中国需要“光荣孤立”。
先看第一点。此书书名中的“全球化阴影”就表达了作者的批判意向。这本书的结论是：“西方是全球化最大的赢家，第三世界却在可悲地扮演着输家的角色”；“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中心地带和以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外围地带，构成了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中心与外围的矛盾，是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矛盾”；“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循环的链条，逐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少了。应当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对于第三世界来说，风险多于机会，代价大于利益”；“全球化导致了全球分裂化，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落入发展的陷阱”；“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导致全球分裂化的形势下，战后西方国家采取了以经济参与和经济控制为主要手段的新殖民主义……在新的世纪里，第三世界有被再殖民化的可能。”
但是事实是什么呢？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持续起飞30多年。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西班牙《拉美新闻》网站2010年9月20日说：“巴西是新兴的世界强国”。美国欧盟2010年9月20日联合发表“2025年全球治理”的报告说，印度已经发展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当然，金砖四国中还有俄罗斯。稍早的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发展也得益于全球化。事实表明，全球化对于中国来说不是陷阱，中国的发展也不是梦。那些抓住机遇，实施了恰当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了机会，也收获了丰厚的利益。
再看“光荣孤立论”。该书作者认为，中国无法利用美国、欧盟、日本之间的矛盾，连俄罗斯也不可靠。因此，“中国应该做好光荣孤立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请注意，这里还包括所谓的“物质准备”，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要回到过去“自力更生”的局面吗？这一番言论提示我们，民族主义高涨的结果，会导致封闭意识抬头，民族主义与闭关锁国是孪生兄弟。
让我们看看邓小平是怎么说的。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讲话说：“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
1984年12月，邓小平在中顾委讲话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的谈话中说：“拿中国来说，50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20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邓小平这些话实为黄钟大吕，一语中的。如果按照《全球化阴影》一书指的路走下去，会不会又一次“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2000年5月，杨斌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出版。这本书站在经济民族主义的立场，彻底否定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在中国周围，打倒美国、英国。
杨斌告诉我们：“美英操纵国际权威机构大肆鼓吹的全球化，是剥夺和限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主权……拆除一切阻碍商品、资本、信息流通的障碍，促使西方跨国公司凭借资本技术的优势，不受约束地摧毁和控制当地的民族工业，加深不平等的经济分工和贸易交换关系。”“全球化造成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仅有少数富人和跨国公司是受益者，它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遭到摧毁……全球化是自然而然的进程的说法，纯粹是蓄意编造的一派胡言。上世纪80年代，美英右翼保守政府上台后，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全球化才成为捍卫资本自由的工具。”杨斌还说：“美英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乃是为了以软战争打开弱国大门，推行新殖民主义，重新征服并控制全世界。”
怎样看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杨斌认为，加入世贸组织“等于穿上了一件紧身囚衣”。他说：“美国让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主要不是基于经济考虑，而是基于政治考虑。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的企业无法与美国和西方的企业竞争，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势必造成失业狂潮，这样中国社会就会不稳定，政府就可能垮台。”
