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是我们全党公认的学习楷模。我们党的大知识分子陆定一就曾对于光远说：“胡耀邦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他即使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后，也还一直勤奋学习。
人们一提到胡耀邦对党和国家的贡献时，很容易就想到他提出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干部参加改革开放。再就是很容易就想到他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正确，合乎民心，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全国人民的思想，为改革开放的伟业打下了思想基础。
其实，他担任党的总书记后，虽说有人制造过他不懂经济的说法，他却对国民经济的发展，由于他善于结合实践不断从经典著作和实际考察中学习，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纪念改革开放可不能忘了胡耀邦啊!
邓小平说过，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农业的改革开放做起的。农村改革开放的核心就是破除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和从“农业学大寨”死胡同中走向了包产到户。一提到包产到户，人们又容易想到：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倒也不是轻易就做得到的。万里却曾经深情地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讲：“我1980年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同志全力支持主动配合。我们俩很谈得来，观点特别一致。好多事我们一商量，呼噜噜就干起来了，一次又一次冲破难关。如果没有耀邦，那就不好办了”包产到户，开始时你知道有多少人反对?从北京的领导到基层干部，许多人说“社会主义就是集体生产、统一分配”、“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货色”;“包产到户”“联产计酬”就是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复辟;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说长途贩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雇工八个人以上就是资本家的剥削，说这要造成两极分化。种种议论都是按当年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框框造出来阻挡改革。这些，胡耀邦开始时，也是有疑虑的。但胡耀邦不是只靠万、赵两员大将，他自己也到安徽到西北各省去调查，去研究。胡耀邦是坚定的改革者，他调查后，改变了自己原有的担心，热情地支持万里在安徽的做法。并把万里调到中央书记处分工管农业，还担任农委主任。他对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的伟大创举那么关切，就是他认为农业的加速发展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决定性环节。他又特别强调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因素。
有人拿了农业学大寨抵制包产到户，胡耀邦还去山西动员省委总结农业学大寨的教训，以启发他们和包产到户对比。胡耀邦这个总书记不是用一言堂命令各省都一律走包产到户的路做到了的，他是和书记处，和国务院各相关部门;还有他本人和总理赵紫阳，和万里，和田纪云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和谐共事，一步一步都有调查，有总结，有研究，有讨论，有决定。这和毛泽东亲自领导大跃进时，不断以他个人的意见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狠批执行正确意见的周恩来，狠批邓子恢，完全不同。胡耀邦是和万里等同志一年一个农业会议，真正讨论研究出一个当年应做什么和怎样做的决定，连续五年，一年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就这样，对各省有觉悟慢的，还耐心等待。他们就是这样在斗争中，在总结探索中每一年都前进一步的。这中间，还依靠市场把乡镇企业在歧视中诞生，在压抑中成长，在责难中壮大。为我国工业化闯出了一条新路。又在胡耀邦主持下，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的正确观念。这个决定，邓小平评价很高：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一大发明，一大创造。农村改革就这么胜利完成了，在这改革过程中，连续五年增产，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中奇迹之一呀。我国著名新闻工作者和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后来担任国务院农村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的吴象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1980—1987年，是改革取得突破，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时期，是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时期，尤其农村生机盎然、农民扬眉吐气的时期。”他说这是胡耀邦对改革伟业的贡献中一个十分重要又鲜为人知的方面。所以，农民把他当作贴心人。
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国民经济，胡耀邦还有一个重大的贡献是提出：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争取我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这是他看到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提出湖北工农业二十年翻两番的目标受到的启发，也想把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均达到八百美元的小康水平。他找过好些省市领导和部长们商量、研究，自己也经过仔细计算，怎样才能达到，他自认为有把握后，在1980年初去向邓小平建议，邓小平当时就同意了。
但别的领导同志另有思路，1980年8月26日，胡耀邦与赵紫阳、姚依林、房维中到武汉向邓小平汇报经济发展计划。当时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赵紫阳主张六五计划每年增长速度4·5%。
邓小平问：“按此速度，20年能否翻两番?”(三人不答)
胡耀邦说：“20年翻两番，每年平均递增应为7·2%。”
邓又问：“50年翻两番呢?”
