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日益显示出新兴大国的崛起态势，并业已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霸权国家个周边国家的普遍关注，美国鹰派抛出的“中国威胁论”、“大国政治的悲剧”、“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等论调显示了这种关注所达到的程度。中国自己意识到作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及其预期使中国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市场和发展空间问题特别的关切；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特别是霸权国家表现出的遏制与敌对的姿态更加重了新兴大国对未来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担忧。这种内外因素的压力使中国的政府、学界和普通大众特别是网民表现出非常深切的焦虑。甚至由于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特殊的国内问题（如台湾）与国际环境问题（美国的遏制战略和国际能源争夺），在今日中国出现了对相关问题的过度担忧和过多的敏感，导致了广泛性焦虑症状的出现。这种广泛性焦虑对中国自身的思维与行为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果没有能够得到来自国内与国际两种因素的缓解，无论对于中国自身，抑或对国际社会，都存在着不可预测的风险。
一个个体当面临着风险或预期的风险，在心理上就自然地会有一定的反应性的焦虑。如果这种风险持续地刺激，构成为持续的压力，就可能使其对环境与风险产生过度的警觉与担忧，并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广泛性的焦虑，对相关事物严重担忧之外，还会非理性地对没有必然联系的事物产生不必要的联想，凡事都从最坏的可能考虑，封闭了自己的思想而放弃了乐观的可能性，从而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杞人忧天。当个体出现广泛性焦虑时，其判断能力、思维方式会出现一些变化，相应地还会引起某些生理的变化并可能导致行为的某些扭曲。如果一个国家普遍地出现了这种广泛性焦虑，其后果可想而知。在中国崛起面临国际国内因素的挑战的时候，避免出现上述广泛性的焦虑，是使自己健康崛起和成功崛起的重要前提。
新兴大国在崛起的阶段对土地、资源、市场、和平环境等的需求非常强烈，特别渴望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大英帝国在崛起阶段由于先人一步地掠夺了大量的殖民地而没有显示出过度的焦虑。美国在崛起阶段通过不断开拓所谓的“新边疆”，获取了大片新的土地，也没有过度地担忧，但在国际上也还是要求“门户开放”，以取得其崛起所必要的国际空间。但是，后起的新兴大国则普遍地有一种迫切的心情与焦虑。日本因为自身国土和资源有限而有一种内在的焦虑，这种焦虑驱使它疯狂地向邻国侵略与掠夺，并且最终非理性地向美国发起挑战，袭击珍珠港，导致彻底的失败。德国在崛起时，由于它是后起的新兴大国，发现自己已经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殖民地已经被老牌帝国主义几乎瓜分完毕，因而显得格外地焦虑，迫切希望拓展“阳光下的地盘”或所谓“生存空间”，最终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也最终毁灭了自己 。同时，新兴大国由于面临霸权国家的敌视与遏制，对国家安全比较担忧，表现在德国俾斯麦时期就是特别担忧出现“他国联盟的梦魇”，所以他一直推行他的Realpolitik，巧妙地与周边大国结盟，避免出现几个大国联合对付德国的局面，从本质上看，他和德国有一种内在的深切的焦虑。前苏联也有深刻的焦虑，因此，它一方面要建立起它的卫星国，另一方面又通过共产国际发挥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一个时期曾经号召人民“武装保卫苏联”，而当时中国正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可见苏联因为自己的焦虑而希望它能够利用的一切工具都能够用来保卫它。新兴大国的焦虑具有普遍性。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具有其他新兴大国的一般特点，具有与它们几乎一样的焦虑，只是中国现在希望能够“和平崛起”。但对能否“和平崛起”也存在很深的怀疑与焦虑。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焦虑是非常自然的、合理的。中国没有大英帝国那样广阔的殖民地，不能够像美国那样地不断开拓“新边疆”，中国自己人口过多而资源不足，特别是对石油等能源有非常巨大的预期需求但又没有足够的能力确保未来能源的供应。特别是中国与霸权国家美国的关系非常复杂，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出于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考虑，必然要通过各种手段制约或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和与它争夺世界霸权。不幸的是，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不断壮大，有引发与美国战争的现实风险。对这些问题的担忧、焦虑是自然的、合理的，是作为新兴大国的非常普遍的焦虑。
但是，与个体一样，如果焦虑过度而产生广泛性焦虑，则可能会影响我们对国内国际事务的判断力，改变我们原本比较正常的思维方式，扭曲我们的行为，可能会导致我们不愿意出现的后果。我们对台独的必要警觉，特别是对美国可能利用台湾问题制约中国崛起的进程保持必要的警觉，不应当使我们对这个问题表现出宿命般的绝望，不应过度地担忧与焦虑。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理性的行为体，尤其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特别是中国崛起态势难于遏制、与中国战争代价特大、中美之间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中国与美国的盟国经济利益更加密切的情况下，制约战争的因素是非常强有力的。因此，需要有警觉、有战略的规划和战争的准备，但也不需要过度地焦虑，对美国的所有行为都表现出担忧。不需要在美国攻打南斯拉夫、伊拉克的时候立即联想到攻打中国，想到科索沃就联想到台湾。对石油安全的担忧和焦虑也应该有一个限度，我们对俄罗斯石油管道的规划已经表现出过度的焦虑与迫切，这除了让俄罗斯可以提高价码外，没有太多的意义。对日本的参与竞争也没有必要表现出过度的反应。我们对石油安全的过度担忧也可能使我们与周边国家在海洋石油勘探方面产生过于紧张的关系。中国可以通过俄罗斯、中亚国家、巴基斯坦、缅甸、马六甲等不同的通道运输石油，泰国克拉地峡的运河也可以论证，但是，如果我们让过度的焦虑控制了我们的战略考虑，就可能作出非理性的和非常浪费的规划，甚至被有关国家要挟。事实上，我们始终不能忘记最常规的考虑，即努力确保马六甲的通道的安全，其余的作为辅助性考虑。因为美国如果想封锁马六甲，有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中国可以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为了非必然出现的马六甲封锁而花费巨额资金于克拉运河是否必要就值得深思。许多问题其实是我们过度的焦虑引发出来的。花费如此巨额的资金，可能用于安排其他石油通道、或者努力遏制台湾独立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更何况以美国现在的高科技作战能力和全球兵力投送能力，再多的克拉运河也未必能够保证我们的石油运输安全。中国对石油的担忧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任何考虑不能够因为过度的焦虑而被扭曲。其他如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对美国与印度的联合遏制中国等，也在一定程度上过度担忧，从而使我们的焦虑范围一再扩大。
台湾和石油正成为中国焦虑的核心，如果焦虑过度和扩大，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会一路上扬，这就需要警惕。当年德国过度的焦虑导致民族主义非理性地膨胀，其结果是悲剧性的。中国现在处于非常有利的发展态势，国际秩序能够为中国的崛起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中国国内许多人鹦鹉学舌地反对的全球化其实非常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全球化、相互依赖和全球治理的需要将比以往任何时代更有利于处理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的关系，美国用战争摧毁中国的可能性将随着时间推移和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而呈下降趋势，中国人应该比以往时代有更多的自信而不是焦虑。中国有希望与美国避免战争，如果不幸而不得不因为台湾而与美国发生冲突，以中国现在的实力，也有能力将战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石油安全非中国一国担忧的事情，日本也一样，我们可以保持比较正常的心态而不必风声鹤唳。
在国人因为台湾问题而越来越感到与美国的冲突似乎临近的时候，有必要提醒国人不放弃乐观的考虑，积极地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这可能是最终能够真正解决我们关切的正确道路。
2004，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