杨斌说：“加入世贸组织后竞争冲击增大，很可能导致众多行业的市场进一步萎缩，各种类型企业陷入更大的经营困境，甚至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触发经济危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很难增加出口，一旦大量进口和外资涌入中国，许多行业如汽车、冶金可能遭受沉重打击，巨额投资和银行贷款将成为坏账，牵连到相关的机械、钢铁、化工等行业，生产过剩和经营困难可能进一步加剧。”“入世后农产品市场过度开放，可能导致大批农民陷入困境。”
总之，全球化和世贸组织都是美英向全世界发动软战争的利器，其破坏力“能产生超过核弹的巨大破坏威力”。杨斌认为，亚当·斯密（AdamSmith）撰写《国富论》，也是实现帝国主义控制世界的阴谋的一部分。
怎么办呢？杨斌气愤至极，多次在书中呼吁：“中华文明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反霸责任……中国应广泛团结世界各国人民，再次形成反对美国霸权的统一战线，共同铲除美英地缘权谋文化的毒瘤。这样，才能创造各种文明和谐发展的环境，争取形成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杨斌怎样看待国内的改革与发展？众所周知，社会舆论普遍批评国进民退，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而杨斌恰恰相反。杨斌说：“公有制企业正是民族振兴希望”，“公有制企业之所以能担负起民族赋予的历史使命，在于其具有脱离了狭隘私有产权利益的高贵品质，还具有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系列优越性。”并且，“能自觉服从政府计划指导和产业政策”。
至于国有企业存在的超级垄断，腐败浪费，假公营私，效率低下，产品结构落后，技术创新不足，经营管理不善，使用了70%的金融资源，却只有30%的产出等诸多问题，杨斌没有提及。
杨斌咒骂非公有制企业：“私有企业虽然采取了公司制形态，但仍长期难以摆脱家族式管理色彩，具有单纯追求产权利益的唯利是图倾向，甚至为追求最大利润不择手段，经常有偷税漏税和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难道这些私有企业反而是现代企业，反而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和改革方向吗？”
左倾思想和民族主义在杨斌这里合流了。在中国国情中，“左”和民族主义是亲兄弟，其特点都是维护威权，讨伐民主。
2000年，还有韩德强的《碰撞》一书推销经济民族主义。这一年正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谈判关键年，《碰撞》用主要篇幅阻挠中国入世。
首先是全球化问题。韩德强说：“所谓的全球化准确地说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因此它既不是人类的福音，也不具备必然性。认为这种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并且值得全人类热烈欢迎，这只是少数人挟持多数人的意识形态而已。事实上，随着这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被推进失业和贫困的深渊。”“全球化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韩德强还说：“全球化不仅是竞争激化的必然，还是美国政治精英和金融精英的一个重大阴谋。这在美国决策圈实际上早就是公开的秘密。”
再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韩德强发挥他的想象力，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中国加入WTO之后极端恐怖的大灾难：
“一旦美国农产品挤开中国市场大门，那么中国农民就有可能买不起油盐酱醋，更大量的农村人口将不得不流向世界。”
“那时候的城市又将怎么样呢？大量的工厂企业将关门大吉。”“如果我们考虑到美国连律师、会计、城市规划、电影院、快递服务等等都要占领，问题将更加严重。我们不得不担心，明天我们到那里去挣钱……若干年以后美联社接管新华社，紧接着记者大裁员。由于中国银行体系破产，存款变成废纸，人们也许就可能买不起汽油了。”
“全国大多数企业，无论是国企、乡企还是私企、民企，都将倒下。”
与杨斌相同的是，韩德强也仇恨亚当·斯密。他说：“‘看不见的手’究竟代表谁的利益？事实上，我们知道，亚当·斯密就是在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写作《国富论》的。经过《国富论》的解释，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罪恶勾当都是促进了公共福利的上帝般的行为……所谓‘看不见的手’其实是把强者的利益普遍化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为强者所作的精致辩护。因此，亚当·斯密所开创的西方经济学正统从本质上讲就不是科学，而只是市场经济的宗教。”
结论是什么呢？韩德强告诉我们：“中国不仅完全可以搞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必须搞贸易保护主义。”