胡：“每年平均递增2·5%。”(这筒单的对话中就可看出他是经过仔细核算心中有数的了。)
邓：“那太少了。”
姚依林：“明年只能保4争5。”
这中间，胡乔木于9月24日写了一封《关于波兰危机》的信，提出中国也可能「爆发」像波兰发生的那种局势，我们也应有所准备。胡耀邦看到此信后，根据中国情况，认为我们这里不可能发生波兰那样的问题。胡乔木不听他的，又送请陈云阅看。10月9日，中央宣传部传达陈云意见：“经济搞不好要翻船，宣传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这两个方面不注意，中国也会发生波兰那样的事件。”
1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会议上，陈云说：“明年计划要进一步退下来，有人说这样耽误了时间。从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再耽误三年有什么了不得?”邓小平表示：“同意陈云意见，退得不够可再退。速度5%保不住，4%也行。发展要服从调整。”同时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根据陈云、邓小平的讲话，工农业总产值增长指针降低到每年增3·7%。
陈云发言中还赞赏地引用了一位年轻人给他的信中提出的“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作为经济工作的“二十四字纲领”。赵紫阳、李先念接着讲话表示完全同意陈云意见。但胡耀邦认为要在发展、改革、前进中调整，而不能在消极停滞的后退中调整，尤其不能因为调整而舍弃发展和改革，速度降得太低，这股冷风刮下去，会对全国经济建设产生很不好的影响。争论中他竟说出“不能抱住老套套老框框不放”得罪人的话，也没有争取到大家的同意。反而被一些人嘲笑为“急躁冒进”，是重复“高速度”、“高指标”。“搞经济还是要靠陈云。”
邓力群在他的《自述·十二个春秋》一书里说：“一篇特别值得提出的重要讲话稿，就是小平同志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是小平同志要我帮他准备的，最后也经过乔木修改。乔木修改得最多的、最重要的是思想工作。这个讲话，是邓小平、陈云合作最明显、最确定的一个标志。邓对陈提出的方针给予全力支持。”
胡耀邦的倡议完全失败后，紧接着，胡乔木作了两件完全违反党章党纪非组织性的活动。
一是1983年1月，中央有关部委召开的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胡耀邦去作了《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中强调：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们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他说：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其实，这就是胡耀邦先说出了如今人们熟知的“三个有利于”的意思。
胡耀邦写出这篇改革讲话稿后，先印发给中央的许多人征求意见。在京的书记处七位书记都同意。文稿也给在云南养病的胡乔木看过，“他略为改了一点，并且表示赞赏”。在讲话的前一天，胡耀邦去邓小平家，“小平说：文件很好。没有不同意见。”但2月16日，即春节初四，趁胡耀邦出差未回，胡乔木把《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和副总编辑王若水召到他的家里，反复告诫说：胡耀邦这篇讲话有严重问题，不符合十二大精神，叫别忙宣传(邓力群在他的《自述·十二个春秋》一书里，说乔木对他说：“稿子问题很多……他提了许多修改意见，也退给了胡耀邦。因此，胡耀邦的这个稿子就没有往下发。”)可见他们都自认为总书记胡耀邦的稿子，他们可随便改，改了也不告诉他，还随便扣着不往下发。(胡乔木对十二大精神的理解和掌握，确实与胡耀邦和中央的大多数人都不一样。因为在他看来，贯穿十二大的红线是宣传实践共产主义，而不是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不是要改革、要创新。)不过他最后又叮嘱秦、王不要在报社传达他的话(可见，他还是怕自己的假话露馅)。在这前后，胡乔木还“向邓小平告状，说胡耀邦是刮改革风，说他讲话中没有提四个坚持等等”。这是什么样的政治品质?一般人能想象得到，能这样做吗?
