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周恩来总理有一句名言：外交无小事。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北大无小事。同样一件事，比如教授抄袭、聘任制改革，搁到其他学校没人当回事，假如发生在北大身上，就是不得了的大新闻。这次所谓的“甘朱事件”，也是如此。一位名叫甘德怀的江苏考生考北大法学院朱苏力教授的博士生，笔试第一名，但面试不及格被淘汰，而录取的是另一位英语破格过线、但有研究潜力的北大硕士生。甘德怀失望之余诉诸网络舆论，于是，所谓的“甘朱事件”，一时被媒体和网络炒得沸沸扬扬。

作为一位博士生导师，我很愿意以局内人的身份，谈一点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在我看来，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所谓的“程序不公正”，而是目前的博士招生和培养制度的内在错位所致。

博士培养制度，通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欧式的单一导师负责制，考生从一开始就选定某一老师，从一而终。另一种美国式的导师集体负责制，考生考的只是某一专业，由该专业的教授集体指导，最后博士资格通过，再选定论文指导老师。两种不同的培养制度，决定了招生模式的区别。

欧式制度，有点像中世纪的收门徒，一对一指导，以心传心。招收学生，依据的是个人口味，考察是否能够培养成特定的“那一个”。这当然只能由个人说了算，别人无权置啄。虽然导师权力不小，但责任更大。万一挑错了一个，损失的是导师的信誉和精力。不见得导师日理万机，还要替学生捉刀，代写博士论文不成。决策权操握于一人，程序是多余的累赘，但未必就不正义，唯一的衡量标准，是实质正义――选的人是否是英才。所以，欧式的招生，即使没有公正的程序，导师也必须尊重实质正义。

美式制度，洞察考生的，与其说是特殊的研究能力，不如说是一般的专业素质。因为是集体决定，必须讲究程序正义。招谁不招谁，由教授们组成的招生委员会，按照事先定下的游戏规则，共同讨论，集体决策。在民主的制度当中，实质正义当然重要，但比之更重要的，是符合程序的公正。

这两种博士招生培养制度，哪个更好，难有定论。欧式制度培养出来的学生风格鲜明，学有所承。美式制度让学生兼收并蓄，视野开阔。但也有各自的缺陷，前者继承有余，开创不足，而后者造就出来的，可能只是符合一般学术规范的庸才。

中国过去博士招生有限，博导要由国务院来批，所以采取的是学徒式的欧式制度，导师选拔严格，学生学得认真，相安无事十来年。近五、六年来，研究生教育大跃进，博士生与博导如过江之鲫，浩浩荡荡。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连商贾、官僚都看上了校园，想搞一顶博士帽以壮声色，再加上一些博导缺乏职业自律，博士招生的腐败也就来了。

为了杜绝日益严重的腐败，有些大学对招生实行越来越严格的量化管理，并借鉴了一套美式的决策程序。奇怪的是，博士生培养制度并未随之“美化”，依然还是过去学徒式的带法。这就形成了博士招生过程中所谓的“潜规则”。表面上，是美式的招生法，有一套连美国都没有的量化程序，比如，像北大搞的这套笔试成绩占70％、面试成绩占30％，最后统一计分录取的方案；但由于博士培养制度依然停留在“中世纪”，每个导师责任重大，只敢挑选符合自己学术风格的学生，而这一挑选，与其说通过考试，倒不如说功夫在“试”外：谁的研究能力强、是可造就之才，谁就是首选。

“甘朱事件”就这样产生了：按照冠面堂皇、却不可能被严格执行的美式招生制度，甘德怀有理由挑出程序上的种种毛病。但朱教授也没有错,他敢招一个笔试成绩不错、但有成才风险的陌生人么？说实话，放在我手上，我也不敢。在既定的欧式博士培养制度里，作为博士生导师，最青睐的只可能是拥有最好研究潜质的那个人，不管他（她）是熟人还是陌生人。而陌生人要参与竞争，最重要的是让导师了解自己，除了考试中的表现，还要用已有的研究能力，证明自己是导师的最好选民。显然，除了笔试上的优势，甘德怀缺乏这样的实力。

在这一合理性相互冲突的悲剧之中，无论是考生，还是导师，都是那个即欧即美、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博士生制度的牺牲品。招生模式与培养模式的内在冲突，使得无论是控诉者，还是辩护人，都具有各自充足的理由，但又无法获得压倒性的逻辑力量。

我想，公众们反思的目光要从个人转向制度，从表面的程序规则转向核心的实质制度。以我个人的看法，目前这种畸形的博士招生培养制度必须改变。要么废除一套形式主义的招生量化标准，回到欧式的个人负责制，让指导教授有充分的自主权――但有一个前提，抬高博士论文通过的台阶，从毕业这一最后的门槛杜绝招生中的腐败；要么转型为完全的美式制度，取消单一导师负责制，在招生中实行教授自我制订的程序化规则，集体决策，共同管理。

有什么样的游戏，就有什么样的游戏规则。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沃尔泽所言：正义是多元的，不同的游戏有不同的正义标准。假如用同一种正义标准去衡量所有的游戏，那种正义就有可能变为宰制性的权力。

（本文原载中国《新闻周刊》190期，2004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