然而，与杨、韩两位预言相反的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2001年到2007年，并没有出现大灾难。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企业竞争力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到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韩德强先生是否应该为他错误的恐吓向读者道个歉呢？
2009年3月问世的《中国不高兴》（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宋强、刘仰5人合著），可看作《中国可以说不》的续篇。
与《中国可以说不》受到热捧不同，这本书非但没有得到公众赞赏，大多数媒体对此书甚至持嘲讽态度，说明中国社会开始走向成熟。
吴稼祥在2009年4月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让中国服从我的心情——评〈中国不高兴〉所推销的病态民族主义》，对5个作者做出回应。
吴稼祥说，《中国不高兴》像早春吹来的一股寒风，携带着“不高兴”病毒，毒化我们民族的心理，易感染的是未成年人以及年轻人，把青春期骚动发酵为国家人格愤懑，并发泄暴力。吴稼祥指出，民族主义有两类，一种是健康的民族主义，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印度的甘地主义等。法国的拿破仑主义，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主义，德国的希特勒主义则是病态民族主义。
《中国不高兴》宣扬的就是病态民族主义。它的信念是：中国领导世界是“天命所归”；它的目标是：做世界老大，“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西方人要排第二”；它的精神文化是：与“文艺腔”对立的尚武精神、好战激情；它的依靠力量是：“火炬一代”和军事英雄集团；它的动员方式是：“民间”大规模“凝聚”；它的手段是：“军战”+“商战”；它的语言是：“我们强大了，我们就揍你。”
这种病态民族主义有四个特征，一是把伤疤当勋章，二是自恋且排他，三是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四是好战。总之，是从受害人心理到暴发户心态。恰如王小东所说：“美国凭什么呀？谁是世界老大？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讲，我们才是世界老大！”
5个作者摩拳擦掌，恨不能立马在世界上展开征服式战争：“持剑经商，是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应勇于在国际社会上除暴安良，在强国道路上扫清颓风”。在宋晓军看来，中国即使打一次败仗也比不打仗好。为什么呢？王小东为他解释说，打了败仗可以引入外部压力，“淘汰掉内部的腐败部分，或者腐败的群体被整个淘汰掉。”他们特别怀念中国历史上有征服欲的好战分子。在5个作者看来，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付西方主导的先行发展模式”，总之，不上战场，就入猪圈。
吴稼祥认为，经过30多年经济增长，有些人膨胀得不得了，想当世界的头，他们用中国人的爱国情愫绑架整个民族，为他们的“世界老大狂想曲”扣动扳机，这样的病态民族主义还不危险吗？简直是法西斯主义。
另有三位青年评论家，周筱、叶楚华、廖保平，在2009年6月合著出版《中国谁在不高兴》一书，揭穿《中国不高兴》的煽惑。
叶楚华说，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问世的时候，他正读高中。“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去读这本书……每读一次就感到血液沸腾……像吃了春药一般”。而现在，他已经梦醒，看到台前幕后的真实景象是什么呢？“当奸商和无良作者们数钱数到手软、花天酒地的时候，狂热而又贫穷的愤青们往往会说，我们为了精神亢奋，心甘情愿付出。”他得出的结论是：“愤青是个（供书商骗钱的）大市场”，廖保平的补充也一针见血：“民族主义是笔好买卖”。
周筱说，在这本代表中国表达“不高兴”的书中，看不到下岗工人不高兴，看不到失地农民不高兴，看不到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不高兴，看到的只是愤青们对中国没能称霸世界而不高兴。这是玩了一个焦点大挪移的把戏，把老百姓的实际利益打掉了，换上虚幻的沙文主义来谈高兴不高兴，这不是玩弄民众吗？
周筱还指出，《中国不高兴》宣扬以军事力量到世界上争夺资源，明显与我国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符。比如王小东说：“你要不取得我们的好感我们就揍你。”他还说：“我们要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世界”，“我们来管理利用这个世界上比现在中国的国土面积所具有的大得多的资源，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这些极富侵略性的大国沙文主义语言，只能引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促使别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
叶楚华说，与这本书互相唱和的，还有中华网、铁血网等“利用民族主义愤青牟利的网站”，经常有针对性地炒作民族主义议题，提供愤青发泄和意淫，从而增加知名度和流量，以此捞钱。
2010年1月，一本名为《中国梦》的书引起国际舆论注意。作者是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刘明福，该书有个副标题：“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书中说：“地球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和平崛起”，“国际社会过去没有和平崛起”。又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不排斥一种可能，那就是在反遏制战争中崛起”，还强调“没有军事崛起的经济崛起是危险的崛起”。这些话留给国际间的印象，等同于“不惜跟美国打一场战争”。