二是3月17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汇报。陈云突然有准备地作了长篇发言，他针对胡耀邦关于经济问题的一些主张提出了十点批评。陈云对胡耀邦许多改革主张很不满，在一些经济建设方针上是存在分歧，其中不少其实是与邓小平的分歧。他的有些批评是听信了一些不实的汇报而曲解了胡耀邦的原意，有些则是主观的臆断。他批评胡耀邦盲目追求发展速度;他不同意当时耀邦主张工业产值增长7%，陈云坚持4%，可是后来的实际增长率超过了7%。二是反对改革，陈云不赞成城市改革，不赞成胡耀邦的“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陈云愤慨地说：“连一五都要改?他批评耀邦不懂经济工作，他明指胡启立、暗指胡耀邦的说：“应该下放到财政部或国家计委去学习锻炼”，等等。出席会议的邓小平，对这些问题都一清二楚，听了陈云的发言后。他在会议结束时明白地说：“到此为止。”
邓力群在他那本《自述·十二个春秋》一书上写道：“后来陈云讲，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是明确了经济工作决策的程序，主导权由书记处转到了中央财经小组，换言之，就是由胡的手里转到了赵的手里，帮了赵的忙。”这说明他们多么想削弱胡的领导地位。
邓小平宣布到此为止后，邓力群却立即赶到新华社全国分社会议上，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华社领导原原本本地传达了陈云对胡耀邦的批评;接着又赶到《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上作了传达。这些新华社记者和《红旗》杂志联络员迅即用电话向各地党委作了汇报。上海、广东等几个省市立即纷纷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询问北京出了什么事?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李言年连夜把邓力群在《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报送到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立即向中央常委们作了汇报。
邓力群在他著的《自述·十二个春秋》一书中说：“会议结束之后，乔木和陈云商量，把会议纪录、发言整理出来，然后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会议，进行传达和讨论。”这时，胡乔木还突然跑到胡耀邦那里眼泪汪汪地说：你不当总书记，还可以干别的，我们友谊长存。弄得胡耀邦莫明其妙。赵紫阳知道后，立即对邓力群说：“你的传达稿必须立即收回，不能扩散!”邓小平当即决断地说：“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不要开。邓胡赵格局不能变!”邓力群的书中继续写道：“邓小平知道了此事之后，说，这个会不要开，已经整理的东西，全部封存存档。”这样高级的领导干部，竟在党中央圈子里搞非组织活动，这成什么话?事后知道这事的人，都议论胡耀邦善良忠厚得近于天真了。
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8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8.7%(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为9%)。这就是说，在这年上半年就可看出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超过7。2%。
在党中央决定翻两番前，因有人信心不足，中央领导同志曾要求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论证一下这个问题。病危住在医院的孙冶方，认为这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在病床上写了他生命中最后一篇文章《20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新上任的赵紫阳总理还亲到医院去和孙冶方商量，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当天下午，赵紫阳办公室告诉孙冶方。总理看了他的文章，认为写得很好，对当前的国民经济调整和2000年远景目标的实现，都有很好的作用。还告诉他胡耀邦、陈云都认为写得很好。随后姚依林、陆定一、薄一波、伍修权、周扬、薛暮桥、于光远等都打电话来祝贺他在病床上写了一篇好文章。
1982年9月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上正式宣布了“翻两番”的宏伟目标，鼓舞了各族人民，全国经济建设得到了更快的发展。1983年就达到了“六五计划”规定的1985年的主要指标，社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1984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又比上年增长14.2%，1985年更增长了16.4%。这些发展速度，实在是出乎任何人的预料，但却是活生生的事实。国民经济20年翻两翻的战略目标，是胡耀邦违反邓小平、陈云和赵紫阳的意见坚持下来并经实践证明完全达到了的。实践证明并不是胡耀邦冒进浮夸。但他对党和国家确定20年翻两番这一伟大贡献，他在争论中的热情、责任感和精密计算，跟包产到户推广到全国一样，也都是鲜为人知道的。
胡耀邦在领导这些经济工作中不断向马克思经典著作请教的事，经济学家于光远亲自碰到过。有一天，于光远到胡耀邦家，看到他正埋头在学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本八百页大书的第三分册。原来他是为《科学院汇报提纲》中提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有人说他歪曲了马克思的意思，他正在查证。于光远在回忆文中写道：“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做实际工作的老同志肯下功夫啃这样难读的著作”。
胡耀邦还认真研读了这本大书第一分册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其中讲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者的关系，他特别注意到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还注意到马克认为生产的目的是消费，消费也会促进生产。于光远认为他理解的观点非常之好。后来胡耀邦曾要《人民日报》开展过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可惜这次讨论也是被胡乔木通过华国锋、邓小平的干预半途而废)。这就是他读书联系实际的一个例子，可见他做经济工作，是有理论做指导的。在他当总书记的时候，能够对国民经济作出这两大贡献决不是偶然的。