这本书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也很明显，比如作者说：“中国有做世界领导者的优秀文化基因。”刘明福在书出版之后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他在书中表达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广东的《同舟共进》杂志2010年6月号发表薛理泰、赵刚的文章《〈中国梦〉：书生论政误苍生》，对这本书进行了剖析与批评。
薛理泰、赵刚说，近年来，类似《中国梦》这样的著作和讲话不断问世，在网络上获得喝彩。相反，持稳健态度的学者的不同意见在网上被骂得不堪入目，这是很不正常的。这种现象在客观上，只能为“中国威胁论”添砖加瓦。凡此种种，说明近年来在国力飙升的情况下，民间乃至官方变得飘飘然，都是一个“飘”字，自我膨胀，由表层浸润至内核，这不是中国之福，而是为害不浅。
薛、赵的文章指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刘明福等人大多数是政工出身或是从事文字工作的军界人士。他们在敏感时刻侈谈全球战略，动辄笔走偏锋，喜走极端，不免有哗众取宠之嫌。古今中外，动辄开口说打仗的有三类人，一是从来没有打过仗的人，二是觉得本人或子女不会在战场上丧命的人，三是人云亦云的人。中国格言说：“善战者不言战。”历代名将并不好战，并尽最大努力引导国家避免战争。刘伯承元帅在家中观看战争电视或电影时，不屑看或不忍看战争场面。书生论战，或能争得名声，但非国家之福，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如今，正值中国要打起精神应对全方位挑战之际，岂能由纯然的政工干部在大战略问题上随便放出战争言论？
薛、赵指出，目前中国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过去30多年，究竟谁是贯彻“韬光养晦”的受益者？是中国。现在中国崛起未竟，在可预期的未来，美国仍是第一强国。中国作为急起直追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二三十年假如能够稳定中美关系，那么在将来，谁是两国稳定关系的最大受益者？还是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当然还是要继续韬光养晦。
薛、赵说，不只美国，刘明福等人的言论已经引起俄罗斯警觉。前不久，俄军在代号“东方”的最新演习中，远东军区装甲兵、特种兵和空降兵实施秘密打击计划，显然剑指中国。毋庸讳言，俄军也对中国崛起戒心重重。如果我们对若干军人未经授权擅自发表好战言论不及时纠正的话，有朝一日量变导致质变，中美关系逆转，波澜可能会涉及中国所有周边国家，也包括俄罗斯在内。那个时候，中国可能陷入全面被动，这是明眼人都很清楚的。
2010年1月出版的另一本激进的著作《中国站起来》，煽动文化民族主义，也引起关注。作者摩罗十几年前是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如今一转身变成一个病态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令人慨叹。摩罗告诉人们，西方，就是掠夺、奴役、阴谋和反人类；中国，就是正义、自立、文明和公心。西方文明是癌细胞，“未来时代，将会由中国人从政治上统一全人类。”
据此，那些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统统成了民族的敌人。摩罗在书中重点批判的，是“五四一代”的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和鲁迅。
这些人曾经是摩罗崇拜的巨人，而今却成了“为西方殖民者奔波操劳”的“洋奴”。摩罗给他们加上的罪名是：“他们那样片面地歌颂西方文化，围剿自己的民族文化。”
比如陈独秀曾经说，西方文化才是人的文化，中国文化已经死了。
比如胡适曾经提倡全盘西化。
比如蔡元培1919年为北大学生创办的《国民杂志》所写的序言中说：比起国家来，有更高的世界主义标准。“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愿《国民杂志》勿提倡利己的国家主义。”摩罗说蔡元培是在扑灭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让中国人自卑自虐”。
至于鲁迅，摩罗说他终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实际上是按照西方殖民者对我们的污蔑性描述，来体验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
摩罗说：“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全盘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上。”“五四一代是精神大崩溃的一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民族精神的摧毁，甚为严重，我们至今还在承受其恶果。”“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主动将自己的国家纳入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运动，它给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天正在凸现出来。”
最后，事情演变成只要是反对英美，就统统具有天然的正当性。难怪摩罗要热烈地肯定德国的希特勒。他说：“希特勒带领自己的民族摆脱英法强权的遏制，这是值得敬佩的。”（摩罗采访录，《南都周刊》2010年3月5日）摩罗还肯定二战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因为日本勇于挑战英美的霸权！（参见《中国站起来》前言）这样的民族主义，岂不是走火入魔太甚？
摩罗，这位曾被誉为与权力绝不妥协的“精神战士”，一度曾皈依基督教，现在的图腾却是国家。他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重合了。他这样定义爱国主义：“在国家成为人类社会分群界线的第一原则的时代，功臣与罪人、圣人与魔鬼的区分标准，与个人品德全无干系，全看它谋求的是哪国的利益，损害的是哪国的生命。这个标准简单地说其实就是所谓爱国主义。”原来是非善恶、圣人恶魔都无所谓，也不再有什么道德判断尺度，一切都看对国家有利没利。摩罗称赞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道理全在于此。据路透社柏林2010年10月13日电，德国对2411名随机抽取的被调查者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有13%的德国人有民族主义仇外倾向。他们说德国需要“元首”（这是希特勒专用的领袖称谓）重新统治国家。因为德国有被外国移民“占领”的危险，这些移民来德国纯粹是为了享受这里的福利。另外，这13%的人还说，犹太人经常用欺骗手段做生意骗钱，因此需要“元首”用铁腕驱赶外国移民，惩治犹太人。看来，摩罗与这些具有右翼军国主义思想的人走到了一条轨道上。
至于摩罗何以发生这样的转向，许纪霖写了一篇长文《走向国家祭台之路——从摩罗的转向看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对此作了精彩分析。该文在《读书》杂志2010年8月号、9月号连载。许纪霖的意见是，摩罗实际上是一个缺乏内在定力的虚无主义者，他的几次转向，透露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存在迷失与认同困境。
上面简要分析了近年来8本民族主义著作，类似内容的书籍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再例举。概括起来看，当下民族主义诸多诉求中，反西方和抵制全球化是最突出的两条。有学者评论说，现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长期积弱一朝发达的亢奋。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亢奋的民族主义只会加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有助于“中国威胁论”扩大市场，并非中国的福音。而且，中西文化互补融合，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秦晖则认为，很多人打着民族主义这个旗号，背后的利益计算都是极为精细的，他们口中的民族主义是假的。比如义和团，就是猴精猴精的一帮人。如果义和团真的相信刀枪不入，西什库教堂那个地方绝对没有打不下来的可能。清军跟外国人打仗基本上是拼命的，提督、总兵、参将、副将不知死了多少人，但义和团的大师兄，哪一个是死在战场上的？没一个。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前一天，北京还有几十万义和团团员，八国联军一打进来，他们撒腿就跑，连影子都没了。这些人唯一的本事是什么？是欺负中国人。这些人加起来大概杀了几百个洋人，但是杀了7万多中国人。你跟我有点仇，我就说你是二毛子，杀了你，然后抢你的财产，就是这么回事。所谓的反洋教主要就是整中国人，杀中国人，自己杀自己。
秦晖在最近的一次讲演中说，现在的中国，真真假假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还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能涵盖公民精神的内容，而且在某些方面与公民精神背道而驰。由于在历史上民族主义鼓吹后面紧随着的常常是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许多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其抱有怀疑态度是很自然的。即使从中国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来考虑，民族主义也不宜提倡。而民主主义则是包括了宪政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乡土自治主义、全球化等诸多观念，它是贯通古今，联合中西，在当代能够获得最大共识与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弘扬民主主义，加快民主进程，还有利于解决两岸统一。
2010年10月26日，何亮亮在凤凰卫视说，日本在钓鱼岛扣留我国渔船渔民，我们当然要提出抗议据理力争，这没有问题。但是，若干城市青年人上街砸日本餐馆，砸中日合资生产的轿车，这种暴力行径就有问题了，抵制日货更是没有道理。
前不久，俄罗斯也扣留了中国船，更严重的是还杀死了好几名中国船员，为什么没见有人上街抗议俄罗斯呢？俄罗斯对中国人的态度之恶劣，众所周知，比如大规模驱赶华商，公然没收盗窃几十亿美元华商商品等。这种骇人听闻的事件是近来各国都没有发生过的，也没见有人上街抗议。由此可见，并不是谁做了对中国人不好的事情就去抗议他，而是经过仔细挑选，排外锋芒只指向美、日、法，这里暗藏的还是阶级斗争为纲。正像秦晖所说，这就暴露出民族主义的虚假了，愤青们实际上是被利用的。
南方周末评论家鄢烈山说，煽惑民族主义的某些人实际上是“爱国贼”。这个评语也许尖刻，但却击中要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